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留学英国博士_民国留学英国博士申请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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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鲠生的人物故事

幼年时期

周鲠生幼年十分不幸。他4岁丧母，跟随在县衙门做录事（管文笔一类差事）的父亲生活。10岁丧父，幸得父亲朋友相助，照顾他的生活并让他在家中私塾念书。周鲠生少时读书聪颖，才智过人。13岁就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过秀才。在清末废除科举兴办学堂时，他靠公费到学堂念书。

留学国外

1906年，他17岁时，公费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攻读。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11年回国，参加了推翻满清王朝的斗争。当时，他和几个朋友在汉口办《民国日报》，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不久报纸被查封，他受到通缉而亡命上海。后来，在黄兴的支持和帮助下，他获得湖南省官费到英国留学。他先在爱丁堡大学攻读政法，后又转到法国巴黎大学继续深造，获得法国国家法学博士学位。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各战胜国在巴黎举行“和会”，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接受日本提出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中国留学生的强烈愤慨。周鲠生和留英、留法的中国留学生一道，包围了在巴黎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不准他在和约上签字。这时，国内正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海内外学生遥相呼应，掀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回国发展

1921年底周鲠生回国，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所任法制经济部主任。第二年，应北大校长蔡元培邀请，到北京大学任教授、政治系主任。1926年以后，他又到南京东南大学任教授、政治系主任。1928年7月，国民党政府大学院正式决定筹建国立武汉大学，指派刘树杞（当时湖北省教育厅长）、李四光、王星拱、周鲠生等人组成筹备委员会。周鲠生是国立武汉大学的创建人之一。

1930年他到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抗战时间，武汉大学西迁四川乐山，周鲠生被聘为教务长。1939年9月，周鲠生赴美国讲学并担任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的中国代表和联合国组织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

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因病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呈请辞职。1945年7月,教育部批准并任命周鲠生接任校长。1945年周鲠生回国，8月8日到校宣誓就职。

热爱教育工作

周鲠生热爱教育工作，长期从事教学实践，当教务长和校长时也没有脱离教学岗位。他开的课有时多至五、六门。在北大讲课，连教室的窗台上都坐满了旁听的人，深受学生欢迎。著名法学家韩德培教授说：“他1922年就开始在北大教国际法。从那时起，在中国凡是有些成就的国际法学者，就我所知，几乎很少不是在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爱惜尊重人才

周鲠生爱惜人才，尊重人才。他在美国时亲自到许多大学去物色教授。韩德培、吴于廑、张培刚就是他当年到哈佛大学邀请来武大任教的三位青年教授。当年武大各个学院都有年青的教授。周鲠生敬佩蔡元培先生兼收并容的气度和精神，重用有真才实学的人。正如此，在武大建立起一支学术力量很强的师资队伍，使武汉大学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地位。

高等教育贡献

周鲠生不仅是我国现代国际法方面的祖师和泰斗，而且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对我国高等教育作出了贡献。在当时教育很不景气的情况下，他提出：高等院校既要普遍发展，也应该重点发展。主张充实和加强那些设备好、教员好、环境也好的学校。他认为：“到处办校的结果，反倒无力补充好学校，与其多办学校，实在不如集中几个比较好的学校来充实。”并预言：“武大原来的建筑只能容纳一千人左右，在将来至少要办到能容纳五千人，甚至一万人”。“倘若不能容纳更多的学生，又怎能负起一等大学的责任呢？”在周鲠生担任校长期间，武汉大学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除原有的文、法、理、工4个学院外，又恢复了农学院，增设了医学院，使武汉大学成为一所包括6个学院的多学科综合性大学。

注重理论实践

周鲠生注重理论与实践（应用）的并重。他在国际法的教学和研究中，主义联系实际，维护民族的尊严和利益。1931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北，英法等国操纵国际联盟，借口调解中日争议派出调查团来华，炮制了歪曲事实的《国联调查报告书》。对此，周鲠生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连续发表题为《东省事件与国际联盟》的文章，从国际法的角度，予以深刻的揭露。其后，国联中某些人又企图吸收伪满洲国加入国联。周鲠生又发表《所谓满洲国之承认问题》，给以严正驳斥。

他批评国民党政府的教育偏重应用而不重视理论，“提倡实科，压缩文科”。他指出：“在学术教育的立场上，这实在是不妥当的”。他说：“武大今后的政策，对于理论尚要多注意”。

周鲠生注重出人才，也注重出科研成果。他主张大学应该“造人”（出人才),也应该“出品”（出科研成果）。谭经常呼吁：“在校内造成研究的空气，在‘出品’工作上有学术价值的贡献，是今后大家努力的目标”。

爱护学生

周鲠生爱护学生，富有正义感。解放前，国民党政府任命他为立法委员，他不接受，请他去做教育部长，他不答应。1947年5月，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全国学生运动中，武大进步学生要出版一张铅印的报纸《武大新闻》，请他题写报头，他欣然应允。这份学生报纸，专门报道校内外新闻和各地学运动态，抨击国民党的反动政策，最后被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以“言论荒谬，煽惑人心”的罪名，勒令停刊。

1947年6月1日，武汉大学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国民党军警持枪杀害学生3人，打伤多人，还捕走了进步教授和学生。当时，周鲠生正在南京，闻讯后立即飞回武汉。他看到惨死的学生，悲痛欲绝。悲愤地说：“我决心全力争取惨案的合理解决，被捕师生立即释放！”由于全校师生的斗争和他的奔走呼号，迫使国民党当局撤销了武汉警备司令彭善的职务，释放了被捕的师生，从优抚恤了死难之烈士的亲属，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1948年8月，国民党“武汉特种刑事法庭”妄图以传讯的名义加害18名进步学生。周鲠生明确表示，由校方、教授会及学生自治会的代表护送学生出庭，并成立以韩德培教授为首的法律顾问委员会，准备为学生辩护。由于师生的配合斗争，被传讯学生很快获保释放。

1949年元月，国民党特务在武昌戈甲营逮捕了7名准备赴解放区的进步学生。消息传来，学生自治会代表找周校长出面要人。周鲠生坚决地说：“只要你们打听到下落，我可以去要人！”由于周鲠生和武汉其他民主人士的努力，以及学生的斗争，迫使国民党当局释放了被捕的学生。

周鲠生与学生在斗争中建立了亲密的友谊。1949年3月6日是周鲠生六十寿辰。武大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自治会为周校长举行了一次祝寿活动，还在武汉《大刚报》上发表访问记以扩大影响。学生们把周校长夫妇请到台上就坐，并致祝辞。最后，演出了一幕歌颂周鲠生夫妇的话剧，把老校长的形象搬上了舞台。

拒绝迁校

武汉临近解放时，白崇禧曾命令武汉大学迁校桂林。周鲠生当面予以拒绝。1949年4月，他在学校团结应变迎解放的座谈会上公开表态：“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迁校！”周鲠生还对学校的安全和师生的生活作了妥善安排。他说：学校安全，“则有待于群策群力，团结联防，互助应变，切实开展各项工作，始能共度难关”。关于师生生活，他“保证学校负责筹措五、六两个月，甚至七月的粮食及日常用品。”周鲠生在学校紧要时刻，临危不乱，态度明朗坚定，稳定了全校人心，最后，把武汉大学完好无损地交给了人民，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这个功绩，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受到敬重

正如此，他受到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敬重。解放以后，他继续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聘请了国际法等方面的专家到外交部工作。其中，周鲠生、梅汝璈、涂允檀为外交部顾问，刘泽荣、凌其翰、陆殿栋、叶景莘、张炯伯为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专门委员（后增聘倪征燠），周鲠生奉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顾问。此后又兼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并历任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6年加入中国***。

周鲠生建国后主要从事外交和立法工作。他担任过1954年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起草工作的顾问，董必武评价说他“做出了很大贡献”。为了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根据国际法原则发表了很多有影响有份量的文章。并接待了许多来访的重要外宾。

周鲠生对新中国外交事业多有建树。他审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文国名为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他建议使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称赴朝作战，为我国外交斗争赢得了较大空间。在周鲠生的建议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领土与主权完整”，“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周总理在1 95 5年万隆会议上的发言正式使用这一提法。1958年8月，周鲠生、刘泽荣、倪征燠应召到北戴河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两位领导做有关领海宽度和领海法律制度等问题的咨询，共计2小时。三位专家认为，中国应以12海里为领海宽度。1958年9月4日，根据周鲠生的建议，中国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海的声明》，第一条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并适用于台湾和澎湖列岛“，并宣布渤海为中国内海。自此，中国有了法定领海宽度。

1964年，他完成了60万字的巨作《国际法》，此书不仅介绍了国际法的来龙去脉，以及西方的国际法理论实践、苏联及第三世界的国际法观点，并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新中国的外交实践上升为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写入此书，该书于1970年出版。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鲠生曾被抄家，但未受进一步迫害，被闲置起来。1971年4月20日，周鲠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满82岁）。

人物交往

1947年夏天，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对新闻界发表了关于挑选和办好重点大学的谈话。他建议在10年左右的时间，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把几所重点大学办成世界第一流的大学，像英国的剑桥、牛津那样。他具体提到首先办好北大、清华、武大、浙大、中大等。他这次谈话先在《大公报》刊出，很快就传开了。这个问题的提出虽系一家之言，但在当时看来出自胡适之口却事关重大，引起了全国不少关心大学教育的专家们参与一场持续大半年的论争。当时的“武大人”对此事的关注不言而喻。

1948年初夏，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邀请了几位校外学者到武大讲学，其中之一就是鼎鼎大名的胡博士。第一天讲座的主讲人是胡适和李济两位。李济先生是中央研究院的考古学家，当时武大没有考古专业，大多数同学对李先生比较陌生，不少人主要是慕胡适的名而来。当胡适、李济两人同时出现在讲坛上时，挤满了大礼堂的听众眼巴巴地望着周校长，看他怎样安排这两位客人“亮相”。

周鲠生校长站在讲台正中，环视全场听众之后微笑着说道：“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贵宾，一位是北大校长胡适先生，姓胡名适、字适之，另一位是中央研究院的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姓李名济字济之。他们两位的名和字是不谋而合啊!胡适校长昨天给我开玩笑说我把他们两人‘押上(珞珈)山’来了!大家知道，我对考古学是一窍不通，好在胡适校长是无所不通，现在就请他代劳给大家介绍一下李济之教授，好不好?”这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被推到前台说道：“你们的周校长是我的老朋友，他才是博古通今哩!他非常谦虚，要我来‘跳加官’，其实，我和大家一样，今天是来听李济之先生的讲座。”接着，他简要地介绍了李先生的情况。随即李济之教授也寒暄了几句才言归正传讲了起来。周鲠生校长安排这两位学者的“出场”进退得体，事后传为美谈。

严复是干什么的

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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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

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人，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中文名： 严复

别名： 原名宗光，字又陵，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福建侯官

出生日期： 1854.1.8

逝世日期： 1921.10.27

职业： 翻译家和教育家

毕业院校： 格林威治海军学院

主要成就： 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

代表作品： 译亚当·斯密《原富》、斯宾塞《群学肄言》、孟德斯鸠《法意》

目录

个人简介

教育思想

人物评价

严复之墓

翻译理论

赋税思想

郎咸平评价严复

著述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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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严复　　严复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里。1866年，严复考入了家乡的马尾船政后学堂，主要学习驾驶专业，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

1879年毕业回国，到福州船厂船政学任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1889年后捐得选用知府衔，并升为会办、总办（校长）。严复还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等职。

回国后，严复于1905年任皖江中学堂（今芜湖第一中学）的监督（即校长），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他的译著既区别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译文简练，首倡“兴、达、雅”的译文标准。

主办《国闻报》。“与天交胜”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 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民国四年，严复参与袁世凯帝制运动，为筹安会之发起人，因之名声失坠，一落千丈；至1920年赴福建避冬，1921年10月27日殁于福建，终年68岁。著作有《严几道诗文钞》等。著译编为《侯官严氏丛刊》、《严译名著丛刊》。

目前严复的故居，位于福州三坊七巷 郎官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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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思想

力主复法

在复法运动中，严复是一个反对顽固保守、力主复法的维新派思想家。他不仅著文阐述维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 严复故居择、适者生存”“时代必进，后胜于今”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戊戌变法后，他致力于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说及自然科学著作，是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信奉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庸俗进化论。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他幻想通过资产阶级的体、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所谓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严复要求维新变法，却又主张“惟不可期之以聚。”“除而不骤”的具体办法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实现，即在当时的中国，要实行君主立宪，必须开民智之后才能实行，总之，“教育救国论”是严复的一个突出思想特点。

呼吁变法

严复疾呼必须实行变法，否则必然亡国。而变法最当先的是废除八股。严复历数八股的危害：夫八股非

严复故居(9张)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锢智慧”、“其二曰坏心术”、“其三曰滋游手”。严复主张多办学校，他曾论述西洋各国重视教育，对“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的强行义务教育表示赞赏。因为中国民之愚智悬殊，自然不能胜过人家。基于这种思想，严复对办学校是积极的。他除亲自总理北洋水师学堂长达二十年外，还帮助别人办过学校，如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等。严复要求建立完整的学校系统来普及教育，以“开民智”。他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提出中国的学校教育应分三段的计划，即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小学堂吸收16岁以前的儿童入学；中学堂吸收16岁至21岁文理通顺、有小学基础的青年入学；大学堂学习三、四年，然后升入专门学堂进行分科的专业学习 。同时，还要把学习好的聪明之士送出国留学，以造就学有专长的人才。

此外，严复还很重视妇女教育。他对当时上海径正女学的创办大为赞赏。认为这是中国妇女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开始，也是中国妇女自强的开始。他从救亡图存的目的出发，认为妇女自强“为国致至深之根本”。他还主张妇女应和男子一样，在女学堂里既要读书，又要参加社会活动，如果不参加社会活动，创办的女学堂就和封建私塾没什么区别，因而也就无意义了。显然，他是将妇女置于整个社会变革，特别是妇女自身解放的前提下来考虑的，故十分强调参加社会活动对女学堂学生的重要意义，这也是他在妇女教育方面高出一般人之处。

提倡西学

严复提倡西学，反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他曾多次将中学与 严复译著西学作比较：“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恃人力。总之，西学“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他还指出“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古之必敝。”所以他认为就是尧、舜、孔子生在今天的话，也要向西方学习的。要救中国必须学西学和西洋“格致”：“益非西学，洋文无以为耳目，而舍格之事，则仅得其皮毛。”他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他认为应做到“体用一致”，“本来一致”要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和”的资产阶段教育方针。

他从“体用一致”的观点出发，具体规定了所设想的学校体系中各阶段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他认为在小学阶段，教育目的是使儿童能“为条达妥适之文”，“而于经义史事亦粗通晓，”因则“旧学功课，十当其九”，并以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译西学中“最浅最实之普学”为辅助读物。在教学方法上，多采用讲解，减少记诵功夫。中学阶段应以“西学为重点”，“洋文功课居十分之七，中文功课居十分之三”，并且规定“一切皆用洋文授课”。在高等学堂阶段，主要学“西学”，至于“中文”，则是“有考校，无功课；有书籍，无讲席，听学者以余力自治力。”他认为对于青少年，应引导他们分析，学些专深的知识，如此，让他们有所收益，触类旁通、左右逢源。科学方法问题是严复西学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曾翻译《穆勒名学》（形式逻辑），并积极进行对“名学”的宣传介绍。他认为归纳和演绎是建立科学的两种重要手段。我国几千年来，“演绎”甚多，“归纳”绝少，这也是中国“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的一个原因。严复更重视归纳法，主张要“亲为观察调查”，反对“所求而多论者，皆在文字楮素（纸墨）之间而不知求诸事实”。他曾用赫胥黎的话说：“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各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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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评价

严复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法意》、《美术通诠》等西洋学术名著，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

严复作品及评传(5张)宗师。离开北洋水师学堂后，严复先后出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等校校长，以教育救国为任。辛亥革命后，他一度党附袁世凯，卷入洪宪帝制，为世人诟病。基于对国情民性的独特把握，严复终身反对革命共和，时持犯众之论，既不获解於当时，更致聚讼于后世。虽然如此，其立身行且秉持特立独行的操守，学术政见有其一以贯之的原则，在翻译学上更是为一时之先，其风格思想影响了后期一大批著名翻译家。其众多译著更是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他的功过是非与成败得失，值得后世用心研究总结。虽然研究严复的论着已为数不少，但相对于他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显赫地位而言，还远远不够，尚待学界进一步挖掘材料、变换视角、革新思维，做出更为全面公正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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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之墓

严复墓在福建省福州市郊区盖山镇阳岐村北鳌头山东麓。墓坐西向东偏北34度，花岗岩石结构，呈如意形，三层墓埕，占地面积仅200多平方米。封土为三合土质，封土前竖一青石墓碑，楷书阴刻：“清侯官严几道先 严复墓生之寿域”。墓柱为金瓜顶，飞龙盘柱。两侧立卷书石围屏，上刻有梅、雀、松鹤等图案，形态逼真。坟周以花岗岩石砌护坡。墓系清宣统二年(1910年)，严复为归葬亡妻王氏，令长子严伯玉监造，严复自书墓碑及“惟适之安”横屏。民国10年(1921年)严复病逝后葬于此。陈宝琛为其撰墓志铭，曰：“旗山龙渡岐江东，玉屏耸张灵此钟。绛新籀古析以中，方言扬云论谭充，千辟弗试千越锋，昔梦登天悲回风。飞火怒扇销金铜，鲸呿鼍跋陆变江。氏见犹阅世君非蒙，咽理归此万年宫，文章光气长垂虹。”1961年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70年代，墓周围环境严重破坏。1984～1988年，由福建省文物行政部门拨款和旅美严复长孙女严倚云，汇款，在上岐村民委员会支持下重新修复以原墓为中心，保持原状不变，在墓的两侧及后侧建一堵高2.3米的砖墙，在墓前砌建长40米、高2米多的石墙，扩展二层墓埕，墓园面宽40米，纵深42米。并在墓园内种植白玉兰树。1986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福州市区乘坐6、18、24、726、727、950路公交车可到严复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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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理论

严复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也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严复

严复铜像(7张)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才，文字典雅。这条[1]著名的“三字经”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20世纪的中国译者几乎没有不受这三个字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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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税思想

严复曾赴英国学习海军，并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等著作。他对赋税的职能、作用有较深刻的认识，认为纳税是公民的义务，而政府征税后要用之于民。他说“赋税贡助者，国民之公职也”：“取之于民者，还为其民”。在向谁征税的问题上，严复提出了“赋在有余”的原则。指出“国家责赋在民，必有道矣。国中富民少而食力者多，必其一岁之入，有以资口体、供事畜而有余，而后有以应国课。”他提出不能以“养民之财”、“教民之财”和“赡疾病待赢老之资”作为征税对象。这一主张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要求，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严复主张赋税轻重要适度，“赋无厚薄惟其宜”，认为统治者的责任在于“为其民开利源，而使之胜重赋”，即鼓励人民发展以提高负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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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评价严复

我这几年基本不接受媒体釆访，因为题目不是楼市就是股市，实在没有亮 点。我最近接受了媒体关于严复的访谈，我谈了两个多小时还未尽兴。我 想向网友推荐我心目中真正学贯中西的大师，他最后只成为了中国历史上 一颗耀眼的彗星。他的悲剧就是在当时特殊环境下,他是唯一有能力了解西方浩瀚的哲学思想的中国人。但老天爷开了中国一个大玩笑，让他止步于天演论和以英国哲学思想为主的翻译工作。如果他向右进一步就能进入孕育军国主义的斯宾塞思想，向前进一步就能进入孕育现代法治化主义的康德思想，向左一步就能迸入孕育了社会主义的黒格尔马克思思想。但是 当时甚至到现在的中国都难以理解他深邃思想，从而造成后继无人的宭境 ，因此使得他的止步让今夭的中国都缺乏一个指导中国往何处去的哲学思 想一只有读懂严复的悲剧才能理解中国现在的悲哀。请关注本周六日和 下周六22： 30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大师丨严复上中下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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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述名录

天演论序 严复文选《论世变之亟》，《直报》，1895年

《原强》，《直报》，1895年

《辟韩》，《直报》，1895年

《救亡决论》，《直报》，1895年

《天演论》 ，赫胥黎，1896年～1898年

《原富》（即《国富论》），亚当·斯密，1901年

《群学肄言》，斯宾塞，1903年

《群己权界论》，约翰·穆勒，1903年

《穆勒名学》，约翰·穆勒，1903年

《社会通诠》，甄克斯，1903年

《法意》（即《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1904年～1909年

《名学浅说》，耶方斯，1909年

《严几道诗文钞》

《愈野堂诗集》

《严几道文集》

《严译名著丛刊》

《侯官严氏丛刊》

《侯官严氏丛刻》

《严侯官先生全集》

《严复集》，中华书局，王栻主编，北京，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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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孙后代

严复共生有九个儿女，男有严璩、严瓛、严琥、严璿、严玷，女有严瑸、严璆、严珑、严项。

长子严璩

字伯玉，乳名阿璋，1874年生于福州，9岁来到天津严复身边，曾拜郑孝胥为师，1895年去英国留学，1900年回国，1902年开始在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任职，后历任驻法参赞、越南视察吏、广东全省电政监督、福建财政正监理官。民国成立后，历任长芦盐运使、财政部参事、公债司司长，华俄道胜银行清理处督办。以后又三度出任北洋政府的财政部次长、全国盐务署署长兼盐务稽核所总办等要职。后来他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财政部次长、司法行政部总务司司长等职。1933年他59岁，失业寓居上海。上海沦陷时，日伪曾胁迫他出任伪财政部长，但他意志坚定，宁死拒绝日伪要求，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贫病交加，于1942年病逝上海。

三子严琥

字叔夏，1897年生于天津，从小生长在严复身边，幼名普贤。曾先后入北京清华大学和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学习，但中途都被严复召回，在家为其聘请家庭教师。1937年起在福建协和大学等学校历任教授、系主任、教务主任和文学院院长等职。解放后历任协和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福州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教务长、福州市副市长，同时他还是省、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在福建省教育学院任职，1962年病逝。1984年福州市为他隆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并称：“严叔夏同志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是热爱党、热爱祖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民主人士”。 1994年福建省又隆重举行“严叔夏先生纪念会”，省、市领导及民盟中央负责人参加大会。2002年修复建立的严复故居纪念馆，专门设立了严叔夏展览室。

长孙女严倚云

严璩长女，1912年生于北京。在北京圣心女中读中学，后考入北京大学教育系。毕业后曾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任教。1947年赴美，1956年获康奈尔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先后任南加州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由于她在学术研究等方面的成就，曾被列入《美国学者名人录》、《美国教育家名人录》、《美国妇女名人录》，并被选为全美外国语学会第二副主席。经胡适先生介绍与天体物理学教授高叔哿博士结婚，他们两人在华盛顿大学设立了“严复翻译奖学金”和“严复奖学金基金会”，奖励对中国文化有研究成果和兴趣的学生。1991年不幸车祸逝世，美国华文报纸《世界日报》以显著地位报道：严氏祖孙同为中西文化搭桥。

二孙女严系云

严璩次女，1917年生于北京。现在唐山市居住，北京辅仁大学毕业，一直在唐山市第四中学任英语、音乐教师。现任唐山市海外联谊会副主任、唐山市老干部合唱团团长。夫婿梁绍造，医学博士，著名眼科专家。

长孙严侨

谱名严以侨，严叔夏长子，1920年出生于福州。就读福建协和大学，解放前加入中国***，1950年初，接受组织派遣，和妻子林倩一起偷渡到台湾。1953年被捕，关进“火烧岛”，1961年被保释出来，“或许是托严复之孙等原因之福，总算判得比别人轻……”，1974年病逝，终年55岁。台湾著名人士李敖先生，曾写有《严复长孙———严侨在台湾》一文，刊登在《中华英烈》上。在《李敖回忆录》中，他认为“我总觉得严氏一门，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好的家传资料”。2003年国家民政部追认严侨为烈士。

三孙女严倬云

严叔夏的长女，1924年生于福州，曾就读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1946年到台湾，后与辜振甫结婚。曾精心经营屏东农场，热心妇女及慈善事业，现为台湾妇联会***。曾陪伴丈夫、原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参加汪辜会谈，1998年到北京大学瞻仰了在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时竖立的严复像，2004年到福州出席了纪念严复诞辰150周年大会。

四孙女严停云

严叔夏的次女，1926年生于福州，曾就读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1948年到台湾，后与时为中央通讯社台湾分社主任的叶明勋结婚。她是台湾著名作家，笔名华严，以《智慧的灯》一举成名，台湾文艺小说创作奖获得者，曾获世界艺术文化学院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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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诗作

戊戌八月感事

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

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临河鸣犊叹，莫遣才心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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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成就

严复先后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因专业成绩优异而被遴选为教习,1880年奉调天津水师学

历史上的严复(5张)堂,并长期担任“总教习”。近年,随着严复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些常识似乎成了问题。学术界晚近挖掘出来的《北洋纪事》、李鸿章1884年请奖折清单、严复履历单等档案。严复一直在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教，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海军人才。其间他翻译了《天演论》、创办了《国闻报》等，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在天津度过的20年，成为严复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之后因工作关系，严复又多次来天津，因此他自称是“三十年的老天津”。

现代海军思想

严复的到来，给北洋水师学堂带来了西方现代海军管理思想和教学理论。由于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教育教学工作管理有方，加之严复对李鸿章曾有所表示，因此他由总教习(教务长)、会办(副校长)，一直升至总办(校长)。严复在给四弟观澜的信中说：“自来津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处，公事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至于上司，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严复自称)则三者无一焉，何怪仕宦之不达乎？置之不足道也。”由此可见，严复对当时的官场是很不满的。针对此事，四弟观澜告诉他，无论如何李鸿章这个门路，总是要走动走动的，因为李鸿章权势既大，又是直接上司。于是严复偶然也去试试，没想到果然有用。对此严复给四弟的信中曾不无幽默地说：“用吾弟之言，多见此老，果然即有好处，大奇大奇。”但严复对李鸿章的趋奉也仅此而已。

培养水师人才

严复任总办的北洋水师学堂曾被时人推崇为“实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舰之本”。作为一所新式海军学校，该校20年间为社会培养了许多人才，如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以及北洋大学教务提调王劭廉(同时兼任直隶学务公所议长、直隶咨议局议长)、著名翻译家伍光建等。倒是严复自己，对弟子们的评价可以说有些苛刻：“复管理十余年北洋学堂，质实言之，其中弟子无得意者。伍昭扆(光建)有学识，而性情乖张；王少泉(劭廉)笃实，而过于拘谨。二者之外，余虽名位煊赫，皆庸才也。”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严复倾注了20年心血的北洋水师学堂毁于炮火之中。这给了严复以极大的思想打击，他被迫离开天津迁居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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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

严复墓在福州市郊区盖山镇阳岐村北鳌头山东麓。墓坐西向东偏北34度，花岗岩石结构，呈如意形，三层墓埕，占地面积200多平方米。封土为三合土质，封土前竖一青石墓碑，楷书阴刻：“清侯官严几道先生之寿域”。墓系清宣统二年(1910年)，严复夫妇合葬于此，1970年代严复墓曾遭破坏；1984年～1988年，得到福建省行政部门的拨款和严复长孙女严倚云的捐款，严复墓得以修复。1986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严复故居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郎官巷，建筑融合了中国晚清及民国时期的风格，2003年故居修缮完毕对游人开放。[2]

民国才女张爱玲，首婚遇人不淑，晚年孤独离世，死后一周被发现

在民国时期，出现了很多才华横溢的优秀名媛女作家，比如苏青、关露、潘柳黛、吕碧城、萧红、石评梅等等，当然这里要说的，则是最引人注意的“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张爱玲。

张爱玲是一位才女，她才华横溢，7岁开始写小说，12岁就在杂志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写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然而她的感情生活却是不顺的，甚至最后还孤独终老，死后一个星期才被发现。

那才华横溢的张爱玲，有着怎样的坎坷人生呢？

张爱玲，原名张煐，1920年9月30日出生于上海，张爱玲的家庭也曾是显赫的。她的祖父张佩纶是清朝末期的大臣，她的祖母李菊耦则是清末重臣李鸿章的长女。

当初张佩纶很有口才，李鸿章对他很器重，所以就把长女李菊耦嫁给了他。婚后李菊耦生下一儿一女。儿子就是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

张志沂是一个典型的少爷，他虽然接受过西方教育，但由于他从小就在锦衣玉食的生活中度过，所以当张家开始走向衰败时， 他只得依靠变卖房产和出租房屋为生。

在张志沂19岁的时候，经家里安排，他和黄素琼结婚。婚后生下一女，也就是张爱玲。黄素琼是大户人家的姑娘，她的祖父是李鸿章麾下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

虽然张志沂和黄素琼在家世上，是门当户对，但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因为张志沂是遗少型的少爷，而黄素琼却是一个新式女性，所以在思想上他们就不能认同对方，以至于两人经常吵架。

张志沂没有办法说服强硬的妻子黄素琼，时间久了，就在外面又娶了一位侧室。

张志沂虽然和黄素琼的夫妻感情不和，好在他对女儿张爱玲很不错，并给了张爱玲一个很好的教育环境。

1923年，张志沂在津浦铁路找了一份工作，张志沂和黄素琼，以及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就搬到天津居住。

1924年，4岁的张爱玲开始进入私塾，接受私塾教育。

而也正是在1924年，张志沂和黄素琼的夫妻关系彻底决裂。黄素琼一气之下，就丢下女儿张爱玲，跟着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去了英国留学，这一走，她就走了四年。

而黄素琼前脚刚走，张志沂就把侧室接到家中，更加严重的是，张志沂和侧室还染上了鸦片，

这发生的一切，都让张爱玲看在眼里，也在她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7年，年仅7岁的张爱玲开始写小说，而她写的第一部小说，写的题材就是家庭悲剧。

张爱玲自母亲离开后，一直沉浸在失去母爱的痛苦之中。直到四年后，也就是1928年，黄素琼从国外回国，虽然她和张志沂的夫妻感情没有得到改善，但却给张爱玲带来了一些母爱。

本来呢，黄素琼就是一位大家闺秀，又接受过西式教育，本身她就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女子，所以张爱玲跟着她学了不少东西，比如绘画、英语、钢琴等等。

1930年，张爱玲（ 张煐 ）在母亲黄素琼的坚持下，得以到美国教会办的黄氏小学插班读六年级，期间，张煐就把名字改为张爱玲。

也正是这一年，张志沂和黄素琼离婚，年仅10岁的张爱玲亲眼目睹了，本来就不温暖的家庭的破裂，见到了父母的离婚， 她的心里是很痛苦的。

父母离婚后，张爱玲本想和母亲黄素琼一起生活。但遭到黄素琼的拒绝。当然黄素琼并不是不想抚养女儿。只是她认为张志沂的经济情况要好些，女儿跟着张志沂比跟着自己生活要好，最为重要的是，自己虽然跟张志沂不和，但张志沂对女儿张爱玲还是很关爱的，

所以黄素琼才决定让张爱玲跟着父亲张志沂生活。

而父母的离婚，在张爱玲的心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因为在张爱玲看来，母亲黄素琼本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子，但只是由于家中的包办婚姻，就嫁给了不爱自己的人，从而让黄素琼走向了悲剧的道路。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让张爱玲有了一个决定，她决定将来一定要找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同时又真正喜欢自己的优秀男子，不能像母亲那样，被一场失败的婚姻，毁了自己的一生，

然而，张爱玲的决定向往是美好的，但事实却是残酷的，事情的结局并非她向往的那样美好，反而比她想象的更糟。

1931年，张爱玲进入上海圣玛利亚女校读书，此时她经过自己不断的写作和学习，使得自己写作方面的才华和天赋，逐渐的凸显出现。之后，张爱玲就不断的在校刊，或杂志上发表自己的作品。

到了1934年，张爱玲的家中，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当初张志沂和黄素琼夫妻感情不和，一气之下就娶了一个侧室，但没想到的是，这个侧室比黄素琼更加蛮横，当张志沂和黄素琼离婚后，由于侧室蛮横的气焰越来越严重，张志沂一气之下就把她赶走了。

没过多久，张志沂又和孙宝琦的女儿孙用蕃结婚，当时孙用蕃36岁，她和张志沂结婚后，给张家带来了很多的益处。

比如，孙用蕃不仅带来了很多的陪嫁物品，而最为重要的是，她为人端庄，又把家打理的井井有条，连张志沂也听她的。

而张志沂在孙用蕃的支持鼓励下，不仅找到了一份工作，并且还当上了经理，此时的张志沂也算是小有所成了。

本来呢，孙用蕃是端庄贤惠的，她作为继母，对张爱玲还是很关爱的。张爱玲有一个弟弟，名叫张子静。

孙用蕃的孙家家风，就是对男孩子严格，所以孙用蕃到张家后，虽然和张爱玲没有什么冲突，但孙用蕃为了让张子静将来成才，所以对他的要求非常严重。

孙用蕃此举，虽是好心，但在张爱玲看来，继母孙氏是在“虐待”弟弟，所以在后来，张爱玲逐渐和父亲张志沂、继母孙用蕃越来越不和，以至于后来还曾和继母大打出手。

在这样的情况下，张爱玲为了抒发心中的不快和不满，也为了寻求心灵上的一些安慰，她就经常去母亲黄素琼那里。

1937年夏，张爱玲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毕业，没过多久，于同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自此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中日双方就在上海淞沪爆发了一场极其激烈的会战，也就是淞沪会战。

此时张志沂是在日资银行工作，他担心自己会因工作的原因，被定为汉奸，所以就辞职了。

1938年年底，张爱玲参加英国伦敦大学远东地区入学考试，第二年，张爱玲考取了伦敦大学的奖学金，并准备前往英国留学。

但由于当时世界各地都在发生激烈的战争，所以张爱玲就没能去英国留学，而是改为去香港大学文学院读书。

1942年，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战事波及香港，香港大学停办，张爱玲只得中断学业回到上海。

此时由于张爱玲生活经济状况紧张，为了生活，为了赚钱养活自己，张爱玲就走向了职业作家的道路，成为了一位职业作家。

张爱玲一生的黄金创作生涯，是在1943年到1945年这三年之间，期间她发表了不少作品，使得她在上海一举成名。

张爱玲在创作方面取得了成功，此时除了有真心为她高兴的人，也有对她不怀好意的人。

1944年初春，张爱玲认识了胡兰成。

胡兰成，早年学习刻苦，所以有一定的文学功底，他擅长写作，但他人品却很低下。在抗战时期，当上海沦陷后，他追随汪精卫，做了汪伪政权宣传部副部长，成为了一名汉奸。

张爱玲和胡兰成相识后，张爱玲此时虽然已经24岁了，但却没有谈过恋爱，而胡兰成却是一个情场高手。

所以，不久张爱玲就对胡兰成有了好感，并坠入了爱河。

人们常说，恋爱中的女子，智力是零，这说的还真有些道理。

张爱玲坠入爱河后，虽然她知道胡兰成有妻子，也知道胡兰成的年龄很大，更加知道胡兰成是一个汉奸，但张爱玲却不想这些，此时她想的只是胡兰成能和妻子离婚，而和她白头到老。

1944年，胡兰成和她的妻子离婚，然后和张爱玲在上海结婚。

其实，从一开始，张爱玲的这段婚姻，就注定是一段悲剧的婚姻。

因为胡兰成就是一个毫无道德可言、个人生活非常糜烂的汉奸。

所以，张爱玲和胡兰成的婚姻，只维持了两年就结束了。

在未认识胡兰成之前，张爱玲是对爱情非常憧憬的，本希望找一个自己真正的喜爱的，同时也真正喜爱自己的男子，但事与愿违，

由于和胡兰成这段失败的婚姻，给张爱玲带来了很大的打击，让她对美好的爱情因此破灭。

1947年6月，张爱玲明白这不是爱情，这只是胡兰成在利用她，于是她毅然的和逃亡中的胡兰成分手。

上海解放后，张爱玲没有去台湾，而是留在了上海。

1952年，张爱玲前往香港居住。

1953年，张志沂在上海去世，享年57岁，张爱玲没有参加其父的葬礼。

1955年，张爱玲离开香港去美国定居。

1956年3月，36岁的张爱玲在美国遇到了比他大29岁的剧作家赖雅。同年8月14日，张爱玲和赖雅结婚。

1957年，黄素琼在英国伦敦去世，张爱玲也未能参加其母的葬礼。

张爱玲和赖雅的婚姻，总的来说，还是幸福和睦的，因为赖雅虽然比张爱玲年龄大很多，但他对张爱玲真诚善良。

1967年10月8日，赖雅去世。

赖雅去世后，张爱玲就一个人在美国独居，1972年，她移居洛杉矶，开始了自己的幽居生活。

她在洛杉矶独居期间，几乎不见外人，也不和外人说话，甚至有朋友给她写信，她也不想看。由于后来她有了严重的心理疾病，以至于她在晚年，竟然搬家搬了180多次。

张爱玲在洛杉矶独居，不愿和外人交流，这也就注定了她孤独终老、没人知道的结局。

1995年9月8日，75岁的张爱玲在洛杉矶的寓所中孤独离世被房东发现，而重要的是，此时她已经去世一个星期了。

她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她曾经风光无限，但最后却孤独终老，落下悲凉的结局，实在让人叹息。

民国时期的一位北京大学的教授，曾将《四书》等翻译给西方，他好象是东南亚的华侨，能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字汤生。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好了，今天关于“民国留学英国博士”的话题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的讲解对“民国留学英国博士”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并且能够在今后的生活中更好地运用所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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