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什么是文学的内部研究和文学的外部研究

文学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关于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对话

刘涛 贺麦晓

刘涛：贺教授您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和您对谈一次。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和杂志的研究在中国非常有名气，国内的学者时常引用或时常提到您。王德威教授从去年起就在课堂上说，下个学期请了伦敦大学的贺麦晓教授来上现代文学的课，他治学非常有特色，以文学社会学见长。

据我的了解，您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中国新诗研究和中国社团、杂志研究，主要治学方法是文学社会学。我们先从您的博士论文谈起好吗？

贺麦晓：好的。我们说中文吧，省得你回去翻译。

刘涛：那太好了。您的博士论文是关于《雪朝》的吧？您当时为什么对中国新诗感兴趣呢？

贺麦晓：是的。《雪朝》1922年出版，是朱自清、周作人等八个中国诗人的合集。我在荷兰莱顿大学读书时，老师是汉乐逸，他研究中国现代诗歌，有关于卞之琳研究的著作。汉乐逸老师自己也是个诗人，我对诗歌有兴趣，主要是受了他的影响。当时在莱顿大学，除了我以外，还有柯雷，也研究诗歌，另外还有现在在哈佛东亚系的伊维德教授。伊维德教授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但也对诗歌感兴趣。我们都是那个时代的人。在莱顿大学，我们算是诗歌研究的中心。

我一直对中国五四文学有兴趣。我比较强调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以此角度去看，可以见出很多很有意思的现象和问题。五四文学有非常强的实验性的一面，同时也比较丰富和复杂。我从诗学的角度去研究中国新诗，想去了解那些诗人的想法，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是什么，理论和实践有什么不同之处。我当时论文的重点是研究那八位作家。

刘涛：您诗歌研究方面，我读过您那篇研究汪静之的文章。您研究汪静之等人之时，是不是想以此为契机来讨论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贺麦晓：对。我做过一些这样的研究，其实后来放弃了这个思路。我现在更感兴趣的是新文学和传统之间的联系。从诗歌文本看，或许与此前传统不太一样，与传统的联系亦较少。但从语境（context）看，比如从社团，从读者对诗歌的一些要求与反应等方面看，新诗与传统诗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文学社团与此前的文人结社有关。我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中国新诗通与不通的问题。从新诗一直到朦胧诗，关于通与不通的争论一直存在。在西方则不同，现代主义后期，再也不会有批评家讨论通与不通或者看懂和看不懂的问题。若看不懂就应该去多看，不断地去看。围绕着新诗实践，读者的要求，对通与不通的争论等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这里折射着传统诗学和美学的要求。

刘涛：对的，确有联系。您刚才强调了context与传统之间的联系。我觉得，text与传统也密切相连。比如何其芳的《画梦录》，青年何其芳所营造的意境与宋代很多词的意境非常相似。

贺麦晓：对。Text 中也密切相连。

刘涛：这方面的研究您有没有继续？

贺麦晓：后来我研究网络文学的时候，也会说起到通与不通的问题。我会强调文学的社会性，强调文学作为社交的方法。文人们喜欢酬唱，应答，结社等。网络文学其实与此亦相似。

刘涛：是的。我读您这篇文章时，感觉您不仅强调诗学本身的一些问题，比如诗歌的遣词造句、语调、句法等等，也强调当时的读者和批评家的反应。您为什么强调这个方面呢？

贺麦晓：要理解当时那些人为什么要这样来写诗，要理解那些诗，不仅须看诗歌作品本身，亦须了解当时的读者和批评家的反应。其时，我受接受美学影响较大，所以注意从读者的角度了解、理解诗歌。我觉得，对于一个外国人去理解中国文学，对于一个现代人去理解过去的文学，诗学本身不够，我们还需要其它方面的帮助与辅助。

刘涛：您这篇文章提供了大量的细节。我的感觉是，您的文章将《蕙的风》重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重置于当时的文学场之中。如此来理解汪静之，似乎才能比较全面，且符合当时的历史语境。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而言，我只是读过《蕙的风》，并没有注意当时批评家和读者对此的反应。故我对汪静之的理解，是今天我的理解，和当时读者与批评家的理解会有很大的不同。

贺麦晓：是的。我坚决相信这是文学研究者应该做的，这也是我文章的出发点。我不会事先决定喜欢哪一部小说或者诗歌，我要看看人家在那个时候怎么看这部作品，作者这么写这部作品的目的是什么。我在研究中尽量控制自己的好恶，免得研究失之偏颇。因此我尽量不作批评家，只做一个文学研究者。

刘涛：您如此强调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这样的研究方法是不是有什么针对性，或者出于别的什么考虑？

贺麦晓：我当时写博士论文时对这些问题以及研究的意义还不是很清楚。我们这一代很多人干脆不研究五四时期的文学，或者研究当代文学，或者研究晚清文学，对五四有一些负面的印象和评价。我一直觉得不对。当然将五四当成主流不可取，但是将五四贬得一文不值亦是错误的。我看二三十年代的文学资料，感觉这个时代其实充满着多样性 和多样化，不同的姿态，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文体共存于一时。我们需要了解那个时代的文学，就必须回到那个时代的历史语境之中。这么做的意义和价值，我后来我才逐渐意识到。

我们对于五四或褒或贬，都不对。新文学，在二十年代并不是主流，只是现代文学的一种样式。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在西方有很大的争论。甚至有的教授极端地说，中国现代文学几乎一无是处。在西方，八十年代这样的争论还很多。我记得William Jenner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中国现代文学是否可能？》，此外尚有Michall Duke也持类似的观点。他们说，对西方普通的文学读者而言，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没有意义。我反对他们的观点。但我反对的方式是：我想知道，为什么当时的中国的读者喜欢看那些文学。于是我要回到中国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下去阅读和理解那些文学作品。

刘涛：您知道，五四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参照意义。陈思和老师反思五四时，曾有一个比喻，他说，五四对于现代文学研究而言几乎是灯塔，照到的地方是亮的，照不到的地方就是暗的。

这些年，情况有些变化。国内外学者对五四的意义争论非常大，解构五四或者反对五四的声音越来越多。王德威教授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曾一度在中国引起较大的争论。

贺麦晓：对的。我在我的专著《文体问题》中，亦谈到五四的问题。我们如果真正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谁也不知道谁是主流。当时杂志非常多，社团也多，风格多样，形式多样，内容多样。从事新文学者固然很多，但是从事其它类型文学者亦很多。我们若想真正逃脱五四思维的话，先要走出五四中心论。你不要去盲目地崇拜它，也不要去盲目地攻击它，只是把它当成文坛的一部分即可。1996年，我和王晓明有一次争论，即是涉及这个问题。王晓明写了一篇文章《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我针对他的文章，有一个回应。前几年，我到北大去演讲，亦专门以此为题，讨论五四的意义。我的结论是：五四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对五四文学的界定。比如很多西方学者将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也称为五四文学，如此，当然会有很多人反对。新文学不是中国现代文学，只是现代文学的一部分，只是诸多风格中的一部分，如果这样去理解，则不会出现或褒或贬的极端情况。

刘涛：您的专著《文体问题》，是不是就是通过研究文学社团和文学杂志来讨论这个问题？

贺麦晓：是的。这本书主要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是通过研究社团的活动和杂志，重新理解二十年代。新文学只是现代文学的一个文类，不是全部。当时的读者和批评家都知道，如何分辨新文学和其它文学。他们不光是通过文本，其实尚可以通过杂志封面，作家的派头、气度等分辨新旧文学。我写过一篇关于刘半农的文章，他从上海到北京的时候，鲁迅和周作人都写文章骂他，指责他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二周不仅仅针对刘半农写的文章，还针对他的行为方式、派头等等。所以风格（style）这个概念，不仅仅是文本的风格，还有其它丰富的内涵。第二，是想更具体地讨论文学风格是什么，以及文学社团内部的运作，怎么影响作家等等。昨天我们提到过布尔迪厄的“象征资本”（symbol power）的概念，我的书也讨论了这个问题。社团和杂志通过什么方式和话语将文学创造为“象征性价值”。

刘涛：您这本书的主要方法论还是文学社会学吧？

贺麦晓：是的。但这也是文学史的研究著作，涉及史料很多，讨论当时的“文学场”。我尽量客观地观察所有的文学作品、社团和杂志，看他们所代表的位置，特别强调那些有“权力”的杂志、社团和那些没有“权力”的先锋派。通过这种方式，我发现新文学其实只是先锋派，没有“权力”，没有很强的“象征资本”，所以新文学的人才会那么拼命地去骂。现在我们看来，新文学的人骂得这么凶，肯定很厉害，其实恰恰相反。我们也会觉得“鸳鸯蝴蝶派”被骂得真可怜，但是我们看二十年代有多少鸳鸯蝴蝶派的杂志啊，但是新文学真正好的杂志只有《小说月报》。

刘涛：您为社么从文学杂志和文学社团入手呢？

贺麦晓：这还要回到我的博士论文。通过我对诗歌的了解，我开始对文学社团的这个现象感兴趣。当时很想研究文学社团，但不知道怎么着手。那个时候，伊维德教授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将我介绍给很多荷兰的社会学家，社会学家们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文学社团一方面当然代表一种意识形态(ideology)，或一种文学理论；另外它还是一个机构(institution)，有自己的规章制度，运作方式；另外社团还涉及个人（individual）。我发现大部分研究文学社团的学者较多地关注意识形态，或者关注几个主要人物，但是对机构本身并不关注。比如我开始研究文学研究会时，发现竟然有这么多的成员。除了那些主要人物之外，其他的人是谁，他们为什么参加，怎么参加，怎么与文学研究会联系等等。这样的问题，很少有人去研究。

我开始研究社团时用了一个特别笨的方法，我首先看了二十年代所有跟文学研究会有关的杂志和副刊。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时候，他们开始使用“文学研究会”这个称号，到底这个机构什么时候成立。后来我发现，1925年之后，再也没有文学研究会这个提法。1925年之后，尽管人还在，丛书还在，但作为一个文学机构的文学研究会从文坛上消失了。当时很多学者认为我的想法很极端，因为我们一般认为，文学研究会1932年尚存在，因为《小说月报》1932年才停刊。其实《小说月报》从来不承认是文学研究会的刊物。经过这样“笨拙”地阅读之后，一下子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呈现出来了。

我阅读杂志和副刊时，不仅仅看那些小说，也看杂志上其它的资料，甚至广告。我们现在阅读现代文学，多是从选集或者全集来读，这和直接读杂志上的作品方式会很不同。如果你将一本杂志从头看到尾，这也是一个文本，不仅仅是文学问题。杂志可以将我们带回到当时的文学现场之中去。

刘涛：是的。我自己亦有这样的感受。阅读原杂志中的文章和阅读文集或全集中的同一篇文章，感受完全两样。刚才谈了很多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现在我们接着谈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二月份，您在费正清中心做过一个关于中国当代网络诗歌的报告《大防火墙之内：中国网络文学实践》（“Inside the Great Firewall: PRC Online Literary Practice） 。我觉得那次讲座特别有意思。您为什么现在转向中国当代诗歌研究以及网络文学研究呢？

贺麦晓：有很多的原因。第一，我研究起步之时很关注文学和媒体的关系。二三十年代，文学发表依靠杂志；现在网络大为流行，于是我开始关注新的文学发表载体——网络。网络是更为复杂的发表方式，因为你可能根本不知道作者是谁，文章开头、结尾在哪里。第二，我不能一直只从事现代文学研究。英国和中国的情况很不同，因为你们研究人员比较多，故有的学者可以一辈子只从事现代文学研究，而不去关注当代文学或者近代文学。国外则不行，因为没有那么多研究人员，亦没有那么多的教职，所以我们不得不跨很多领域，往往既研究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又研究当代文学。第三，当时中国网络文学一时之间非常活跃，故窜入我的视野，因此我下决心去研究这个问题。第四，是我个人的因素，因为当时我的孩子刚刚出生，我不得不陪在家里。研究网络文学，我只要坐在电脑前就可以进行，不用去图书馆或者资料室。

刘涛：呵呵。现在中国的网络文学泥沙俱下，好坏都有。数量又非常大，扑面而来。研究中国的网络文学，这真是一个难题。您打算怎么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呢？

贺麦晓：是的。太多了，太复杂了。现在我只发表了两篇关于网络文学的文章。我发现我大部分时间还是在描写，很少分析。因为我不得不向西方读者解释一些很基本的问题，描述一些中国网络文学的现状，以及一些普通现象。比如，我甚至不得不解释什么是论坛等等。我想我最终还是会回到此前的研究方法，讨论网络文学的“象征资本”，讨论其运行机制，谁是“守门人”（gate-keeper）等等。另外我对网络文学的研究依然会集中于诗歌方面。中国现在的诗歌创作非常丰富，很多诗人以网络作为发表平台，交流平台，评价平台等等。我会研究网络诗歌怎么发表，流传，怎么评价，怎么经典化等问题。我会继续写关于网络文学的文章，最终会集成一本书。我的研究可能集中于描述，因为这种类型的书亦是需要的。

刘涛：当然，我觉得非常有价值。上次听完您的报告，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您题目中用了“Great Firewall”这个词，这可能与“Great Wall”（长城）的隐喻有关吧。中国在西方人眼中总与“长城”有关，清代时闭关锁国，新中国时，因为冷战等原因，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亦不多，现在因为网络则有了“大防火墙”（Great Firewall）之称。因为“长城”的阻隔，西方很多人对中国不了解，于是只是想象。再加上很多作品推波助澜，他们于是更加坚信他们的想象。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个在长城之内的民族，到底在干吗，到底是怎么思考。您的报告，我的理解是，要告诉听众：长城之内到底真实地发生了什么。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您的描述非常重要。其实，“Great Wall”不在中国，亦不在美国，“Great Wall”在我们的心中。要消除我们心中的“Great Wall”，描述是一种非常好的办法。将真实呈现出来，隔阂和偏见自然会消失。

贺麦晓：对。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个人的经验是：大部分对中国网络感兴趣的西方学者，他们会对控制和审查机制有兴趣，也即是说他们最感兴趣的是看不到的东西，于是他们会强化这种视角。其实网络上有很多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东西，其中的很多非常有价值。每次我在什么地方做中国网络文学的报告时，总会有人提问说“是不是网络会受到控制和监督”等类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目前中国的文学环境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更为自由，都更为宽松。作为一个中国文学研究者，我有责任去排除这种误会和偏见，或许描写是一种不错的策略。

刘涛：您讨论网络文学为什么比较集中地讨论了陈村以及他的“小众菜园”？

贺麦晓： 2000年，中国有一场很大的关于网络文学的讨论，陈村那个时候亦是讨论中的主要人物。其实，我大概十年以前就开始关注这个作家。我那次讲座，只讲了陈村的一部分。陈村从七十年代末到现在的作品以及主要活动，我都关注。陈村亦属于八十年代的先锋派。但是八十年代很多先锋派作家，在九十年代出名之后，将先锋派的特点全部放掉了。陈村则一直在寻找，寻找新的写作方式，新的媒介等等。他后来找到了网络。

另外，陈村很多关于文学的主题，以及关于文学的想法，与我对于先锋派的理解很有关联，所以我会关注他。

刘涛：您对陈村的总体评价是什么？

贺麦晓：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陈村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先锋派，他一直在寻找，一直在怀疑。他喜欢在小的圈子中活动。早在2000年，陈村已经看出，网络文学正在经济化，于是转身退出这个圈子，只是经营其“小众菜园”。

刘涛：我们前面的谈话中，文学社会学的方法一直作为一个潜在的重要的内容。我想和您讨论一下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问题，可否？

贺麦晓：可以。我们可以就文学社会学本身展开一些讨论。

刘涛：此前我对社会学接触较少，布尔迪尔在中国亦流行过很长时间，我只是泛泛读过而已。这个学期您给我们上课以来，我才比较集中地阅读了一些纯粹社会学方面的文章。我有一个感觉，觉得文学社会学过于重视文学外部研究。比如昨天我们上课讨论的Kees van Rees和Jeroen Vermunt那篇《作家声名的事件史分析：批评家对初涉文坛者事业影响效果论》。作者所提供的模式中，作家所获得声名跟代理人、出版商、书店、读书俱乐部、图书馆、媒体批评、学院批评、读者反应等等相关。这个模式确实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因为作家的声名确实与此有关，但是我觉得这两位作者过分强调了文学的外部。这个模式没有讨论文学家本人的修养，在我看来，这是作家获得声名最为重要的因素。文学社会学家们不会想不到这个问题，但是修养看不见摸不着，不能量化，亦不能成为模式。所以讨论到章克标《文坛登龙术》的时候，我才半开玩笑说，“获得声名最重要的是应该活得长，像章克标那样活个一百多岁”。“活得长”是通俗的说法，庄子将“活得长”表述为《养生主》。养生不仅是养形体，关键在于养性，故《养生主》以“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作结。孔子、庄子、苏格拉底等人是可以不朽的，他们养生是养这个可以使之不朽的东西，所以他们可以活得最长。我觉得“活得长”才是最为根本的问题，很多人固然可以通过外部炒作和包装红极一时，但是几年过去，或者几十年过去，他们肯定会销声匿迹，这样的例子在文学界不胜枚举。我觉得这篇文章的主要问题是遗内重外，舍本逐末，故作者说的都确实与问题相关，但不是根本的东西。

贺麦晓：你说的很有意思。我对自己研究的定位是“外部研究”或“语境研究”（context）。但是，我想质疑的是：什么是外部，什么是内部。我觉得文学没有内部和外部这么严格的区分。我甚至开玩笑说，文学唯一内在的东西只是笔和墨，其它的都是外在的。比喻、反讽等修辞方法亦是外在的。从反讽的视角来看，我觉得《上海宝贝》是最好的一部反讽小说。我知道这不是卫慧的本意，但从文本看，这篇小说向所有的男性批评家提出了挑战。

如果一个作家写了一篇小说，只是放在抽屉里，这能算文学吗？我想他至少要拿到外面杂志或网络上去发表，至少要有一个批评家评论。所以，我要强调所谓文学之外的东西。内部和外部，Context 和text这两组概念，其实没有那么严格的区分，它们之间是动态的。

刘涛：我刚才问的问题，很多人可能也向您问起过。他们都会从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之分的前提出发，视您的研究为文学的外部研究。这和美国流行的新批评有关系吧？文学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就是韦勒克他们提出来的。

贺麦晓：是的。新批评在美国大学中影响还是很大，大学生受到的训练主要还是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一般的学生得到了硕士学位时，才知道除了文学文本研究之外，尚有其它的研究方法。做我这样研究的学者实在不多，不能说这样的研究不重要，但是很边缘。中国做文学社会学研究的也比较少，美国也比较少，英国有一些，比如雷蒙?威廉姆斯等。

刘涛：雷蒙?威廉姆斯在中国亦流行一时。您对文本细读以及内部研究这样的方法怎么看？

贺麦晓：文本细读作为一种教学方法行之有效，对于学生亦会有很大的帮助。我自己在研究和教学中对文本细读也比较强调，对于这种方法我没有什么意见。我认为如果研究文学的人都像我这样，会很单调。我和很多做文学内部研究的学者有很好的友谊和合作关系。大家会互相承认，认可彼此的研究有价值和意义。问题是，很多做内部研究的人完全不承认外部研究的意义，一旦看到很多统计、图表、数字等就会很反感，觉得这完全不对。这样就完全抹杀了外部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我不会这么极端。

其实我的研究更偏重于文学史研究，对于真正的社会学研究，我不是很精通。我没有受过正规的社会学训练，没有受过相关的数学训练。我是为了研究文学史，才使用一些社会学的方法和观念。

刘涛：我注意到，我们刚才的谈话中，您比较注意区分两个概念：批评家和文学史研究者。您可否谈谈您这方面的意见？

贺麦晓：我觉得批评家主要是给文学作品一种价值判断。我不觉得作品的价值判断是文学的全部，这只是文学研究的一部分。文学史研究则是强调作品在历史背景中所起到的作用。文学批评可以不考虑历史背景，或只是关注一种风格史，但文学史研究则必须考虑历史背景。

刘涛：可不可以做这样的区分：批评家注意text，文学史研究注意context。

贺麦晓：不能做这么简单的区分。对文学史研究者而言，其时的历史以及相关资料就是text。当然你可以主要看文学文本，不强调其它，但是这样会偏颇。

刘涛：对的。所以新批评派关于text 和context做绝出对的区分，可能问题较大。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社会学是救弊补偏。好的。谢谢贺教授，今天和您的谈话非常高兴，非常感谢您。

贺麦晓（Michel Hockx），荷兰莱顿大学博士，现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中国文学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语言和文学，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诗学、中国现代文学场，以文学社会学见长。代表作有《雪朝：通往现代性之路的八个中国诗人》，《文体问题：现代中国的文学社团与文学杂志，1911-1937》。

原载：《西湖》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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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悬崖边的树

作者：[美国]王德威

豆瓣评分：7.6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9-7

页数：289

内容简介：

《悬崖边的树》收入丛书“大家读大家”（第二辑），该丛书邀请当今人文大家深入浅出地解读中外名家名作，让普通读者也能从删繁就简的阅读引导中走进文学的殿堂。本书是著名汉学家、哈佛教授王德威对海内外华语文学作品、作者论述性的文章选集，分为三辑，文字清丽抒情，辩证张力十足，各有不同关怀脉络。第一辑针对人文学科的发展趋势发挥之议题，涉及抒情传统、近代文论、旧体诗新论等。第二辑是对师长、前辈的怀人散文和评述，怀人忆旧之间保有一种温厚的理解和敬重。最后一辑，是面向现当代华文文学的点评文字，既能响应中国语境下的评论成果，亦反映华语小说的众声喧哗。

作者简介：

王德威

美国著名学者，汉学家，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被认为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继夏志清、李欧梵之后的第三代领军人物，研究领域为比较文学和文学评论，主要著作有《现代抒情传统四论》《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史诗时代的抒情》等，均为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反响的重要作品。

5、悲痛！作家张北海逝世享年86岁，他的哪些作品被拍成电影？

悲痛！作家张北海逝世享年86岁，他的《侠隐》被拍成了电影。

一、张北海的《侠隐》

《侠隐》是张北海六十多岁时写的。从联合国退休以后，他的创作目标也从纽约转移到了1936年的北平。哈佛大学的王德威认为张北海在描写英雄的时候，最难忘记的是北平。

张北海曾经说过，《侠隐》的故事发生在三十年代后期，是北平“金粉十年”的最好时期，是“富贵人家的乐园，百姓的安乐天地”。

在小说中，李天然以复仇之心，从美国返回北平，虽然肩负着重大使命，但他在北平度过了许多时光。

张北海用一种热情洋溢的方式，将这座城市的每一寸土地都记录了下来，温暖的阳光，一道道灰色的房屋，一棵棵大槐树，被风吹散了，院子里的蓝色和白色的喇叭花，还有一声声的蝉鸣叫，巷子里坐着的豪华轿车，坐在椅子上晒太阳的老人，这些，都让李天然有一种回到了家乡的感觉。

李天然就像张北海的游侠，在北平的胡同和青砖屋顶上，回到了京华的故土。

二、《侠隐》被改编成为《邪不压正》

2018年，这部小说被改编为电影《邪不压正》搬上银幕。在《邪不压正》这部电影中，高耸的房顶，若隐若现的城楼、箭塔、列车在城墙上呼啸而过，街道上的积雪被皑皑白雪覆盖，长安的左、右两门，被敌人炸塌的内城东门，北海城门前的三座门和牌楼，都是在旧照片上才能看到的。

很明显，张北海明面上是讲侠义的，心里最难忘的还是北平。对于许多北京人来说，《邪不压正》可以让他们完全无视剧情，仅仅是看到故事的背后，就能唤起他们的回忆。

6、急求中国现代文学史论文

1949年以后的，关于学习感受和对现代文学的看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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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上海摩登

作者：李欧梵

译者：毛尖

豆瓣评分：8.6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7-7-15

页数：500

内容简介：

明明是一部极其严肃的文学批评专著，有时候却更像一本书写上海的颓废放荡的小说，或者像一篇妖艳华丽的散文，厚重的文字铺展开来又形成一张时空错落的文化地图，将上海这座城市在大时代中悲情传奇的命运细细勾画出来。

李欧梵精彩重塑摩登上海的文化肖像，并由此奠定其在文化研究领域的先锋地位。

作者简介：

李欧梵，1939年生于河南，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哈佛大学博士。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哈佛大学等，现为哈佛大学东亚系荣休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铁屋中的呐喊》《上海摩登》《西潮的彼岸》《狐狸洞话语》等。

李欧梵先生被学界认为是继夏济安夏志清之后海外研究现代文学的的第二代华人学者。他常自喻为“狐狸型”学者，因为在学术上每每"喜新厌旧""东摸西碰"。学者王德威赞誉李欧梵"但开风气不为师""处处用功，而又无所计较"。在治学上，李欧梵多方出击，频频得胜，其著作更是纷芜庞杂，极尽"狐狸"之所能。他的老本行现代文学研究自不必说，一本《铁屋里的呐喊》就把被神化的鲁迅还原成"人"。在文化研究上面，一本《上海摩登》集现代都市文学、报纸期刊等诸多文化要素研究于一体，奠定其内地文化研究先锋的地位，其把张爱玲定位为现代文学史上都市文学的终结者，让人耳目一新。

此外，李欧梵当年赴美求学时多有寂寞，便以看电影、听音乐打发时间，由此竟也闯出一条新路，从而对电影工业特别是香港通俗电影有独树一帜的研究。还有，他对上至琼瑶下至王文华等通俗小说也有高见。甚至于日本动漫《风之谷》，他竟用来作为教授卡夫卡的"道具"。可谓大俗大雅，雅俗共赏。

在某种意义上，李欧梵并非甘于固守书斋学院的传统知识分子，他表现得更像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现代性理论是他的"手术刀"，中国现代文学是他的老本，文化研究是他的"新欢"，通俗文化是他的"业余爱好"。

8、关于八十年代文学多元并进现象的谈论

对于1980年代，人们常常念及。那是一个令知识分子无限兴奋、充满快感的时代，多少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获得了“翻身解放”的感受，甚至，他们一度成为时代的宠儿或者英雄，那种处于聚光灯下、一呼百应万众皆听的情状成为知识分子最美好的记忆。回到历史的现场，我们重新梳理那个时代，才会发现历史原比我们想像的要复杂许多。经历过八十年代文化洗礼的作家查建英采访了曾经在八十年代作为文化界弄潮儿的阿成、北岛、陈丹青、陈平原、崔健、甘阳、李陀、栗宪庭、林旭东、刘索拉、田壮壮、刘奋斗等12位知识分子，辑成《八十年代》一书（刘奋斗的访谈没有收入本书）。阅读这些具有史料性的文字，我们仿佛回到了历史的现场，体味着那份已经属于历史的多彩与沧桑。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人们期待之中的新时代在1978年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来临，犹如春风扑面，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的思想解放迅速在神州大地弥漫开来。知识分子登上了这个时代的舞台，一些事件也如幻灯片一样在那个时代的大幕上激情放映——《今天》杂志、朦胧诗歌、星星画展、伤痕文学、先锋文学、探索电影、萨特的存在主义、尼采的“上帝已死”的宣告、美学热、沙龙聚会、老三届热，等等——这些曾经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的历史事件已经成为了一种属于这个时代的标志甚至符号象征，正所谓“乱花渐欲迷人眼”，所有这一切接踵而至，使得知识分子始终处于一种迷狂的状态，犹如尼采所言的酒神精神的演绎。

北岛在访谈中讲到，“无论如何，八十年代的确让我怀念，尽管有种种危机。每个国家都有值得骄傲的文化高潮，比如俄国二十世纪初的白银时代。八十年代就是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高潮，此后可能要等很多年才会再出现这样的高潮，我们这代人恐怕赶不上了。八十年代的高潮始于‘文化革命’。‘地震开辟了新的源泉’，没有‘文化革命’，就不可能有八十年代。”没有十年文革，何来八十年代

北岛的言说中有一个极容易被忽视的问题，那就是这场文化的高潮起始于“文化革命”。如果没有十年文化的空白和压抑，也许就无法产生八十年代的高蹈与浪漫，诗意与宏阔。曾经作为引起西学的主力的甘阳在八十年代主编了“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引起了轰动，并成为知识界的一个标志性的文化事件，而这之前，西学在翻译和出版之中常被视为一种禁忌。没有什么比在空白上描绘图画更自由，也没有比在废墟上建立一座大厦更能显示出成绩来。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很难说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水平，但由于十年来文学的沉寂，新时期文学受到热烈追捧是很容易理解的。实际上，八十年代的文学已成为人们解读历史和进行隐约地会意的一种途径，它自身的审美功能更多处于第二位，社会历史的批判才是最关键的。当我们朗诵“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北岛），“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顾城），“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徐小斌）等诗句的时候，在一代经历过文化革命的人的心中激荡起的那种心灵会意的认同是难以想像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诗歌形式其实留有文革中的语录式的文化的痕迹。

如果八十年代的前面不是一场让人精神受到严重压抑的十年文革，我们很难想像会产生这样一个让整个知识界陷于狂欢的年代。学者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一文中论述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的关系时，曾经反问，“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同样，我们思考八十年代的话，也需要想到：如果没有文革，是否会产生八十年代？回归五四，反思八十年代

在几乎所有的反思文字中，八十年代常常被赋予与五四相同的历史意义，这两个在中国一个世纪的历史上具有类似特征的时代成为所有知识分子常常并行怀念的特殊时间段落。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中，五四与八十年代具有很相似的历史特征——它们同样是风雷激荡，同样是知识分子作为英雄的时代，同样是开启了一个启蒙的新时代……

另外需要我们指出的是，八十年代毕竟出现在五四之后，那么，八十年代是否从五四的精神遗产中汲取了什么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学者陈平原在接受查建英访谈时就强调这种“隔代遗传”的精神思想传承，“理解八十年代学术，应该把它与三十年代的大学教育挂钩。这跟一批老先生的言传身教有关。……我所说的这批老先生，大都没有真正融入五六十年代的学术思潮。这才可能在‘拨乱反正’后，很自然地，一下子就回到了三十年代，接续民国年间已经形成的学术传统。”在八十时代里，一边是成长在文革之中的青年弄潮儿，他们激情洋溢以英锐豪迈的姿态走在时代的前端；而另一边则是曾经在五四文化浸染中文化老人成为这个时代掌舵人，他们以其深厚资深的文化威望为这个时代的走向把握住了历史的文化命脉。

八十年代所追寻和延续的精神使命与追求也都还是五四期间所寻找的精神理念，无论是反对极左的思潮，反对异化，倡导思想解放，弘扬人道主义，鼓吹民主、科学与自由的理念，均是五四精神的主要内容，陈平原对此有透彻的解释：“伴随着整个风云激荡的八十年代的是，对于‘五四’新文化的思考、追随、反省和超越。关键是，一面追随，一面反省。”也因此，在许多学者的回顾与反思之中，我们都可以在八十年代绚烂辉煌的历史事件中找到五四的痕迹。

八十年代的文化思潮中还有这样的特征，过分地追求激情与宏大的叙事，知识分子过多地承担了历史救世主的角色，缺乏踏实的实际操练。批评家李陀在访谈中很苛刻地针对八十年代的文化思想热潮作出这样的判断：“一个思想大活跃的时代，不一定是思想大丰收的时代——八十年代就不是一个思想丰收的年代。”也许这恰恰是启蒙时代的特征，启蒙之后怎样并不是知识分子所考虑的。

八十年代留下的，一方面是我们怀念的理想、追求、拯救、承担、激情、淳朴、使命、信仰，另一方面则可能是空泛、贫乏、无能、天真、宏大、浪漫、膨胀等缺憾。所以，当我们回首八十年代的时候，会发现所留下的精神遗产远没有想象中的丰厚。而八十年代最终还是遽然落下了帷幕，所有人被毫不留情的赶入到了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一个完全区别于八十年代的新时代，一个充满欲望刺激的年代。

9、长恨歌的写作突破

台湾知名学者王德威曾在《海派作家 又见传人》一文中评价王安忆，认为她的创作是对海派女作家张爱玲的继承与补充，都善写上海的风情与女人，但笔锋却不相同，张爱玲是抱着反讽的心情来精雕细琢，而王安忆是平淡的、同情的态度来讲述故事，自创作以来就不断对小说的创作技巧与形式进行创新与研究，曾经从事过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的创作，但是创作的题材以知青在乡村的生活为主，虽然题材单一，但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九十年代的《长恨歌》这部长篇小说以庞大的空间建构及时间流程，丰富的人物活动叙述了上海的历史，刻画了上海的女性，审视了上海的文化。在这部小说中，王安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突破。

一、独特的视角：把城市与人生经验联系起来李欧梵教授说：“王安忆的《长恨歌》描写的不只是一座城市，而是将这座城市写成一个在历史研究或个人经验上很难感受到的一种视野。这样的大手笔，在目前的小说界是非常罕见的，它可说是一部史诗。”这也是《长恨歌》的独特之处。我认为文本重要的不是故事发生的年代，而是写故事的年代，作者要写一座城市，便直接跳入小说的发展进程，人物的人生经历中去发表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看法。用细腻的笔调叙述了上海普通市民王琦瑶坎坷一生的命运，王琦瑶的形象也蕴含了王安忆对上海这座城市的记忆。我把《长恨歌》定义为发生在都市民间的故事，王安忆把几个不同的历史时代作为小说的写作背景，凭着她对上海的熟悉以及对上海女孩子心理状态的细致揣摩，塑造了一个活生生的“上海小姐”— —王琦瑶这样一个人物，文本的故事以她为中心展开了一系列生活场景叙述。她是选美选出来的上海三小姐，有着美丽的容貌，在每一个特定年代里，都会出现一个与她有着情感纠结的男人，虽然是起烘托作用，但在王安忆的笔下也深深留下了属于他们自己阶层的烙印。不同的男人、不同的身份与地位，有高官、有摄影师、有无业的富二代都试图占据她的情感，但又都以失败告终。另外，王安忆打破了创作的封闭空间，在她的小说中纵横交错有两个空间：上海与邬桥，使时间在这两个空间中自由穿梭。温儒敏、赵祖谟都曾指出：“城市空间形式成为王安忆叙述文本空间形式，而上海这个城市被尘封多年的神秘感又给了王安忆以历史的冲动和诉说的可能”。[2]我们可以这样说王安忆用时间追忆的方式将纵横交错两个空间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个特征在《长恨歌》中表现尤为突出。王安忆曾自述过：“《长恨歌》是一部非常非常写实的东西，在那里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我要写的是一个城市的故事。”通过对主人公王琦瑶一生细腻的描写，以一个女性的眼光，以一颗耐得住寂寞，经得起沉浮的平凡上海心去看上海，去探索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她有着对生命和美的独特审美视角。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反复描述在光与暗的转换中永恒流逝的时间，带有某种虚无的东西，使文本透出一种如烟的尘世感，这也奠定了小说的感情基调。二、流露出“寻根”意识王安忆在《长恨歌》中也流露出了寻根的意识，怀旧的情怀，以及对“家”感伤。家是每个人、每个家的庭安身立命之所和灵魂的栖息地。家也是研究王安忆作品的主要线索，然而，王安忆和张爱玲相比，却是一个“失根感”很重的人，她虽然是大半辈子都居住在上海，但是她在《纪实与虚构》中开篇就说，她的家庭是迁居到上海的外来户，他们没有亲戚朋友，没有家族。可以说，这种“失根感”一直伴随着王安忆的创作历程，是她寻找种种可能的归宿的动力所在，所以促使她创作了《长恨歌》这部小说。从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意义上看，这部小说，王安忆借一个女人王琦瑶的一生表现出自己对这座城市过去的怀旧，对自己精神的寻根。在《长恨歌》中，“寻根”不同于以往的寻根文学，作者在这里为上海创造出一种灵韵，而由“怀旧”产生的社会现状宣告了这种灵韵在消费大众和商品的海洋里的无可挽回的消散。面对灵韵的慢慢消散，王安忆在写作上也表现出自身意义的不确定性。三、对命运的探索（一）命运与城市就像许多作家习惯把自己的小说放置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空间一样，王安忆将自己小说的故事环境主要安排在了上海，她说：“我生活在上海，我对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包括语言，上海人的世界观等一直坚信关注的”。[4]她创作了许多的关于上海这座城市和上海人的文学作品。长期以来，由于上海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变迁以及经济发展等很多因素的原因，上海具有了不同于其他城市的诱人魅力，而上海市民的命运也随着上海的变化而变化的。谈到《长恨歌》是，王安忆曾说过：“在那里边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是一个城市的故事。”上海在19世纪中叶被开辟为通商口岸，然后迅速发展为金融中心，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为了在这个城市里很好的生活，人们形成了不怕吃苦、勇于追求、不断进取的精神品质。在多元文化的熏陶和浸染下，在多层次得经济结构影响下，上海逐渐形成了务实、坚韧、勤劳的精神。开阔上海人的品质，雅致是上海人的生活情调，精明是上海人的特征。王安忆就是要用一个上海女人的命运来诠释命运与城市的关系 。为了突出上海对小说人物命运的影响，王安忆在开篇就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上海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一起组成了上海城市形象的美丽画面，寓意就是为了说明作品中人物命运的曲折起伏与上海街道、上海气氛、上海的精神相关，尤其上海城市的历史变迁深深影响了王琦瑶的一生。上海成全了她，也抛弃了她，繁华的上海是造就她人生悲剧的根源。原因是：首先，多元文化造就了上海城市的宽容本质。上海是一个追求时尚、追求情调，追求娱乐的独特城市，就连募捐赈灾的这种慈善活动也会又举办上海小姐的选美比赛来筹集。解放后像王琦瑶这样的人还能过着衣食无忧的平静而优雅的生活，这只有在上海才会成为可能。未婚的王琦瑶住进平安里以后，和康明逊、萨沙保持来往，并且还生下了女儿都没有受到直接的道德指责和人身攻击。上海的宽容使得她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平静的过完自己的一生。宽容的上海也造就了平易近人、善解人意的宽容的上海人，在和李主任交往的过程中，没有规定或限制李主任多长时间回来一次，而是让他来去自由。其次，繁华的上海造就了上海人的精明雅致，上海人言谈举止都从容镇静。王琦瑶在得知自已被选为三小姐之后，没有欢呼，没有傲慢，仍然能冷静的对待周围的人和事，表现出谦逊和素养。上海人的也总能把自己打扮的雅致得体，引领时尚潮流，成为年轻人追逐和模仿的对象。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也很有情调，在平凡的日子里，都要吃点心、喝咖啡、跳舞等，上海人经过长久的熏陶形成了优雅精致的生活风格，既提高了城市的整体格调，也使邻里间具有了温馨和睦的融洽气氛，因而让他们有滋有味的经营着自己的每一天。（二）命运与性别站在女权主义角度看，性别能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物的命运，这体现在人物命运不仅受到长期男权社会形成的传统的封建思想的制约，也受到了人生历程遭遇到的异性的影响，更受到自身性别特点和局限的牵制，因此人物的命运也变得更加曲折坎坷。《长恨歌》中男性人物的自私、懦弱、猥琐、虚伪使女性的人生经历变得坎坷曲折。作者在这部小说中否定了女性幻想靠男性、依赖爱情来改变命运的观念。究竟女性应该怎样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作者没有给予正面的回答，但有一点很明确的，女性的命运必须由自己来把握，依靠男性来改变命运只能是女性一厢情愿的却不切实际的幻想。尽管如此，作者在小说中并没有让他笔下的女子居高临下的鄙视男性的行为，但也未对男性给予严厉的谴责，相反是带着平和的态度对男性的选择表示了宽容和理解。和谐家庭是由男女平等才建立的，对此一味的斥责是不对的，因此王安忆在情节设计上，在男性人物的行为上都表示了同情和理解，也表现了她对社会中男女关系的自我独特认识 。

10、张爱玲倾城之恋国内外研究现状

《倾城之恋》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2003年，杨泽编写出版了《阅读张爱玲》一书，引起了文坛的广泛重视。本书集结了台湾。大陆及海外学者(康来新，池上贞子，周芬伶，罗久蓉，王德威，张小虹，平路，胡锦媛，梅家玲，蔡源煌...等）对张爱玲的讨论。而这篇论文所引用的历史材料及理论构架，尤其可以见得张爱玲的启发之深，影响之远。本书是“张学”研究最重要的里程碑。

二、作家钱亚玲在一书关于《倾城之恋》的另一种解读中，叙述道无论是思想内涵抑或艺术表现形式，作于1943年10月的《金锁记》被公认为是张爱玲中篇小说之精髓。1944年出版的《传奇》小说集中，作者选《金锁记》作为开篇，足见张爱玲本人对这部中篇小说的偏爱。为此人门较易忽略于集中位居第二的《倾城之恋》。对于《倾城之恋》的评论，不论是力度还是文字的长度都远不及《金锁记》。对于《倾城之恋》这部经典文学之作，期探究价值更为明显。

《倾城之恋》具有外向的唯美主义色彩，结局是范柳原于白流苏共同走进婚姻殿堂，表面上看似圆满的结局背后却隐匿着沧桑，透露着卡破红尘的彻骨悲凉。白流苏的“圆梦”让读者觉得是一传奇故事。正如作家张爱玲的人生一样。

综上所述，当前，关于《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形象分析研究比较零散、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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