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在日本留学时间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它的今日更新更是备受瞩目。今天，我将与大家分享关于周有光在日本留学时间的最新动态，希望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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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在日本留学时间

中国语言文化博大精深，在今天，中国文化更是受到了全世界的认同，孔子学院更是全球各地都有创办。而中国文化的传播，主要就是要依靠语言，中国汉字文化也是颇具渊源的，今天的汉字虽然相较于从前，有了很大的简化，但是对于第一次接触汉字的外国人来说，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在汉字教学中，汉语拼音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交流中，无时无刻不在运用着语言，通过语言交流，我们才能正确地表达出我们想要传递给对方的信息。在古代中国，由于交通非常闭塞，还加上一些地理因素，在很多不同地区，都会存在一些口音差别，有些隔得远的地区的人们，对文字的发音的差别就更大了。为了沟通交流的方便，国家便规定了全国统一的普通话。每一个刚刚开始学习的中国小孩，都会学习拼音和普通话。而发明拼音的这个人，就是周有光。

周有光出生在一九零六年的江苏常州，周有光的家族原本也是一个非常显赫的家族，他的曾祖父在清朝颇有地位，后来因为带军打仗而失利，悲痛之下，便投水自尽。自此，周有光就失去了曾经锦衣玉食的生活，全家只能靠着父亲教书的工资，来维持生活。

十岁随全家迁居苏州之后，周有光进入当时创办的新式学堂读书。1918年入常州高级中学预科，次年升入中学。此时中国正处于变革时期，不管是新式教育，还是语言文化，都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变化。而在鲁迅、胡适等学者的倡导下，白话文开始兴起。但是在读中学的时候，却因此出现了很多不便。

原来大家虽然提倡国语，但是老师教学的时候，却都是用的方言。而变革提倡的白话文，虽然更为简洁，老师也表示支持。但在上课的时候，依旧教学古文，就连写文章都要使用古文。即便家书，也得是文言。而周有光所在的学校，有一位标新立异的老师，经常宣讲白话文的好处，这使得周有光对接触这类新鲜事物，打开了新的大门。从这个时候开始，周有光就认识到统一语言的重要性。

后来的周有光经过努力学习，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在这里，虽然一个说着中文，一个说着英文，有着语言上的差异，但是通过打字机，就能把自己想说的话，打在上面。那时候的周有光就在想，英语能够用各种字母拼出来，那为什么汉字不可以用这些字母拼出来呢。

这种用字母组成的文字，相比于不知道该如何发音的汉字比起来，实在是太简单便捷了。周有光看到中文和英文之间的差异后，对语言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为了研究语言的奥妙，周有光在学习经济学的同时，也经常去图书馆学习语言专业。

中国幅员辽阔，又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虽然文字是统一的，但是在发音吐词上还是在各个不同的地区有着不一样的发音，如果能有一种东西，让全中国的发音都能一样，那就省去了很多在交流上的不便，那该有多好。

怀着这样的梦想，周有光一直对中国的汉语发音在进行研究，后来还去到了日本留学。只可惜，等周有光从日本回来的时候，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正在全国进行的如火如荼，在这段时间里，中国无法进行正常的经济和文化活动，全民族都加入到了抗日战争中。当时中国的第一要务就是恢复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拥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家。

生活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周有光对语言的研究暂时放下，带着家人躲避战火的侵扰。到了抗日战争结束，周有光在经济学上的专业性，让周有光进入到了银行工作，后来他又被派到了欧洲工作。那里的金融相比于国内更加繁荣，在那里工作的周有光将重心基本上是放在了银行上。

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周有光去到了爱因斯坦的家里做客，在和爱因斯坦的聊天过程中，爱因斯坦向周有光问道，一个人如果能够活到六十岁，那他这一生中，大概有十三年的时间会花在工作上，有三十年的时间会花在吃饭睡觉上厕所这些事情上面，剩下这个人的一生中还有十七年的时间可以用作业余时间。你的十七年时间会用来干什么呢？

面对爱因斯坦的提问，周有光意识到，原来在自己没有注意的时候，有这么多的业余时间，自己的这些业余时间都用来干了什么呢，是消磨时光，还是用在自己热爱的事情上面。周有光想到了被自己放下的语言研究，曾经的自己想要改变过中国的语言现状，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如常所愿，可是现在生活安定，既然自己有着这么长时间的业余时间，为什么不利用起来。

于是周有光在欧洲生活的这段时间里，经常在业余时间研究中国的语言，还和老舍、罗常培等著名学者一起聊一聊关于语言的看法和见解。在学习之余，周有光发现欧洲人对字母十分重视，这给予了他更多灵感。一直到了新中国成立，国内的形势彻底的稳定了下来，周有光立马就回到了祖国。回到祖国后的他依然在金融行业工作，虽然中国的金融行业并不好，但是周有光一直没有放弃的事情就是在中国语言上的研究。

1954年，周有光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文字大师。他在相关报道上已经发表了不少的著作和论文，这份见识被国家发现。当很多人都认识到了中国语言不统一的弊端，于是邀请了周有光参加全国的文字改革，希望在周有光的带领下，中国语言能够有所进步。周有光知道自己实现梦想的机会来了，于是参加到这次改革中来，并和众多语言学者共同研究创造出了汉语拼音。这套汉语拼音简单好学，大大地降低了学习汉语的难度，而且也通过汉语拼音将全国发音都做了统一。

而周老退休之后，依旧没有停下来。汉语一直是一门比较难的语言，所以国际对此一直想要定下一个标准。而在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的一场会议上，周有光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三年后，这份提议被采用。此时汉语拼音正式成为华夏的代表之一，原本晦涩难懂的汉字，理解得更为容易。作为汉语拼音的创作者，周有光功不可没。因此在诸多文学组织，都能见到周有光的格言和介绍。2017年1月14日，周有光逝世，享年112岁。

结语

周有光在语言文学上的不放弃，才有了我们今天所学习的汉语拼音，才让语言的学习变得更加简单。中国语言汉字是一门源远流长的文化，正是中国人在汉语上的传承和进步，才有了今天的汉字文化。在全世界都能和平交流的今天，中国语言才能毫不胆怯地向世界展示我们的中国话，也让世界上的很多人为汉字所着迷，中国文化才能向全世界展示它的神奇和美妙之处。

沈迦：西方传教士如何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轨迹

本文摘自：凤凰网历史，作者：张弘（凤凰网主笔），原题：沈迦：传教士与中西文化融合

几年前，《寻找·苏慧廉》让读者认识了民国期间这位著名的英国传教士和汉学家，这本书也被各家媒体评为年度好书。之后，作者沈迦又出版了《一条开往中国的船》，再度引起读者关注。前不久，沈迦主编了苏慧廉女儿谢福芸四本著作《名门》《潜龙潭》《中国淑女》《崭新中国》，由东方出版社出版。趁着沈迦回国的机会，就传教士与中西文化融合等问题，凤凰网专访了沈迦。

苏慧廉女儿谢福芸的四本著作

沈迦：传教士与中西文化融合

教堂改变了底层社会的权力格局

凤凰网：我看到你的经历，说你们家从你祖母那一代开始就信基督教，苏慧廉本身也是一个传教士，你做苏慧廉研究的机缘和契机，包括你对他的兴趣，里面基督教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沈迦：我能注意苏慧廉，确实是因为宗教的原因，如果我不是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我不会关注苏慧廉。温州是沿海城市，晚清的口岸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比较大，我相信，在沿海开放城市，有不少这种几代人信仰基督教的家庭，我家一定不是特例。在我老家温州，这种家庭比比皆是。今天的福州、厦门包括上海、南京，这些当年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城市，这是挺普遍的情况。

因为有家族信仰传承，我平常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会多一点，小时候看长辈怎么做祷告，礼拜天到教堂是生活的一个部分，认识奶奶的朋友，大部分都是教徒，我从小就会跟着家里人去教堂，然后也会听到一些关于传教士、信徒的故事或者传说，童年的心中有一些痕迹与记忆。

我做苏慧廉和谢福芸的研究，一定是从这里开始。关注苏慧廉以后继续往前走，从《寻找·苏慧廉》到《一条开往中国的船》，再到今天整理谢福芸作品，就不仅仅只是宗教的原因。有时候，我更多想探索中国历史走到今天的发展轨迹，或者也在寻找我们国家或者这个民族，这群中国人跟世界交往的模式，这个话题可能更有意思。

凤凰网：我看《一条开往中国的船》，就看到你寻苏慧廉的墓地、故居，在海外查找资料。当你做这种历史研究的时候，肯定是有你自己关注的问题，有当代意识在里面。

沈迦：确实有当代意识。当代感越强，即当你寻找到的这个东西跟今当下发生更密切联系的时候，其实打动你的更多。

我起初做苏慧廉研究的时候，没有这么强烈的当代意识。当年只有一个比较朴素的愿望，就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个人，我想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2007年我确定下做这件事的时候，也只有这样一个动因。但在寻找苏慧廉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的初衷改变了很多。我把它找出来的目的是干什么？我不是仅为这个人写一篇生平，我其实（来就）想告诉大家，我们为什么忘记了？还有我们曾经有过的与世界相处的生存模式，对我们今天的启示意义在哪里？包括我这次花不少的精力把谢福芸这四本书推出来，其实不仅是告诉大家谢福芸笔下多么精彩的故事，我更想说，我们曾经跟这个世界有很好的互动，中国跟欧美文明之间曾经无缝连接，并不敌视。我们曾经敌视，但逐渐化解掉了。说实话，那个时代人的现代化的程度或者文明的程度，看世界的眼光，有些地方比今天还文明一点。

凤凰网：《开往中国的一条船》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毓贤在山西1900年杀戮传教士，那一段非常惨烈，不仅杀死了传教士，而且杀死了妇女和儿童。你刚才也说到，包括李提摩太甚至更早的一些传教士，他们来中国的时候，克服的困难比苏慧廉他们还要大一些，到苏慧廉这一代传教士，可以算是磨合比较好的阶段。你如何看待晚清到民国这段时间，由传教士带来的中西文化碰撞和交融？

沈迦：晚清的时候，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或者叫基督教文明的国家，跟我们传统的中国大陆，最早就想寻求一种合作，其实鸦片战争的核心就是要做贸易，英国并没有想侵占中国领土。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清廷确定打不过英国，然后坐下来谈判，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真正的开放了口岸，开始通商，传教的内容都写入不平等条约。

最初只能在《南京条约》中约定的五个城市传教，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就变成沿海的口岸，甚至到内地都可以自由传教，可以建教堂，传教士可以在中国居住生活。也有人讲，基督教是靠着帝国主义的炮舰进入大清，但这些来华的传教士其实不属于他们国家的政府。因为教会在西方是NGO组织（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即非政府组织），不是政府拨款的组织，那些来华传教士不拿国家的工资，不是为他的国家工作的，他们认为自己是为上帝工作的。所以，大量传教士都自发向他所在的教会报名，前往中国传教，这就是晚清传教的基本组织模式。

他们带来西方基督教的精神，那一套理念，跟中国2000年来儒家的思想体系是完全截然不同。中国最典型的士大夫的思维认为，我们有天下最好的一套文明体系，我们根本不需要你送来一套陌生的理念。第一，他们当年确实是夹着不平等条约而来，第二，带来完全陌生的理念，因此自然就有很多冲突。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当年的城市和农村，特别到县以下，都是儒家士绅占领了权力中心。基督教进来以后，突然出现两个权力中心，特别是政府允许传教士在内地建立教堂以后，以教堂为中心的权力中心跟以孔庙为中心的权力中心发生权力争夺，下层的人想脱离以孔庙的那个中心，只要投靠教堂，那些人就没办法了。

这种冲突在当时有教堂的地方都有，其实这是教案发生的最根本的原因。面上讲是一种思想的斗争，其实背后是一种权力的争夺。为什么在中国的教案当中会传出那么多谣言？说传教士杀了孩子，拿孩子的心肝、眼珠做药……很多教案里面都有这些遥远，这些谣言哪里来的？其实是当地士绅炮制、传播的，因为教堂动摇了他们的权力基础，越到下层，对儒家权力中心的动摇越大。原来一个宗族社会里，我完全可以说了算，今天突然来一个教堂，下层人跑到那边去，这就是晚清教案频发非常核心的一个原因。

凤凰网：也就是说，教堂改变了底层社会的权力格局，从而引发了纷争。

沈迦：是的。由于清廷屡战屡败，连李鸿章、慈禧都怕洋人，所以在地方上，有人跟洋人有矛盾打官司的时候，洋人一定赢。为什么呢？决定地方官的是他的上级，最上级都怕洋人，你还不输吗？那你越下面越输，底层民众的民族情绪就越强。洋人，包括部分传教士，因此就更趾高气昂。有些教民本身就是刁民，他们原来在儒家体系内是被边缘化的人，所以投靠了教堂这样一个新的权力中心，再加上有些西来传教士比较单纯，有时候会听信这些刁民的言论。传教士有时候为一个刁民上访到最上面，上头督下来结果知府就被免了。中国传统文人有些还是很有骨气的，心里不服，结果民族情绪、民族矛盾就越来越激烈。所以，这样的纠缠就变成一个个教案。

毓贤在山西屠杀传教士、妇女和儿童，今天看来不可理喻，但毓贤在他民族主义的自我思维的模式里，或者在他的拥趸当中，他是英雄。毓贤是读过书的人，有这么高的官职，他本质上不会是个简单的暴民。但是，他当着孩子的面把母亲杀了，当着先生的面把妻子杀了……毓贤在西方的形象就是一个尼禄，慈禧后来杀他，要做她的替罪羊。毓贤最后死亡的过程留下不少记录，他走向刑场的那天，兰州万人空巷，他慷慨激昂，民间给他多少挽联啊，他觉得自己是杀身成仁。假如把这两幅图拼起来，就会看到我们这个民族分裂成什么样，但是，毓贤的思维模式很有市场。

沈迦

人道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

凤凰网：恰恰在这一点上，我看到苏慧廉的价值和意义，他在中国创办学校、医院也好，研究中国文化也好，尽管前面有很多的隔阂，但是经过时间的考验和他自己的行为昭示之后，还是可以看到文明的融合，你怎么看？

沈迦：我们今天做的教育的工作，读书的目的，其实就是让天底下的人都能和平相处。恐怖组织那些人，到伦敦地铁一炸，他们做这个举动可能也觉得壮怀激烈。在某个层面，他不知道自己的所谓壮怀激烈，这个世界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从这个层面看，毓贤也是不懂的。清廷害怕联军会开进山西，惶恐万分之际，有人想起了来自英国的传教士李提摩太，能救这盘危局的也许只有这个洋人。李提摩太1901年5月29日将一份解决方案《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面交李鸿章。就赔偿问题提出如下建议：共罚全省银五十万两，每年交出银五万两，以十年为限。但此罚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为开导晋省人民知识，设立学堂，教育有用之学，使官绅庶子学习，不再受迷惑。选中西有学问者各一人总管其事。李提摩太自言：“在太原建立一所西式的大学，以克服人们的无知和迷信--这种无知和迷信正是导致对外国人屠杀的主要原因。”李提摩太提交的这个共赢方案，苏慧廉认为是一个慷慨而伟大的提议，并且只有像李氏这样经验丰富与具远见卓识的人才能提出来，这才有了后来的山西大学堂。1907年7月苏慧廉偕妻子抵达太原，成为山西大学堂西斋第二任总教习。

凤凰网：李提摩太这个建议没有提出过分的要求，还说不要再追究官员责任，因为牵动面太大，这种胸怀确实了不起。

沈迦：这其实就是世界主义、人道主义的胸怀和眼光，它已经跨越种族，甚至已经跨越宗教信仰，这才是伟大的人。就说基督教里面的传教士，他们是以天下为胸怀的。《寻找·苏慧廉》里面没有扩展开来讲更多，其实庚子教案里被杀掉的外国人，每一个人都有故事，当时大部分都选择不要赔偿。还有一个传教士全家死在这里，他的兄弟在美国，是美国当地的精英。他提出，用他哥哥的名字在太原办了一所医院，继续帮助当地百姓。还有几个死掉的美国传教士家庭联合起来，在孔祥熙的故乡山西太谷办了一所铭贤学校，委托孔祥熙做中方负责人。铭贤学校就是今天山西农业大学的前身，它跟美国欧柏林大学结成姐妹学校。山西教案这些死难者家属，是用世界主义的胸怀回报中国。

凤凰网：这些事迹，让中国的一部分人指使人受到了很大的触动，这是否化解了后来的中西文化冲突？

沈迦：对抗转为平缓是1900年庚子教案以后，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慈禧已经知道，再跟西方如此对抗就完了，所以她终于决定放弃对抗。所以，1900年之后20年左右，迎来了西方的文化进入中国的黄金时间，那时候，人们开始以去教会学校读书为荣，同时，也以是一个基督徒为荣，那时上层社会很多人信奉基督，基督徒变成社会高等级人，反有优越感。同时也是那个阶段，中国建了最多的大学，最多的教会学校。

凤凰网：我记得，周有光先生大学一二年级就读于圣约翰大学，他的回忆录里面有一个细节记得非常清楚，他说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学生就业前景非常好，都是做外交官什么的，可以一跃进入精英阶层。

沈迦：对，民国初年的时候，外资开始大举进入中国，他们有资金的优势，有管理模式优势，你会英文，并且在文化上相对跟他接近，就能得到最好的就业，所以自然使得很多人愿意把孩子送到教会学校。但到1925年开始的民族主义浪潮，又开始一轮新的敌对，后来有“五卅惨案”、“省港大罢工”……我们看近代史的这一百年，从起先的亲英美，到后来孙中山联俄后，社会又开始转变。总之是反反复复。

凤凰网：《一条开往中国的船》里面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苏慧廉在山西大学堂，送了大概三十几个人去英国留学，后来都毕业了，有的后来还回到学校去服务。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人以革命为职业，用爱国主义做旗帜煽动民众，导致矿山的合作告吹。英国人在的时候有技术也有很好的管理，效益也好，大家收入也高。学生起来把英国人轰走以后，矿山的效率很低，管理也很差，效益不如以前。

沈迦：实际的状况是，科举废掉以后，中国的留学生分两拨，一拨去欧美，一拨去日本。去欧美的后来很多变成技术人才，我们的两院院士大部分都是早年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大文人，如胡适、钱钟书、冰心、徐志摩等，也是当年留学欧美的。但从日本回来的大多成了革命者。那个时候去欧美学费贵，旅途远，并且欧美学校门槛高，家里钱少进不了，你读书不好毕业不了。日本离中国近，旅费便宜，并且杂牌学校遍地，一些人就到那里混个文凭，不好好读书就走向社会。

谢福芸在英国名气比苏慧廉大

凤凰网：从苏慧廉到谢福芸，苏慧廉的影响主要在学术界，谢福芸的影响主要在英国的大众层面。这父女俩的这种中国情结之间，是有一种怎样的微妙的关系和渊源？

沈迦：他们的差异，有个性差异，也有职业的差异。苏慧廉的个性比较严谨，不苟言笑，比较严肃，做事条理性很强，极其的勤奋，非常适合做学术，所以他成为了极其伟大的汉学家。那个时代，在牛津做到汉学教授这个职务，就相当于欧洲汉学的皇冠，他的学术成就，大家今天有目共睹。也正因为这样个性，所以他留下的材料当中，基本没有自己的生活。即便是写一本温州的传教回忆录，写的也像是宗教调查报告。他不是一个生动的人，并且不记录今天到哪里，明天到哪里。

谢福芸是他的女儿，一是性别不一样，二是她不是以一个学者来要求自己，但她也是剑桥毕业，有很高的思想高度，并且有很好的文笔。同时他们观察中国的角度也不一样。两个人不同的禀性，使得谢福芸会以文学的状态描述中国，苏慧廉以学术的状态记录中国。

但他们的共同点是热爱中国，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有时候觉得他们对中国的热爱让我们动容。这种热爱哪里来？最朴素的理解是他们在中国待了太长时间，而谢福芸出生在中国。从苏慧廉来讲，最年轻的岁月或者他最大事业的成就在中国，中国让他有很强烈的存在感，并且他在中国做了很多的事情，中国人对他很认可，与中国人有很深的感情。谢福芸则出生在中国，一生六次来华，她对中国很依恋，如果能重回中国，她有一种冲动感，因此，她当然希望这个地方更好。

他们热爱中国，但他们又是局外人，思维模式也是西方的，所以他们能够跳出来，理性地看待中国，也知道中国的问题在哪里。最感动我的就是苏慧廉在生命最后的时候，一个中国留学生去医院看他，那时候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苏慧廉说，你对中国的未来需要耐心。我觉得这句话讲出了中国最大的问题，解决中国任何的问题都需要耐心。中国是一个变化太缓慢的国家，鲁迅说搬动一张桌子都得流血。我觉得苏慧廉读懂了中国。

我认为，谢福芸也很懂中国，因为她知道西方社会是怎么走过文明转型轨迹的，我们是没有走过，所以经常会操之过急。那么庞大的一个文明古国，只能慢慢地转型。

凤凰网：从谢福芸的《名门》来看，她和翁斌孙一家几代人建立深厚的感情，可以说，她本身就是一个标本，西方人跟中国的家庭的融洽相处，无论是情感方面的也好，文化方面的也好。这种融洽的发生在于，这两家人他们都有比较高的文明程度，可能也有很好的理性，很包容的文化心态。你在国内生活多年，后来移居国外，对此有何感受？

沈迦：第一个认同，就是这两个家族都是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常熟翁家是中国传统儒家士大夫家族的代表。中国文化有很好的一面，比如自省、自律、待人接物的礼节，下辈应该怎么做，做官不为自己谋物质利益，等等。翁家有很好的家风，要不然难以立足几百年，这是代表中国传统儒家文明的一面。苏慧廉这个家族代表西方文明，两个文明在高度上有一致性，文明本身是相通的。我非常认可你这个观察，但我还想补充的一点，就是他们都有为人真诚的一面，没有让文明变成一种表面的礼仪、表面的客套。

我举一个例子：谢福芸比翁斌孙的儿子，就是书中的“励诚”（即翁之憙），其实年长了11岁。谢福芸为什么能跟他们玩得那么好？西方人有他真诚，很天真的一面，这种真诚让他们能够跨越一定的年龄。

第二，“励诚”1926年作为徐树铮的秘书随代表团到英国伦敦去的时候，谢福芸来见他，那个时候翁家（中国的翁家）出现了些经济问题，家里人想让励诚赶快回来，他一直和谢福芸以姐弟相称，所以把苦恼告诉她。谢福芸其实不是太能理解中国大家族里面的这些问题，但她即表态，我先生死了，留下一笔遗产，如果你需要钱，我这笔钱先给你。

翁万戈就是翁斌孙的孙子，励诚的儿子，今年正好100岁，他也知道我做苏慧廉研究，他听到苏**的名字的时候很亲切。（他年轻时就知道苏**，但不知道她叫谢福芸。）我请他为谢福芸这四本书题写书名，100岁的老人说“义不容辞”，“我很荣幸能为苏**的书写书名”。

凤凰网：你说谢福芸在西方名气比他爸爸苏慧廉名气要大。就有没有发现有一些读者，比如说当时的英国人受到谢福芸的影响，后来在中英交往里面发挥作用？

沈迦：我对谢福芸的研究没有这么深，但我能够举证谢福芸在她的时代，在欧美的畅销程度。第一，比如《名门》这本书有很多的版本，有口袋本、精装插图本，简装本，有英国版、美国版，甚至还有德文版，而且不断被重印。这就表明它当时很受欢迎。

第二，谢福芸留下了一封信，这封信就是1926年1月写给励诚的英文信，今天还保存在天津的翁家。这封信说，“励诚，你好，12月份的信我收到了，你竟然第一时间已经知道《名门》出版了（励诚懂英文，当时中国可以订阅英文报刊），我很高兴，你说这本书很好，这本书其实有很多的书评，但可惜这些书评都发表在通俗报刊，不是学术报刊，好在这本书销量不错。”这封信离《名门》出版大概就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再一个，谢福芸1959年去世的时候，我看到《泰晤士报》发表的讣闻挺长，说一个知名的作家去世了，第一段就介绍她是《名门》的作者，告诉英国人这本书是20年代出版的，这个人是谁，还以这几本书作为她的标志。谢福芸自己晚年其实生活挺艰难的。她的先生谢立山是爵士，英国政府可能对这种贵族遗孀有政府补贴，但你得写报告，英国人的收入是公开的，你今年纳税多少钱，今年收入多少钱，为什么申请这笔资助，还得有证明人。我在大英档案馆看到她写的申请资助的报告，声明自己的版税收入隔了30年以后已很有限，靠这个钱已经不能维持生活。

教会大学对中国贡献卓越

凤凰网：在原来的观念中，一直就有一个说法，教会是文化侵略，还是为帝国主义在中国谋取利益服务的。从表面上看，这套说辞似乎言之成理，也有一些人相信，他们认为，教会他就是来传播西方文化的，就是来影响我们的。那么，从苏慧廉等英国传教士的主观意识和实际行动来看，我们应该怎样理性客观地看待这些说法？

沈迦：这里有几个关系我觉得要厘清：第一个观点前面讲过，西方的教会是NGO组织。在今天的欧美也还是这样的，它不是政府组织，它们是政教分离的。所以，西方政府不可能拨款给宗教组织。因此，西方的教会跟政府没有关系，也不是为政府服务的，它不传播政府的理念跟意识形态。最简单的问题，我不拿你的工资，凭什么要给你做事情？有些人有意混淆这一点，要把这两者连在一起。

第二点，传教士到中国来，无论是建学校还是办医院，还是办慈善，建教堂，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传教，这一点是不可回避的，他第一目的是传播基督教信仰，办学校跟医院，只是迂回战略，可能用这个方法能让中国民众更容易信基督教。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传教士传播的基督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就取决于对这个信仰的看法。他传播基督教，民众信了以后为美国政府服务，或者为帝国主义服务，还是信了之后为你服务了。信仰他要改造心灵，这个心灵最终是让你成为它的走狗还是让你成为自己、成为一个独立人格的人，我认为这是问题的核心。

当年教会学校毕业的、从欧美归来的留学生，包括后来成为中国两院院士的这些人，这些人回国以后，可以说顶起了中国整个二十世纪的学术天空。这些人是为中国服务了，还是为美国服务了？民国的大师活的这么有风骨，他们做了洋人的走狗吗？没有。民国时代的大学毕业生，包括前面提到的周有光先生，为什么一生都在追求真理和道路，年逾百岁还要呐喊、发声？周有光先生刚刚去世了，但还有个年近九十的资中筠先生在发声，他们当年都在教会大学受过教育，你说他们是在为美国发声吗？他们以老迈之身承担起这个社会的良心和责任，就是觉得我应该做这个事啊！

那个时代讲健全的人格，苏慧廉也讲山西大学堂培养的就是学生健全的人格。上海圣约翰的校训是“光与真理”，其实这是耶鲁大学的校训。苏慧廉在温州的时候有中法战争，中法战争中国惨败，但这个消息传到中国，传到温州的时候，变成中国人胜利了。苏慧廉是读英文报纸的，知道中国败了，但民众都在传中国胜了，奔走相告，并且说这个老外怎么还在这里，应该赶出去。中国近代积弱，需要有谣言来安慰自己，那时候也没有多少人懂英文，不明真相。一百年后，我才读懂为什么中法战争在中国的信息传播会与事实大相径庭。

凤凰网：苏慧廉他们在中国做传教、办学校、办医院，做各种公益事业，在现实中起到的作用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这里面就陷入一个困境在于，一部分民众总是很容易被煽动，从你对苏慧廉父女，以及传教士的研究角度，你怎么看？

沈迦：我认为，容易被煽动的死结就是中国的每一个个体没有完成独立理性的建构，总认为自己是某一个组织中的依附者，没有独立人格与精神。用西方话来讲，中国一直没有完成个人的思想启蒙工作，这个工作至今都没有完成。我们所受的教育，一直是灌输、奴化的教育，中国儒家体系中，宗族也是束缚个人的。后来的教育也强调，集体利益比个人要大，个人是可以被牺牲掉的。你是不用思考的，只要听从、服从就可以了，长而久之，你也就不会思考了，只希望有人帮你解决问题。我觉得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教育的问题。

苏慧廉和其他传教士当年办的教会学校就要打破这一点，就是让每一个个体能够苏醒，每一个人都是伟大的，每一个生命都同等重要。谢福芸在北京办的学校，也是基于唤醒女性的独立意识。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语言文学领域做出了哪些突出贡献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原名周耀平，起先“周有光”是他的笔名，“有光”后来成为他的号，1906年1月13日出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早年研读经济学，1955年奉调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周有光的语言文字研究，领域十分宽广，研究的中心是中国语文现代化。他对中国语文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做了全面的科学的阐释。周先生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订者，并主持制订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85岁以后开始研究文化学问题。

周有光在语言文字学和文化学领域发表专著30多部，论文300多篇，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中评网称周有光具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苏培成称其“敢于说真话、说实话”；《晶报》称他“敢讲一般人不敢讲的话”。

成就贡献

编辑

汉语拼音方案

1955年，周有光提出普及普通话的两项标准：全国汉族学校以普通

周有光 (10张)

话为校园语言，全国公共活动以普通话为交际媒介，并提出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1979年-1982年，周有光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促成国际投票通过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之后，周有光继续研究以词语为单位的拼音正词法，形成《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8年公布。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主编《汉语拼音词汇》，成为电脑中文词库基础。

语文的现代化

1961年出版《汉字改革概论》，对语言学和文字学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如词的结构问题、同音字和同音词问题、简化和繁化问题等，扩大了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范围。

文字发展规律

周有光提出了“文字三相分类法”（符形、语段、表达法），并把汉字的传播历史分为“学习、借用、仿造、创造”四个阶段，对汉字文字学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8]

个人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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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在2007年10月31日获得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的特等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为全国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较高规格的奖励。[9]

主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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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详细信息

《中国拼音文字研究》 上海东方书店1952年第1版，1953年第6版。

《字母的故事》 上海东方书店1954年第1版。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年修订版。

《拼音字母基础知识》 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年第1版。

《汉字改革概论》 文字改革出版社1961年第1版，1964年修订第2版，1979年第3版，香港尔雅社1978年修订本；“日本罗马字社”1985年日文翻译版，译者橘田广国。

《电报拼音化》 文字改革出版社1965年第1版。

《汉语手指字母论集》 文字改革出版社1965年第1版。

《拼音化问题》 文字改革出版社，1980年第1版。

《汉字声旁读音便查》 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

《语文风云》 文字改革出版社，1981年第1版。

《中国语文的现代化》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版。

《世界字母简史》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版。越南有潘文阁教授译本。

《汉语拼音词汇》 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初稿本，1964年增订版，语文出版社，1989年重编本。

《语文闲谈》 （初编上下）1995年第1版，1997年第2版；（续编上下）1997年第1版，（三编上下）2000年第1版，北京三联书店。

《新中国的金融问题》 香港经济导报社1949年第1版。

《资本的原始积累》 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文化畅想曲》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1版。

《世界文字发展史》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版。

《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 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

《比较文字学初探》 语文出版社，1998年第1版。

《新时代的新语文》 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1版。

《人类文字浅说》 语文出版社2000年第1版。

《多情人不老》 张允和、周有光合著，“双叶集丛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版。

《汉字和文化问题》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日本有竹中宪一教授译本。

《现代文化的冲击波》 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1版。

《周有光语文论集》 共4册，上海文化出版社。

《周有光髦耋文存》 北京三联书店。

《周有光百岁新稿》 新知三联书店。

《汉语拼音 文化津梁》 三联书店，2007年9月

《朝闻道集》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3月版。（作者104岁新著）

《文化学丛谈》 语文出版社 2011年1月版。

华东师范大学走出过哪些名人？

华东师范大学不仅仅有着浓厚的文化气息，还培养过许多人才，这些名人活跃在各个领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首先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央视一姐——董卿。她曾经在华东师范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她是一位优秀的主持人，曾经多次主持过央视春晚，和与中国文化有关的节目如：《朗读者》、《中国诗词大会》等。她的优雅被大家所喜爱。

然后就是体育健将刘翔。他是中国田径(110米跨栏)一级运动员，多次在奥运会上夺冠。刘翔曾经因运动而受伤。有一场在比赛过程中旧伤复发，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依然走完了整个赛程。他坚持不懈的精神令人骄傲。

还有著名企业家、分众传媒创始人江南春。他自公司成立开始就担任董事局主席和首席执行官。2018年10月，江南春以390亿财富排名2018年胡润百富榜第58位。

还有青年散文家、当代作家赵丽宏。他的作品散文《顶碗少年》被列入苏教版六年级下册第4课、人教版六年级下册第4课，我们小学时都学习过他的这篇散文。他的代表作有《珊瑚》《云中谁寄锦书来》《顶碗少年》等等。

华东师范大学之所以走出这么多名人，与它的培养计划是分不开的。

华师大以陶冶品性、学会学习、学会发展为导向，将崇尚真理、独立思考和实践创新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培养以民族振兴为己任，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综合素质协调发展，在各领域有影响力的卓越人才。

还有创造条件，努力使具有特殊潜质和突出才能的优秀学生，在素质全面提高的基础上，能够更快达到更高发展水平，在各自领域展现才华，成为各个领域拔尖人才、领军人才的重要后备力量。

华师大的名人还有很多，母校都因他们而感到骄傲！

我国最牛老人发明汉语拼音，还和爱因斯坦是朋友，他活到了几岁？

相传我们民族最初的文字是由仓颉创造出来了，也正是文字的出现，我们才有办法将文化传承下来。对于我们民族来说，文字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文字在我们的入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小到一本简单的书籍，大到国家大事的交流，实际上都离不开文字的存在。

假如没有文字，现代社会能不能继续运转下去尚是个问题。文字除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工具之外，还是我们思想交流的手段。正是有了文字作为媒介，所以各种不同的思想才能碰撞在一起，构建了各种不同的灿烂的文化。

曾经我们华夏遭受了一场苦难，差点就连汉字的存在都要消失了。好在无数的有志之士的努力，才能让汉字保存下来。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起一位老人的存在了，他为汉字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国最牛的老人，发明了汉语拼音，还和爱因斯坦是朋友，活到了112岁。

在1906年的时候，一个叫做周有光的婴儿诞生在了中国江苏。他的曾祖父在清朝的时候是个大官，家世显赫。只是后来随着清朝的覆灭，周有光的家道开始中落。到了后面，甚至只能靠周有光的父亲给别人教书来养活一家人，跟以前前呼后唤的日子一对比，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当年周有光在读书的时候，学校要求学生们学习国语还有白话文。但是平时老师跟同学们之间的交流，依然是使用着方言而且平时写文章，居然是用文言文写的。当时年少的周有光就觉得非常的奇怪，后面经过了一位特别的老师的启蒙，周有光开始对白话文感兴趣起来了。

后面周有光靠着自己的努力，成功考上了当时的名校——上海圣约翰大学。但是周有光入学之后发现，同学老师之间的交流，基本上都是靠英语的。但是因为有着打印机的存在，所以沟通起来也不算麻烦。

明明都是中国人，为什么平时交流都是用英文呢？周有光对于这个现象充满了疑惑。后面经过周有光的调查，发现这里的学生和老师来自全国各地，口音和方言都是不一样，平时很难交流，只有共同使用英文，这样子才能将教学工作开展下去。这个发现让周有光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于是他决定要对文字进行一场革命，样所有中国人都说自己国家的语言。

大学毕业之后，周有光很多同学都开始工作了。但是使命在身的周有光选择了赴日留学，打算增加自己的学术修养。但是等到周有光回国的时候，命运跟她开了个玩笑--抗日战争爆发。此时国内到处都在大战，死伤无数，人们都忙着躲避战乱，谁又会去理会周有光的文字改革呢？

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内恢复了平静，各地工业也开始发展起来了。周有光也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在新华银行的职位，他被上司委派到华尔街任职。在华尔街呆了三年多的时间后，有天有个朋友找到了周有光，说现在爱因斯坦想要找个人聊聊天，周有光有没有兴趣。周有光一听，这肯定有兴趣啊！于是立马梳洗打扮了一番，就跟着朋友走了。

等到周有光怀着忐忑的心情打开爱因斯坦的房门时，却发现爱因斯坦打扮邋遢，就好像是在跟自己的朋友交流一样，表现得很平和。爱因斯坦问周有光说：假如一个人的寿命只有60岁，除去如睡觉吃饭等必要的时间之外，还有17年的时间可以支配，你会怎么做？

听了爱因斯坦的话，周有光焕然大悟。于是在接下来的人生中，周有光不敢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全力专研语言学，似乎曾经那个带着使命的周有光回来了。

在纽约的时候，周有光常常跟一众国内学者交流，一起讨论有关于中国语言的问题，这些学者都认为周有光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认为他肯定能将文字改革成功。

后面新中国成立了，远在美国的周有光一听这个消息，立马辞去了现在的高薪工作，然后马不停蹄的回来报效祖国，这次他直接在复旦大学里面当一个经济学的教授。可惜后面命运再一次跟他开了玩笑--工资改革来了，周有光瞬间少了80%。但是这次周有光没说什么，依然开始了自己的研究，使命已经不容他继续抱怨下去了。

后面周有光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在1955年的时候，国家亲自给周有光发来了邀请，希望周有光能够参加国家的文字改革会议，而且让他担任领导者。起初周有光是拒绝的，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这个实力，后面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周有光才愿意接过重担，为国家的文字奉献自己的力量。

此时周有光年纪已经很大了，而且以往在文字上花费时间积累的知识，远远达不到理想中的效果，一时之间，周有光感觉非常难受。于是周有光在文字研究上面花费的时间就更多了，就是希望改革能够成功。

这个生长在苏州九如巷的女人叫做张允和，虽然生活在战乱纷飞的年代，但是张允和却非常幸运地遇到了周有光。

两人在读书的时候认识，对对方都感觉很满意，所以很快就在一起了。跟自己的事业相比，在爱情上周有光似乎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但是两人却很恩爱。有时候周有光觉得自己一事无成，认为自己给不了妻子好的生活，于是就写信跟她说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张允和跟他说，美好的生活是我们一同创造的，不是你给我的。就这样，从国家成立开始，一直到内乱结束，两个人相互扶持，对对方给予了足够的支持。

结语：两人晚年之后的生活，更是让别人感到羡慕。每天他们都要喝两次红茶，每次都要碰杯，就好像当初结婚一般。可是在2002年之后，碰杯声就再也没有响起来了。妻子的离世，对于周有光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打击，他差点都走不出阴影了。后面周有光也是振作起来了，只是每当有空的时候，周有光总是会回忆起两人以前的生活。

虽然已经年过百岁了，但是周有光依然不愿意闲下来，将自己的精力全部都放到了学习上面。自从汉语拼音被发明出来之后，周有光还出版了很多的图书，别人问他长寿的秘诀的时候，周有光总是笑着说：死神那么忙，可能把我给忘记了。我国最牛老人，发明了汉语拼音，还和爱因斯坦是朋友，活到了112岁。

俗话说得好，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周有光就是最好的代表人物了。虽然说现在已经是年过百岁的年纪了，但是只要他还有心思学习，那么他就是年轻的。

好了，关于“周有光在日本留学时间”的话题就讲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的讲解对“周有光在日本留学时间”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并且能够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好地运用所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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