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的海外杰出华人有谁

要3个，包括姓名，职业，杰出成就（不包括陈香梅、焦立中、贝聿铭）

2、关于海外华侨的爱国故事！急急急！

不要太长，200~400就可以，不要复制，像讲历史那样的故事不要，简短的一个故事，大概两三段。

O(∩_∩)O谢谢

3、云南昆明景点南洋机工抗日纪念碑景点介绍

南洋机工抗日纪念碑景区简介： 在中国云南省昆明西山森林公园内，耸立着一座高大的汉白玉建造的“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碑高9米，大理石贴面，底座刻有“赤子功”四个字，碑顶有一个当年的南侨机工荣誉纪念章图案。巍巍丰碑矗立在苍松翠柏之中。1937年抗战爆发后，旅居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3200多名华侨机工响应侨领陈嘉庚的号召，分批回国参加抢修滇缅路，运送国际上支援中国的抗战物资，共有1000余人殉国，为抗战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了让子孙后代永远缅怀和牢记爱国华侨的这一段光荣历史，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集资修建了这个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对我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全国同胞团结抗日的怒潮汹涌澎湃，气壮山河;海外华侨同仇敌忾，义愤填膺，积极抗日。1939年，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下，侨居海外的炎黄子孙积极响应，纷纷回国报名参加打击日寇，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3000多名热血沸腾的南洋华侨机工，满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民族责任感，毅然离别父母亲人，远涉重洋，回到祖国，组成“南洋华侨机工队”，投身于神圣的抗日救国服务工作。 当时中国沿海港口均已失陷，抗战进入了最艰苦阶段。云南是最重要的战略基地，是大后方又是抗战最前线，滇西仅存滇缅公路成为唯一的国际通道，世界各国和海外华侨支援我国抗日的军需物资均靠这条运输线运输入。南侨机工不顾一切个人安危，冒着烽烟战火，夜以继日抢运军需辎重和兵员，组装、抢修车辆，培训驾驶机修人员。在这期间，有1000多华侨因战火、车祸和疫病为国捐躯。这是海外赤子热血报国的见证，是两个国家一个民族用鲜血和生命结成的链条，也是马星两地和中国云南友谊血浓于水的渊源。 星马的同胞没有忘记那些为抗日而牺牲的机工，早在抗战结束不久就在吉隆坡广东义山墓地为他们修建了纪念碑。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后，云南省政府拨乱反正，在以陈嘉庚侄子、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名誉会长陈共存先生为首的星马华人推动协助下，于1989年在云南省昆明西山用汉白玉建起了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 南洋华侨机工陈列室位于纪念碑旁，由马中友好协会秘书长陈凯希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中筹款，园林绿化工程处施工，2005年底建成，占地2600平方米，其中建筑占地300平方米，采用仿古建筑形式和园林艺术相结合的手法，由一展室、二展室和多功能厅组成。每逢纪念活动时，陈列室内摆放由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境内的去世的南洋机工家属、健在的南洋机工捐赠的物品，包括南洋机工的行军床、毛毯、床单、草鞋、皮箱等物品。 位置：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森林公园 电话：0871-8427893 开放时间：8：00~18：00 门票：西山详情咨询景区，山上各景点单独售票。 交通路线：西山风景区位于昆明市西郊，从昆明市区前往，交通便利。 公交：昆明市区有多趟公交车前往西山，车程约一个半小时。 打车或自驾：从昆明市区出发，车程约半个小时。

4、举出一个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事例

全民族团结抗战的胜利

中国抗战是指1931年至1945年历时14年的抗日战争。在这场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中，各爱国党派、各社会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全国人民英勇反抗侵略者，表明了与侵略者血战到底、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决心。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社会各阶层纷纷投身到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上海、北平、天津等大中城市的工人群众纷纷组织抗日义勇队、宣传队，支援前线，参军参战。教师学生以及宗教界、妇女界等都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组织。1937年7月，上海一批社会名流成立上海抗敌后援会，蔡元培等组织了上海文化界救亡救国会；何香凝、宋庆龄倡议成立了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9月，沙千里等组织了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等等。这些抗日团体在淞沪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民族工商界人士也表现出高昂的爱国热情。他们踊跃认购救国公债，为前线将士捐赠物资。华中、华北地区的许多工商界人士抱着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把自己的企业搬迁到西南和西北后方省区继续从事生产，以支持长期抗战。上海著名实业家胡厥文等克服重重困难，积极组织民营厂商内迁。进步实业家沈鸿在八路军办事处协助下，将其五金厂的机器设备经西安迁往延安，为陕甘宁边区工业生产发挥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中国各少数民族也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从北到南，从朝鲜族、满族到壮族、瑶族、黎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人民为保卫中华民族利益，维护祖国独立和统一，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东北，朝鲜族、满族等少数民族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在大青山，蒙古族和汉族群众组成抗日武装，成为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少数民族建立起抗日救国会等爱国团体和抗日武装，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1938年1月10日在冀西阜平召开的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不仅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各抗日军队和抗日群众团体的代表参加，有工人、农民、开明绅士和资本家的代表参加，还有蒙、回、藏等少数民族的代表，以及五台山的僧侣代表等参加。在少数民族的抗日武装中，冀中回民支队和渤海地区回民抗日游击队最为有名。冀中回民支队由回族共产党员马本斋担任司令员，人数最多时达2000余人。他们英勇抗敌，屡建战功，受到群众拥戴。冀中军区曾通报嘉奖回民支队，授予“无攻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的锦旗。为掩护马本斋的母亲，冀中献县东辛庄的许多群众不惧敌人的威逼，被打得死去活来仍守口如瓶。最后马母见情不忍，挺身而出。在敌人威胁利诱，要她写信劝儿子投降时，她痛斥敌人说：“我是中国人，一向不知有投降二字。”最后绝食而死。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抗日英雄。

新疆各族人民也为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仅据募捐一项的统计，自1937年9月至1940年5月，新疆各族民众共捐款折合大洋322.617万余元，金银首饰2万余件，除1938年购买战斗机10架送往抗日前线外，其余均汇往抗日全国后援总会，支援抗战。其中，1938年3月13日，新疆库尔勒县维吾尔族妇女然比汗，捐抗日救国后援款票银75万元。11月6日，阿克苏区温宿县农民沙海阿洪将父亲遗留的部分朝汗路费捐作抗日捐款，并称：“全国抗战，民很愿亲赴前方，共同杀敌救国，奈因交通不便，并家务关系，未得前往，故将所有一半自愿捐助，以助前方多买几种枪弹，多杀几个敌人，好给我们中国报仇”。沙海阿洪这位山村农民热烈捐款救国的表现，表达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爱国之心。

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也以各种方式支援和参加祖国的抗战。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上海八一三事变的第二天，东南亚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等立即发起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1938年10月，东南亚各国的40多个华侨救国团体的代表在新加坡集会，一致决议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推选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其分支机构遍布南洋各国，广泛开展募捐活动，筹集抗战急需物资，组织华侨青年回国参军参战。1939年2月，南侨总会应国民政府军委会西南运输处的要求，代雇机工即汽车司机和修理工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前往新开辟的滇缅公路和西南各省服务。先后有3200余名南侨机工回国服务，他们克服路险、雨滑、疟疾乃至敌机轰炸等种种艰难险阻，以忘我的牺牲精神为祖国抢运战需物资。在美洲，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于1937年10月发动美国纽约市54个华侨团体，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号召侨胞募捐支援祖国抗战。波士顿、旧金山以及南美一些国家的华侨，欧洲、澳洲（大洋洲）等地的华侨，也先后建立了支援祖国抗战的各种团体，进行抗日宣传，抵制和阻运日货，筹集现款和物资，购买救国公债，组织人员回国参军参战，增强了祖国的抗战力量，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贡献了力量。

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对祖国抗战在经济上的支援是巨大的。全国抗战开始后，中国国民政府陆续向国内外发行救国公债、国防公债及节约储蓄券等多种债券，总数达30亿元。到1942年，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认购总数达到11亿元国币，超过发行国债总额的1/3.而且战后这些公债并未偿还。所以，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购买的这些公债如同捐款一样，全部无偿地贡献给了祖国的抗战事业。为了支援祖国抗战，华侨纷纷“增寄家费以益外汇”，侨汇连年保持在较高水平上。数额巨大的侨汇收入，不仅可以填补中国对外贸易的巨额逆差，同时作为硬通货，还被用作发行纸币的基金，起到了巩固国民政府法币币值、维持战时经济的作用。这也是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从经济上支援祖国抗战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野蛮侵略，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各界爱国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团结一心，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斗争中。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

5、如何增进海外侨胞对祖国的热爱

增进海外侨胞对祖国的热爱方法如下：

1、开展侨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意义

增强侨界人士的爱国情怀，提升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加强侨界人士与祖国的联系，促进侨务工作的发展。培养侨界人士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促进他们融入当地社会为当地的发展做出贡献。

2、开展侨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途径

通过举办侨界文化活动、座谈会等形式，向侨界人士传递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让他们深入了解祖国的历史和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在侨界社区设立中国文化中心、中文学校等机构，让侨界人士深入了解中华文化，提升中华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

3、开展侨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重点内容

祖国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让侨界人士了解祖国的变化和成就，增强对祖国的信心和归属感。祖国的文化传统和现代文化的融合，引导侨界人士了解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现代文化的发展。

海外侨胞分布范围

从华侨华人的海外分布看，超过80%居住在东南亚，其余依次是美洲、欧洲、澳洲、非洲。据我国侨务部门和相关学界近年来研究统计的数字，东南亚国家中，泰国华侨华人850万占当地人口14%，印尼华侨华人750万，占当地人口3.1%。

马来西亚710万，占当地人口26.5%，新加坡270万，占当地人口75.6%，菲律宾150万，缅甸130万，越南1263570。以上为亚洲华裔人口超过100万的地区。从华侨华人的祖籍看，广东籍占54%，福建籍占25%，海南籍占6%，其他省、市、自治区共占15%。

6、陈嘉庚的具体事例

俗话说：“会赚钱只是一半本事，会赚钱又会花钱才是大本事。”世界上会赚钱者不少，发财之后真正懂得花钱者不多，而其中的佼佼者更少。陈嘉庚认为经商赚钱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其最终目的是要将赚的钱都拿出来为社会办好事办大事，为社会培养大批有用人才，以便建设一个能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独立统一和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从1910年参加同盟会到1961年逝世，陈嘉庚从事爱国政治、社会活动的时间长达51年。他几十年如一日，始终把个人命运和祖国命运联系在一起，时时处处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陈嘉庚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毅然担起领导海外华侨抗日救国的重任。他担任“南侨总会”主席，领导南洋800万华侨，募集巨款，捐献物资，征募机工，以巨大的财力、物力及人力支援祖国抗战。1938年10月，陈嘉庚针对汪精卫对日妥协投降的活动，通过电报形式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一份怒斥汪精卫对日求和的提案：“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后该提案获大会通过并精简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对此，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邹韬奋曾指出：“这寥寥十一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1940年，陈嘉庚率领慰劳团回国考察，他先后访问了重庆和延安。重庆“虚浮乏实，腐化堕落”，使他“绝无一项稍感满意”，而延安“政治良好、爱民如赤、勤俭为公”，使他“如拨云雾而见青天”。重庆和延安的鲜明对比，帮助他分清了是非，辨明了真伪。陈嘉庚开始动摇了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信念，转而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他“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自此对共产党“一心仰俯，矢志不渝”。这是他人生的一次重大的政治抉择。1942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东南亚，陈嘉庚领导华侨保卫第二故乡——新加坡。新加坡保卫战，华侨千余人组成的星华义勇军浴血奋战八天，重创日军。东南亚沦陷期间，陈嘉庚辗转避难于印尼各地。日军到处搜捕、打探，爱国侨胞不惜身家性命全力掩护，陈嘉庚才能化险为夷、幸免于难。《南桥回忆录》就是在避难期间完成的，里面详细记载了海外侨胞对祖国抗战的重大贡献。陈嘉庚辗转避难时期，身上始终藏着一小包氰化钾，随时准备以身殉国，表现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崇高民族气节。

7、海外华侨的故事，最多100字

抗日战争时期：“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海外侨胞发扬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掀起了抗日爱国高潮，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祖国抗战，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和国际援华活动。如：1939年3月至9月，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的号召下，南洋各地华侨机工3192人，满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民族责任感，毅然离别父母和亲人，远涉重洋，回到祖国，投身于神圣的抗日救国服务工作之中，他们在千里运输线上克服了重重困难，把亟需的军用物资运到前线抗击日寇。其中，在滇缅公路战时运输线上，死于战火、事故和疾病者逾千名。为了表彰南侨机工的光辉历史功绩，激励后来者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云南省人民政府于1989年7月7日在昆明西山树立了“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现列为中国侨联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华侨都倾注了极大关注，不少热血青年纷纷回国参战，参加祖国建设。改革开放二十余年，华侨、华人和归侨、侨眷更是发扬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为改革开放、统一祖国，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归侨侨眷中的优秀代表 ...

8、二战时期爱国人士捐赠中国多少飞机大炮

捐资输财，从经济上援助祖国抗战

经济支援是华侨对祖国抗战作出巨大贡献的最集中体现，它大体上可分为财力捐输与物力贡献两个方面。前者包括捐款、购买国债和寄返家乡侨汇；后者包括捐献战需物资和投资国内生产建设事业。

抗战期间，海外侨胞千方百计地为祖国筹措战费，捐款名目十分繁多。有常月捐(月捐)，即逐月义捐一定数额的款项；有特别捐，即针对国内新发生某种灾难或急需某种捐助而发起专项捐献；有献金，即利用各种节日、纪念日发动侨众捐款，或以红白喜事、庆功、节约等名义自发捐献。捐款的方式也灵活多样，或摊派，或劝募，或举行文体活动筹款，或开展义卖活动，不一而足。台湾“侨务委员会”根据财政部移送的捐款资料，统计出抗战八年华侨捐款总数超过13亿元国币，可见其数量之可观。此外，华侨通过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保卫中国同盟等渠道捐赠给中共方面的款项，也有一定的数额。

“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陆续向国内外发行救国公债、国防公债、金公债及节约储蓄券等多种债券，总额达30余亿元。为增强祖国抗战能力，海外侨胞踊跃认购，为数至巨：1937至1939年，认购救国公债51150346元、国防公债6265138元、金公债2915880元又22924金铸；到了1941年夏，共购债6.82亿元；截至1942年，购债总额已达11亿元国币之巨，占国民政府发行公债总额的1／3强。这些公债战后国民政府并未偿还，与捐款无异。

侨汇主要是指华侨汇寄回乡的家族赡养费。战时，华侨在开展捐献活动的同时，还“增寄家费以益外汇”，侨汇数额由1936年的3.44386亿元国币猛增至1937年的4.73502亿元国币，此后连年居高不下。庞大的侨汇收入，不仅填补了我国对外贸易之巨额逆差；作为硬通货，它还可被用作发行纸币的基金，起到了巩固国民政府法币币值、维持战时经济的作用。

对于国内紧缺的战需物资，海外华侨也予以大力捐助(包括代金)，仅大宗物资即有飞机数百架、汽车上千辆及无数衣服、药品等等。以捐献飞机为例：1937年年底，广东省政府为加强空防，成立广东人民购机抗敌筹募委员会，向美洲、澳洲等地粤籍侨胞募集购机款。短短年余间，即筹集资金约合国币800余万元。翌年，中国航空建设协会发动海外华侨献机，支持祖国空军建设。南洋华侨热烈响应，仅菲律宾即献有50架，缅甸19架(均以每架10万元国币计)。从1937年下半年至1940年初，华侨经由水路、陆路运回国内的各种捐赠物品，总数在3000批以上，平均每月100批左右。华侨捐献物资给中共敌后抗日武装，也屡见不鲜。

另外，还有不少华侨移资国内尤其是西南大后方的工矿、垦殖、金融等行业，创办了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的侨资企业，从而增强了祖国的经济实力。据统计，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华侨总投资额达16亿元国币；此后直至抗战胜利，投资额约为2—3亿元。

巨额的财物捐输，倾注着侨胞的沥沥心血。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为了全身心投入抗日筹赈工作，常年住在总会办事处怡和轩内，不问家事。当时，其企业经营已然滑坡，资金有限，但仍认常月捐2000元至战争终止；每逢捐款购债事，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竭其所能，以为人先。南侨总会副主席李清泉身患糖尿病，但仍“以领导救运为己任，……为祖国的抗战事业鞠躬尽瘁”，致使病情恶化；弥留之际，犹系念祖国受难儿童，嘱将遗产取出10万美元捐作难童之用。美国侨领司徒美堂以七秩高龄之身,领导纽约全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开展工作，在该会一呆就是5年之久。期间，他坚持每天早上10时上班，到深夜12时才下班，风雨无阻，从未间断，并且他自己也成为纽约地区捐款最多的17位华侨之一。爱国侨领能以身作则，中下层侨胞更是慷慨解囊。在加拿大，两位青年华工遥闻推行航空救国捐，立即赶来各捐献1400元积蓄，并表示，因“远离祖国，勿能亲往杀敌，只此区区，实不足报国，但略尽国民天职耳”；一位衣着朴素的老华侨听了航空救国的讲演后，则当场倾其囊中所有的1100美元捐给祖国，只留下10元路费回家，“在场者均为之感极泪下”。荷印坤甸华侨马细旦，“足废多年，不能工作”，平日靠在街坊乞讨度日。得知暴日侵华后，连日爬至市中心“痛陈祖国被难同胞颠连惨状”，“乞钱为祖国难民请命”。缅甸仰光女侨胞叶秋莲，把自己一座两层楼房及全部财产变卖，将所得钱款捐助祖国，而自己则削发为尼，过着清贫的生活。菲律宾马尼拉一位5岁儿童叶秀荫，也在祖母的陪同下走进华侨妇女慰劳会，将自己一年节省下的糖果钱约国币800元全部捐出。北婆罗洲山打根埠华侨小贩郑潮炯鬻子助赈、毁家纾难的事迹，尤为感人。抗战爆发后，他曾先后7次沿门义卖瓜子，将所得叻币350元捐给祖国赈济伤难同胞。1940年，其父在老家广东新会被敌机炸死，消息传来，郑潮炯悲愤莫名，抗日情绪益加昂奋。鉴于家贫如洗，助赈无力，乃将一亲生幼子卖给他人抚养，得礼金80元，悉数送交筹赈会，不久，又外出为祖国筹募赈款，走遍新马等地大小百余座城镇，得叻币5800余元，写下“抗战史上侨胞救国之可歌可泣的一页”。事实上，捐助祖国的巨额款项，有80%来自华侨的血汗钱。在抗日救国的崇高精神激励下，许多平素默默无闻的贩夫走卒、老弱妇孺，竟做出了种种感天地、泣鬼神的义捐壮举。

除了捐资输财外，广大华侨还通过发动抵制日货运动和不合人、不供给运动，削弱日本的经济实力，从而间接地支援了祖国的抗日战争。

9、什么是“抗日的精神”

一、抗日战争过程中凝聚和形成的抗日战争精神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最终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载入史册。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维护了中国的领土、主权的完整和民族的独立，而且还产生、凝聚、形成了以中华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抗日战争精神，这种精神贯穿于抗日战争的始终。

1、高度凝聚和升华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中华民族辉煌悠久的历史上，爱国主义是历经几千年沧桑变化、王朝更迭而一直保持蓬勃生机的内在推动力，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和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特别是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长期斗争中，中华民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团结一致、抵御外侮，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夺取了近代以来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伟大力量。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反对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所进行的一次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取得彻底的性利，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其主要原因来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形成了中华民族顽强战斗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召唤下，形成了一股炽烈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爱国主义潮流。在这股爱国潮流面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制定了全面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抗日斗争的路线、方针、政策，调动和组织了中华民族一切抗日积极因素和力量，成为抗日斗争中中华民族利益的最根本的代表和核心，从而也就得到了中华民族的信赖和支持，促成了革命的迅速发展和壮大，保障了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中国民主革命的最终胜利。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我国东三省，侵略矛头直指全中国，妄图灭亡我中华民族到日本的武装进攻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形势；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大规模的抗日民主救亡运动。处在日寇铁蹄下的东北人民，首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抗日号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而国民党统治区的（上海、南京、武汉、北平、天津等）大城市民众也掀起了如火如茶的抗日反蒋的救国斗争。所有的劳苦民众、知识分子、社会各阶层人士都把反对外敌入侵、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全国各地的工人纷纷举行反日大罢工，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货物。组织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抗日义勇军；各地的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示威；民族资产阶级也积极行动起来，一些工商业者与学生、工人一起开展了抵制日货和对日经济绝交运动。中国政治形势的巨大变化，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反抗异族入侵英勇不屈的民族气节。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领导下，在爱国主义精神下激励下，伟大的中华民族以豪迈悲壮姿态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之中。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促使千万万中华儿女的从睡梦中惊醒，更重要的是使爱国主义在全体中国人民中间凝聚和产生。爱国主义就象一根红线，连接着你、我、他，共同构成抗日战争的坚不可摧的坚强防线。爱国主义激发没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以饱满的斗争热情投入到抗日战争前线，成为抗战胜利的强大的精神动力。

2、高度团结和统一的民族精神

外敌的入侵导致了民族的觉醒，民族的觉醒促进了民族的团结与统一，而民族的团结与统一，则是民族凝聚力、民族精神的的具体体现。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实现了巨大的升华，因而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成为全国四万万同胞坚持抗战的精神支柱。

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团结和统一的民族，在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团结统一的时间占了1300多年.可是，到了近代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瓜分，封建主义的长期统治，使中国长时间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之中。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政权很快被北洋军阀所篡夺。各派军阀拥兵自重，各自为政，连年混战，使国家四分五裂。虽然蒋介石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但各地方实力派与之貌合神离。此外，国共两党之间，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战争也一直未断，持续了十年之久。为此，日本帝国主义想趁此之机，灭亡中国，先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直到卢沟桥事变，企图全面侵占中国。

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国民党蒋介石无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使日本侵略者胆子越来越大，竟制造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妄图全面侵华。在亡国灭种的危难时刻，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国共两党又重新携起手来，团结御辱。历史证明，正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促成了全民族的团结，使中华民族夺取了抗战的胜利。

抗战前，自从蒋介石背叛国民革命破坏国共合作后，国共两党虽打了十年内战，但在民族危亡关头，国共两党从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捐弃前嫌，实现了新的合作.当然，这次合作是由共产党首先倡导，然后也得到了蒋介石的响应才最终实现的。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年底蒋介石就通过各种渠道与共产党联系、谈判，其中经历西安事变和七八次谈判的曲折过程。国共合作终于在卢沟桥事变后正式形成。9月22日扩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实际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告正式建立。于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在华夏大地上迅猛开展起来。全国各族、各界人民及海外侨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一致，同仇敌汽，奋起抗战，中华民族用自己的血肉筑起了一道攻不破、摧不垮的钢铁长城，中华民族达到空前团结和统一。

历史证明，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它的胜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是全民族空前团结、共御外辱的伟大胜利，它显示出处在进步时代的中如果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全民族同心协力地团结抗战，就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民也就不会在抗战胜利后短短的几年里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最终建立起民主、统一、强盛的新中国。

3、义无反顾、舍家为国的奉献精神。

在整个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中华民族表现出了高度的奉献精神。所有爱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学生及各阶层人士，他们都把维护祖国的独立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无私无畏地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战争之中。

他们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都对抗日战争以强有力的支持。在人力方面，地无分南北，人无分民族，只要是爱国的中华儿女纷纷是“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全国有40个民族的数百万青年奔向抗日战场。广大工农兵、知识分子、爱国华侨汇集在抗战的前线.这种来源于强烈的民族凝聚力的民族情感而爆发的爱国热潮，成为中国持久战用之不竭的人力资源。在财力方面，各族人民更是奋勇争先。从西部边陲的新疆、西藏、青海等各族人民到内地的各民族人民都踊跃地为抗日而捐赠大量的钱物，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宝贵的贡献。海外华侨更是毁家纾难，抗战期间，共捐款达12.3亿元，为抗战作出重大贡献。在物力方面，全国广泛开展了捐献飞机、车辆、药品、衣物等活动，仅新疆地区1943年即捐飞机144架。而拉卜楞藏区所捐财物可购飞机30架。美国旧金山华侨一次捐机40架，美洲华侨还捐救护车200辆，而非律宾华侨捐凡士林500万磅，连巴达维亚的华侨也捐奎宁丸多达一亿粒。

这种伟大的奉献精神，是建立在各民族的强烈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基础之上的。正是靠着这种精神，中国人民才能相互团结、相互配合，一致对外，共同反对和抗争自己的敌人；正是靠着这种精神，中国人民才凝聚、形成了伟大的抗战动力，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艰苦卓绝、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

中国人民的八年的抗日战争，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但却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不怕牺牲的顽强斗争精神。无论是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表现得非常充分。正面战场牵制了日军三分之二以上的兵力。广大国民党爱国官兵，从抗战一开始便表现了不怕牺牲、英勇杀敌的顽强战斗精神。当日军对卢沟桥发动进攻时，中国守军立即予以坚决还击。在级将领。在忻口会战中，双方激战21天，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骐、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牺牲，士兵伤亡达10万之多。淞沪会战，我军与日军血战三个月，战斗之惨烈，“牺牲之壮烈，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在台儿庄战役中，滕县守军122师师长王铭章以下全师将士壮烈殉国。这一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伤亡人数达80万之多，消灭敌人44万多，使日军损失飞机780多架，舰船百余艘，消耗军费92亿多日元，彻底打破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企图在三个月内打败中国的侵略计划。

在敌后战场上，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纵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的广大指战员，以落后的装备，奋不顾身地与装备精良的日军在山林、平原、湖泊浴血奋战，以耿耿爱国之心，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战争第一阶段，主要是配合正面战场，深入敌后，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大大牵制和削弱了敌人的兵力。正面战场的几次胜利，都与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的配合与支持分不开。战争第二阶段，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抗击着60%的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为国家和民族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赵一曼在日寇面前，坚强不屈，英勇就义;八位女战士抗击敌人到最后，为了民族的尊严，投江而死;狼牙山五壮士战斗到最后，高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纵身跳下悬崖;杨靖宇在冰天雪地里，弹尽粮绝，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他们，高风亮节，表现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伟大的民族气节。

在全民族奋起抗击侵略者的斗争中，少数民族也同汉族一样，不管是下层还是上层，都纷纷拿起武器，积极投入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斗争之中，在我党领导下，先后成立了多支抗日游击队和抗日爱国组织。抗日游击队中的各民族战士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在白山黑水之间、林海雪原之中、黄土高原之上、南国的密林深处，同日寇拼死搏斗，牵制日军兵力，扰乱敌人后方，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有力地配合了内地的抗日斗争

身在异国他乡的广大爱国华侨，也与祖国同命运、共呼吸，以各种形式积极参加抗战，为捍卫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生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充分表现了炎黄子孙炽热的爱国情怀。他们不仅建立各种抗日救亡组织，积极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日宣传和进行各种形式的对日斗争，积极配合祖国的抗战，而且在财力、物力与人力等方面，给予祖国抗战以巨大的支持。他们纷纷回国参军参战，这些热血儿女为保卫祖国作出了巨大贡献，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当时，在中国的驱逐机飞行员中，华侨占四分之三；爪畦归国女青年李林，在晋绥边区的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4岁，为全国同胞所敬仰。他们的英雄业绩，将永远铭记在中华民族光荣史册上。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坚决支持和广泛参加的一场空前的民族战争，中国各民族及其上层人物，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各阶级和各个阶层，海内外华侨及华人后裔都投入了反对中华民族的敌人的斗争中，都对这场民族战争做出了积极而伟大的贡献，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爱国赤子之心。抗日战争真可堪称为全国人民总动员的一场决战。

二、抗日战争精神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1、永恒性是抗日战争精神所体现出的最基本特征

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为基本内容的抗日战争精神，永远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中华民族的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始终是中华民族高扬的两面旗帜。尽管随着朝代的更迭，时代的变化，历史的变迁，爱国主义的形式和内容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但其维护中华民族的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精神以及抗击外国入侵的斗争精神却是一以贯通的。

抗日战争的各个时期，各个阶段中华儿女所体现的这种精神，无不是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做出的最好和最准确的诠释。这种精神贯穿于抗战的始终，是中华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并取得伟大胜利的巨大精神支柱。这种精神不仅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中华民族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化，抗日战争精神会被赋予新的内容和形式，但其本质和核心是不变的，那就是爱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精神。

2、民族性是抗日战争精神所体现出的最显著特征

民族性是抗日战争精神的又一个主要特征，这是中华民族精神与其他民族精神根本区别之一。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善良和热爱和平的民族，同时又是一个勇敢和不屈不挠的民族，在每一个历史时期，这种民族特性就有着不同的体现和反应。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这种独到的特性体现的淋漓尽致。抗日战争精神所蕴含着的爱国主义精神，民族主义精神，无私奉献精神，顽强的斗争精神等，都与我们的民族特性紧密相连，这是其他民族所没有的。

勤劳善良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特征，正是有了勤劳和善良，中国人民才具有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精神。因而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才产生了巨大的热情，把自己的一切，甚至宝贵的生命都奉献给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上。中华民族又是勇敢、不屈不挠的民族，从不惧怕外来的侵略和干涉，为保卫自己祖国的主权、领土的完整和民族的独立，与凶残的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他们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自己的基本道德准则和义务，把抗日救国看作自己的神圣天职，各阶层人民纷纷行动起来，保家卫国，表现出了空前的爱国主义热情。从日军踏上我国领土的那一天起，中华儿女就凭借其顽强的斗争精神开始了一场赶走侵略者，保卫祖国的伟大战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抗日战争精神的产生、形成、发展和凝聚依托于抗日战争这一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也是产生抗日战争精神的必然原因。但追溯起根本的形成原因就是它的民族性，正是中华民族的勤劳、善良、勇敢、坚强而热爱和平的民族特性与抗日战争的结合，最终形成了伟大的抗日战争精神。

3、时代性是抗日战争精神所体现出的最鲜明特征

抗日战争精神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与是俱进的。尽管时代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抗战精神的实质和精髓则是永存的。

当今世界已不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冷战结束了，冷战时期的显矛盾，随之烟消云散了，但冷战时期的潜矛盾却越来越显现，并相互摩擦和碰撞。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矛盾和纷争，利益的重新分配和组合等一系列问题日益凸显。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应该怎样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国内的发展该如何进行和定位，需要一种什么精神来支撑，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抗日战争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其时代价值就充分显示出来了，抗日战争精神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焕发出了另外的表现形式。不再是战场上的厮杀搏斗，也不是大街上的游行示威，更不是民众支援前线那种壮观的场面。而是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的共同意志，是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共同努力，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道上不断奋斗的坚定步伐。

时代性是一种先进事物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一种最直接的体现和表现，是紧跟时代节拍的。抗日战争精神所蕴含的时代价值和特性，将在今后的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熠熠闪光，将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凝炼出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

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扬伟大的抗日战争精神

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在新的世纪，中国正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发展机遇期。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发扬伟大的抗日战争精神，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1、弘扬伟大的抗日战争精神，铭记历史经验教训，为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的精神动力

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在历史上曾经辉煌过，发展到近代，尤其是清代的“康乾盛世”掩盖了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的停滞落后状态，蒸气机的发明在西方引发了一场工业革命，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崛起造成了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中国和西方的差距迅速拉大了。

从1750年后的200年间，中国和西方的差距几乎拉大了100倍。落后就要挨打。资本主义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实力，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中国反停略战争的第一次全面胜利。它改变了近代中国屈辱的历史。这段屈辱历史的一页虽然揭了过去，但落后要挨打的历史教训不能忘记。尽管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综合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但从总体上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仍然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

和平建设年代与残酷战争年代一样，最可宝贵的是不能丢弃中国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因此，要在全体人民中特别是在青少年学生中，不断灌输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让这种精神在他们的头脑中生根开花。要把这种精神，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动力。

2、弘扬伟大的抗日战争精神，正确处理开放过程中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中国早已不是闭关锁国的国家。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不能关起门来，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成为必然。尤其在我国进行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探索中，终于确立了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一目标的确立，使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的程度大大加深。更加广泛了。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保持并弘扬中国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仍是首要基本的问题。

与世界各国的广泛交往，包括外交、贸易和思想、文化、学术交流，我们都要有自己的民族精神。在当今纷繁复杂的世界交往中，这种精神更须坚持。这就是，在面对霸权主义威胁、干涉，有可能丧失民族尊严，国家权益的时候；在外来势力的政治蛊感、物质引诱下，可能自辱于炎黄子孙的时候；在其他情况下，发生人格国格问题的时候；在所有这些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坚持这种精神，保持民族特性。屈辱的教训不能忘记，屈辱的历史更不能重??已经普遍进入了中国家庭，仇恨可以消解，但?扬伟大的抗日战争精神，正视西方某些大国的反华倾向和日本军国主义潜在势力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众所周知，美国在全球推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在中美关系上，它把所谓遏制中国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到处插手，美国某些言论媒体，经常制造反华舆论。诸如中国没有民主，没有自由的叫嚣，等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中国进行遏制，常常以“民主”、“人权”等为借口干涉我国内政。

而日本尽管在“二战”以后，和平发展成为日本的主流，但仍然有一些军国主义分子和极右翼分子，他们不满足于日本的经济大国地位，要求重新成为军事大国，恢复军国主义的统治。他们不仅试图抹杀在中国制造的“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而且竭力为日本的侵略行径翻案，他们以前的翻案还只是在历史教种书上把“侵略”改为“进入”之类，现在则扬言日本侵略中国，侵略亚洲邻国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而且是大功。这个大功，一是把亚洲国家从英美统治下“解放出来”，二是亚洲各国的民族独立和经济发展，应该“归功于战争”即归功于日本的侵略、统治，这真是荒唐之极。不仅如此，日本的政要们不仅接连不断地参拜靖国神社，而且还要求外国入访者也要参拜。更有甚者，个别右翼分子还公然登上我国领土钓鱼岛，践踏了我国领土，无视我国的主权……这一切都充分说明，日本政治右倾化问题非常严重。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高度关注和警惕。

对美国存在的一些反华倾向和日本一小撮使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企图，我们切不可置之不理，我们要重温历史，时刻牢记和发扬伟大的抗日精神。既要坚持爱国主义、又要维护民族的独立，要以中国民族精神来予以回击，还历史本来面目，以正视听。更重要的是要把满腔的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化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实际行动。维护社会稳定，保持社会和谐，进一步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的复兴才能最终实现。

10、各界人士如何帮助中国革命的成功

华侨在中国近现代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一股不可缺少的推动力量，所起作用和所作贡献是巨大的。中国致公党是85年前在华侨社团美洲洪门致公堂的基础上组建而成。中国致公党的历史也是一部近现代华侨史的缩影，受着华侨眷眷的爱国情怀和拳拳的报国热情的滋养，如今的中国致公党已发展成为现代中国的一个民主党派和有一定影响力的参政党，这也彰显出中国致公党和广大华侨、归侨与侨眷对国家、人民以及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的坚定信念和政治态度。

我们从华侨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历程中可以触摸到致公党发展的脉动。

一、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20世纪初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性的民主革命，各地华侨创立了许多的学校与兴办了一批侨报，广泛地对中国的革命进行积极的、正面的宣传。从兴中会成立至武昌起义的辛亥革命爆发的16年中，孙中山先生直接领导发动的武装起义共10次，每次华侨都是起义的骨干力量，仅1911年的黄花岗之役中，华侨就占了三分之一。

当时的华侨除了宣传和前线征战，支援革命的主要功绩还在于助饷，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一文提到：“慷慨助饷，多为华侨；热心宣传，多为学界；冲锋破敌，则在新军与会党。”10次起义中用于购买枪支弹药的开支以及其它活动的经费，总共为港币62万元，其中世界各地华侨的捐助约占80%，可见华侨的“助饷”对于革命能如火如荼进行乃至成功是及其重要的。1910年11月，孙中山先生前往美国、加拿大筹集起义的经费，在温哥华，当地洪门致公堂首捐1万元，并倡建革命救国筹饷局，但当时在加拿大的华侨大多为收入微薄的华工，一时无法筹到足够的款额，在这艰难的时刻，致公人站了出来，维多利亚洪门致公总堂决定将堂产抵押，以最快的速度把从银行借到的3万元汇往香港策划起义的指挥机关统筹部。消息传开后，许多洪门致公堂效仿此举很快筹得5万多元，再加上侨胞个人的捐款，一共达7万元之多。关于这段历史，当年曾随孙中山先生筹款的冯自由，在其所著的《革命逸史》中有详细的叙述。当时，在加华侨近3万人，他们大多加入了洪门致公堂，含辛茹苦购置了安身立命的堂产，然而为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他们义无反顾不惜将堂产抵押借钱捐款支持革命，洪门致公堂这种可歌可泣的革命主义情操，至今仍是我们的骄傲和楷模。

华侨们的这些举动在海外华侨爱国史上，谱写了一段感人的篇章。这些事迹生动形象地印证，如果没有华侨从革命一开始就给予支持，辛亥革命是很难成功的。对此，孙中山先生由衷地说出了“华侨是革命之母”这句发自肺腑的心声。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五四运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作为一场前所未有的反帝爱国运动犹如一阵阵强大的冲击波，通过各种渠道波及到海外华侨社会中，他们热血沸腾，群起声援，与国内的反帝爱国运动遥相呼应，有力地构成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19年5月9日，由旅居英、法的中国留学生、华侨及某些中国政界人物联合组织的中国国际和平促进会，当出席巴黎和会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抵达巴黎后，和平促进会组织留学生和华侨多人到其下榻处请愿，递交请愿书，并随即召开国耻纪念会，与会500多人，其中有不少欧美各界名人。中国国际和平促进会实际上成为了五四运动期间欧洲华侨开展爱国活动的领导组织。在国内外强大的压力下，尤其是旅欧华侨同胞对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直接施加压力的特殊作用，迫使中国代表不敢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未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这标志着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国民党要人张继在谈论到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约的原因时说：“其力乃在巴黎之华工及学生。”从中表现了旅欧同胞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巴黎和会期间，除了在巴黎的华侨，世界各地的华侨也非常关注和会的动向，并以实际行动声援国内的五四运动。诸如日本华侨和留学生到各国驻日使馆请愿，并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马来亚、菲律宾华侨拒绝参加英、美殖民当局为签订对德条约举行的庆祝活动，及东南亚华侨开展的抵制日货活动等，直接和间接打击了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及其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卑鄙行径，因而具有更直接、更强烈的反帝爱国性质，坚决地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不言而喻，广大华侨在扩大五四运动的国际影响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抗日战争时期

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投降的十多年间，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席卷了海外华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为祖国抗战捐款的华侨有400多万人，约占当时全世界华侨人口的一半左右，遍及亚洲、南北美洲、欧洲、大洋洲和非洲华侨的家家户户。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人数之众、时间之长、力量之强、影响之巨，都是空前的。抗战期间共有华侨团体约3500多个，它们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打破宗亲、地域的界线，走向联合，将千百万华侨组织起来，上至工商巨贾，下至贫民、乞丐，各阶层人士以义捐、义演、义卖等各种形式慷慨捐款，汇成一股抗日的洪流。仅就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资料显示，华侨捐款约达13亿多元，汇回国内的数十亿侨汇，对支持祖国抗战起了很大作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旅美侨领，中国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亲自发动美东地区侨社成立“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为祖国筹措战费。他竭其所有，尽力捐输，名列纽约地区捐款最多的17位华侨之一，在他的带领下，美洲洪门侨众全力捐助祖国，贡献至巨；而他所在的筹饷总会在八年抗战期间，亦募集了约330万美元的巨款。

同时，有不少华侨青年冲破重重封锁，投奔延安，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成长为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和反法西斯战士，涌现出像八路军女英雄李林(印尼归侨)、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菲律宾归侨)等一批华侨英烈，堪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共产党员的光辉模范”；仅陈嘉庚先生为首的南侨总会，就在南洋华侨中招募了3400多名汽车司机和维修工人简称“南侨机工”（全称“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回国服务。在当时中国唯一国际通道的滇缅公路上服务的机工有一半以上是华侨，他们为滇缅公路的畅通，作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神行太保”。南侨机工，是海外华侨以人力和技术进行抗日救国的典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华侨反法西斯生力军中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贡献最多的一支队伍。

在国家灾难深重、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致公党中央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取消党治，以团结各党各派共组抗战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维护国家独立，同时训令：“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各国各地致公党(堂)组织在爱国主义感召下，和广大海外侨胞一起，积极投入了祖国的抗日救亡斗争，决心为抗日救亡的神圣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1941年冬，司徒美堂经过香港到达重庆，周恩来在八路军办事处热情接待了他，并就抗战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交谈。他回美国后，积极动员在美爱国华侨从财力、物力上帮助支援八路军、新四军。

四、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赢得八年抗战的最后胜利，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却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悍然于1946年出动277万兵力，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反攻。1946年11月，回到南京的美国华侨领袖致公党的核心领导人司徒美堂拒绝国民党擅自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愤然赴港。在这个特殊的政治分水岭上，中国致公党代表着海外侨胞明确地表达了反对独裁、反对内战的意愿。1947年，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个历史转折点。这一年4月29日至5月1日，致公党在香港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宣布致公党从此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为此奋斗到底。1948年为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口号，致公党又单独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这是中国致公党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标志。《宣言》明确表示“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宣言》号召华侨同胞将来“回到民主的祖国的怀抱，参与新中国的各种建设，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康乐的国家”。

1948年8月12日，司徒美堂又以美洲洪门致公党元首身份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国是主张”，指出“当前国内形势大变，谁为爱国爱民，谁为祸国殃民，一目了然”，强调“中国乃四亿五千万人民之中国，非三五家族秘得而私，必须给人民以民主自由”，强调召开新政协、组织联合政府是“解决国内政治问题之唯一良好办法”，表示“本人虽然年迈，但一息尚存，爱国之志不容稍懈”，“愿以八十有二之老年，为中国解放而努力”。10月中旬，司徒美堂在离港返美前亲笔拟定《上毛主席致敬书》，“向出斯民于水火的毛润之先生致敬”，郑重承诺“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

致公党的政治抉择和对中国前途的正确认识，符合且代表了广大华侨的情感、信念和利益。在全国解放前的白色恐怖中，许多华侨毅然决然地回国，在恶劣环境中同反动政府进行英勇斗争，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中间有许多人不幸被捕或牺牲。对华侨的贡献毛泽东在一些场合总会强调华侨在反蒋民主统一战线中的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并给予极大的肯定：海外华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力量之一。

五、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与改革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华侨为中华民族从此站立起来而欢欣鼓舞，从各方面支援新中国的建设，更有大批归侨抛弃国外优裕的生活条件，满怀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毅然回国为新生的共和国贡献力量。“文革”时期，海外关系受到破坏，但是，海外华侨还一直在关注着中国。海外华侨本来就怀有极大的爱国热情，正在他们感到报国无门的时候，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激发了这种热情，他们纷纷投资中国，最先开发中国改革开放这块处女地的就是华侨，这个时期是海外华侨经济发展最快的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了他们一个希望和契机，华侨的尝试和收获，渐渐引来了外国人也开始跟着投资中国。因此，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离不开华侨抛砖引玉的巨大贡献。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同时，中国致公党也把握时机，突出本党“侨”的特性加强与海外华侨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紧密联系，大力宣传中国改革开放的有关政策和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积极关心广大归侨侨眷、海外留学人员、海归人员的生活和工作，努力搭桥引线促成海外侨胞对祖国的投资和贸易。为增强海外华侨的团结和友谊，祖国的和平统一，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了许多不懈的工作。

从以上的综述中，我们自豪地看到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每个时期，都有致公党人高义薄云的奉献和披肝沥胆的真情。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变革、民族的兴衰荣辱、祖国的繁荣富强中都饱含着华侨的期待和渴望、渗透着华侨的血汗和艰辛、彰显着华侨巨大的作用和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这些不平凡的历程中，我们能触摸到中国致公党发展的脉搏：在中国革命的每个阶段，华侨是推动革命胜利的关键力量之一，致公党则是这个力量中最坚定的推手。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时刻，华侨是坚强的后盾，致公党则能在每次战斗中都得到了质的飞跃。在一些重大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关头，致公党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保持清醒的态度和坚持不渝的信念。因而中国致公党能从85年前一个风雨飘摇年代的海外华侨民间组织，到如今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新时期富有生机的进步政党。被万钢主席赞誉为：“爱国的旗帜、华侨的楷模”的司徒美堂是中国致公党发展历史中真正的标志性人物，本党前主席罗豪才对司徒美堂的一生有高度准确的概括：“司徒美堂先生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所走过的道路，正是千千万万爱国侨胞所走的历史道路的高度浓缩和生动体现。”罗主席的话从另一侧面诠释和肯定了致公党成长的道路和与中国共产党以沫相濡的政治态度。

在纪念党的85华诞之时，世界华侨华人的分布和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内华侨祖籍地从沿海到内陆的快速扩展，侨乡遍及全国；老华侨及其后代的绝大多数已是我们“嫁出去的女儿”，落地生根，且根深叶茂，不断地架设起“婆家”与“娘家”友好往来、合作共赢的“桥”；“新华侨”在更宽广的地域和领域显现着更为独特的作用。这就意味着中国致公党正面临着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如何应对新“侨情”的挑战。这就要求我们致公党党员要有更坚定的政治信念和更坚强的“致力为公”的使命感，放眼社会民情和世界风云，更努力地学习“侨”的知识，更用心地了解“侨”的现状，提高自身的修养和能力，为“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维护侨益”做出新的贡献，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复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继续发挥我们致公党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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