1、能概括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地位的观点是

六经皆史。

六经皆史，谓《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皆为中国古代史书的一种主张。

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内篇·易教上》也提出：“六经皆史也。”他认为六经乃夏、商、周典章政教的历史记录，并非圣人为垂教立言而作。他提出“六经皆史”、“六经皆器”等命题，反对“离器言道”。

近人龚自珍、章炳麟等亦倡此说，参见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章炳麟《国故论衡·原经》。

《史记·孔子世家》认为，六经是经孔子“编次其事”。廖季平认为，《书》《诗》《礼》《乐》《春秋》，笔削全由孔子。皮锡瑞《经学历史》、廖季平《知圣篇》、康有为《孔子改制考》都驳斥古文经学，认为“今古文之争”始于疑经，渐至非圣。

自杜预说《春秋》以尊周公卑孔子，宋人说《易》尊伏羲、文王以压孔子，将六经归为文王周公旧典，在汉以前是无视这种观点的。刘歆、班固屡称孔子，不道周公。到了汉明帝并祀周孔，郑玄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更受古文家所推崇。

来源：光明网-“六经皆史”还是“六经皆经”？

来源：百度百科-六经皆史

2、为什么说六经皆史？

谓《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皆为中国古代史书的一种主张。

明王世贞对此有较详论述，他在《艺苑卮言》中提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没；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经，史之言理者也。”并具体区分六经各文体，有的是“史之正文”，有的是“史之变文”，有的是“史之用”，有的是“史之实”，有的是“史之华”。

“六经皆史”之说，代有人在。隋王通曾说：“昔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矣，故索然而皆获，其述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以后又有宋陈傅良、元郝经、明宋濂、王守仁诸家，王世贞以后，又有明李贽的《经史相为表里说》，清袁枚在《随园随笔》也提出“六经自有史耳”。

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6�1内篇�6�1易教上》也提出：“六经皆史也。”他认为六经乃夏﹑商﹑周典章政教的历史记录﹐并非圣人为垂教立言而作。他提出“六经皆史”﹑“六经皆器”等命题，反对“离器言道”。

近人龚自珍﹑章炳麟等亦倡此说，参见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章炳麟《国故论衡·原经》。

3、系统阐释了六经皆史理论的史学家是谁

系统阐释了六经皆史理论的史学家是清朝的章学诚。

章学诚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主要著作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自从儒家经典产生之后，历代儒者对于这些经书所作出的解释，把每一部经典都解释为宣扬封建政治、教化伦理的范本，致使整个社会都笼罩在神秘化、凝固化的思想体系之下。

章学诚却独辟蹊径，对这些经典作出新解，诠释出经书对于社会发展和学术演进所具有的实质性意义，并且力求引发出新的哲学原理。

比如章学诚在其文章《易教上》中开宗明义提出“六经皆史”说，认为“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记载来源于社会生活和治国的实践，而决非圣人头脑天生聪明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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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处于乾嘉时期考证风气盛行、哲理思维相对薄弱的时代，他逆于时趋，以救治学术流弊、推进哲学探索自任。他对《周易》等儒家经典作了具有特识的新阐释，尤其是，他集中于关系到认识社会进程和学术根本宗旨的历史哲学层面，总结出三项重要命题。

他自觉发扬思想史上优良学风，倡导摒弃错误学风，其论述成为晚清思想解放的动力，其哲学探索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批判性、创新性特点，达到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高度，当之无愧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

章氏的学问，包括两个大的层次。一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学术史进行总结，包括对当前学术风尚作剖析，以及对两千年史学流变作探讨。二是作哲理的探讨，讨论历史哲学，为此，他写有《易教》上中下，《书教》上中下，《诗教》上下，《原道》上中下等重要文章。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陈其泰：论章学诚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4、《文史通义》都讲些什么啊？？

其一，"六经皆史"论。关于我国史学的源流，《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六经》皆史也"。又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在《浙东学术》中，进一步阐述："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章氏提出"六经皆史"的命题，以为《六经》皆属先王的政典，记述了古代的典章制度，说明史之源起先于经，并且指明经术乃是三代之史而为后人所重视。虽然"六经皆史"不是章氏的创见，在他之前王守仁已提出"五经亦史"的见解，但是在乾嘉时期，针对"汉学"注重"舍今求古"的考据和"宋学"专尚"空谈性天"的两个极端，"六经皆史"提出学术必须"切合当时人事"，在客观上却有着积极的意义。这个命题的提出，源自章氏史学"经世"的思想，不但将史学的产生上溯至《六经》之前，而且扩大了古史研究的范围，对先秦史学史和史料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对于"六经皆史"的论述，《文史通义》的《易教》、《书教》、《诗教》、《礼教》、《经解》、《史释》、《浙东学术》等诸篇，均有涉及。

其二，有关历史编纂学问题。这是该书的主要内容之一，散见于《史德》、《说林》、《书教》、《答客问》、《原道》、《释通》、《古文十弊》诸篇中。章氏发展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于"才、学、识"之外，提出"史德"问题。他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德》）具备"义、事、文"方可称为"史学"。"义"指历史观点，"事"指历史事实，"文"则是表达的文笔。在章氏看来，三者以"义"为主，而"事"与"文"不过是求"义"的根据和技巧而已。然后，"义"毕竟是史家主观的东西，那么，如何使主观的"义"与客观的"事"一致呢？章氏认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这是说，史家治史要有尊重历史真实的基本态度，即"填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态度。这里的"天人之际"，是指客观的史实与主观的史家而言，要求史家不以主观的偏见代替客观的史实。所以，章学诚所说"史德"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治史态度。只要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就"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史德》）这是"欲为良史"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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