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有多少留学的博士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它涉及到许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我将尽力为您解答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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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时期的留洋学子有哪些人物？

以这四位为主要代表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下面是详解

1912年到1949年中华民国成立至1949年国民党通知退出大陆，这三十多年间，中国在内忧外患之下，社会动荡不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而留学教育的发展也随之跌宕起伏。中华民国刚建立，留学生便成了社会的宠儿。宋教仁当时直言不讳地主张：“初组政府，须全用革命党，不用旧官僚。”①其所说的革命党大多数是留日学生，可见当时留学生已经在中国政治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为以示简明，本人以年代为划分，将民国时期的留学运动划分为20世纪10—20年代与20世纪30—40年代两大部分，着眼于各时期的留学热潮，其中详细在下文将做交代。

20世纪10—20年代，民国初建，留学运动在地域分布上，这一时期留日、留美、留欧齐头并进。相对于晚清时的留学生，这一时期的留学生在留学专业上有较大拓展，不仅仅是集中于学习西方器物科学一类，在其他艺术文学类也有较深的涉及，在知识结构上，这一代留学生真正学贯中西，他们一方面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又亲身感受了西方文化代表的一些欧美国家及近代化快速发展的日本的人文环境和历史气息。他们担当了中国近代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角色，特别是对于中国的出路的思考，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的探索，起了奠基的作用。其中又以勤工俭学留学法国和中共第一次合作留学苏联的两次留学高潮为代表。

1912年2月，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之前试验过节俭生活后发起组织了留学俭学会。为了落实留法俭学会的工作，由李石曾等人发起并在北京成立了留法预备学校。由于当时法国的一些工厂需要廉价的华工，齐如山等人以此为契机，招收一批华工，让他们在工作之余学习文化，这一制度为家境贫寒而又想外出求学的青年开辟了一条光明的道路。留法勤工俭学会的成立使勤工俭学从理论转为实际行动，并逐渐发展壮大，为赴法留学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1916年，在法国渴望拥有大量华工的前提下，中法双方协定成立了华法教育会，翌年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人回北京成立了北京华法教育会，1918年后全国各地开办分会，积极招收学生作勤工赴法的准备。当留法勤工俭学酝酿和发展时，中国国内星期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推波助澜之下，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之下，留法热走向了高潮。这股热潮出现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在国内，广大进步青年由于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无书可读”的现象，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大力倡导科学民主，引入富含各种主义的社会思潮，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之类，并且激烈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竭力全盘引进西方文化，加上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使人们看到了“庶民的胜利”，看到了“劳工”的力量，群情激荡，有此兴起了一股强大的“工读主义”思潮，“工读主义”思潮的出线奠定了留法勤工俭学走向高潮的思想基础。加之后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受到北洋政府的严格控制，直接“取经”俄国是不大可能的，于是许多俄国革命家呆过的并离俄国较近的已有勤工俭学之风的法国成为了万里风云聚集之地。

辜鸿铭：民国的狂儒，十三个博士学位，出类之拔萃，人中之怪杰

民国时期，出现了很多有个性的人 ，但要说最“怪”的一个，恐怕还要数辜鸿铭。喜欢他的人称他为“怪杰”，不喜欢他的人则叫他“怪物”。

辜鸿铭出生于马来西亚，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葡萄牙人，义父是英国人，家里的仆人有马来西亚人，也有菲律宾人，所以辜鸿铭从小就在各种不同文化的交杂中熏陶，对各种文化都有着极强的领悟能力。

在十岁那年，义父布朗先生要返回英国，就想将他也一起带去，接受西方现代教育。临行前，辜鸿铭的父亲辜紫云把他带到祖宗牌位前，让他跪下，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后，辜鸿铭展现出了惊人的学习能力，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九门外语，先后获得了十三个博士学位，震惊了整个西方学术界。

在欧洲游学完成后，辜鸿铭路过新加坡时，偶遇语言大师马建忠，马建忠向他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辜鸿铭立刻就被吸引住了，从此决定返回中国大陆，潜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因为精通东西方两种文化，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辜鸿铭迅速成为世界文化界的大红人。

1909年，辜鸿铭的《中国的牛津运动》英文版在欧洲出版，立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多大学都把这本书列为必读书。1915年，《中国人的精神》在欧洲出版，书中不光介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深刻地剖析了西方人的劣根性，因此在西方极为轰动。当时，在西方文化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但不可不看辜鸿铭。”

在德国人的心目中，代表东方文化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泰戈尔，另一个就是辜鸿铭。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艾恺也说：“在那个时代，辜鸿铭极受欢迎，他的书是欧洲大学哲学课程所必读，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西方多位哲学家引用其书为重要权威；西方客人竞相走访，敬聆教诲。”

不光在学术界广受推崇，在大文豪们眼里，辜鸿铭也是神一般的存在。比如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就曾写信向他请教问题；还有英国大作家毛姆，也称他为“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到中国访问时，还专程去向他请教，但辜鸿铭认为泰戈尔不懂易经，不要再声称代表东方文化了，回去乖乖地写你的诗吧。

当时，辜鸿铭住在北京椿树胡同的一座四合院里，每天都有国际名流来拜访他。那时候电灯已经传入中国，但辜鸿铭从来不用，而是点个小煤油灯，加上家里又采光不好，昏昏暗暗的。一些国际名流就建议他拉上电灯，但辜鸿铭说：“我们中国人讲究明心见性，心明，灯自明，不像你们西方人那样只讲究表面功夫。你们既然来到中国，就应该学学中国人的哲学。”国际名流们虽然听不大懂，但没人敢反对，只能乖乖地听着。

民国著名外交家王宠惠在游历西方各国后，感慨地说：“他为国增光，驰誉国际，旷古未有……于中西文化交流之贡献，厥功甚伟！”

虽然辜鸿铭在西方备受推崇，但因当时中国饱受西方欺辱，让辜鸿铭内心极为沉痛，便对西方人冷嘲热讽。

有一次，英国大作家毛姆来到中国，写了一封信让人送给辜鸿铭，想请他来探讨问题。但信送出去好几天都没见辜鸿铭来，毛姆只得自己打听着去找辜鸿铭的住处。到了家里，辜鸿铭给他翻了个白眼，说：“你们西方人认为我们中国人都是下等人，一封信就得乖乖地去见你们，告诉你，你想错了，要想见我必须到我家里来。”毛姆连忙道歉，说自己不认识路，解释了半天才把辜鸿铭的气消了。

日本的伊藤博文访问中国时，见到了辜鸿铭，就调侃他说：“你精通西方文化，自然知道当今世界大势，怎么还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呢？你觉得孔子的教育思想在今天还适用吗？”

辜鸿铭说：“孔子的教育思想，就像数学上的加减乘除，在两千年前是三三得九，到了今天仍然是三三得九，绝不会变成三三得八。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还在这里妄谈世界大势！”伊藤博文无言以对。

辜鸿铭曾把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跟中国人做过一个经典的对比，认为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三种优秀的精神特质。在他看来，中国人过的是一种“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兼具“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

生逢乱世，也很少有人像辜鸿铭那样愤世嫉俗，推倒一世雄杰，骂遍天下强梁，他生性喜欢褒贬人物，出语尖酸刻薄，不留情面。“你们以为穿西服，流时髦头，便够摩登了？我告诉你们，孔孟纵然披上猴皮,还是圣贤；猴子纵然穿起蟒服，仍是兽类。内心未变,外表变更，毫无关系。”辜鸿铭对晚清的中兴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亦颇有微词。他认为曾是大臣，李是功臣，曾之病在陋，李之病在固。他还拿张之洞与托忒克·端方作比较，结论是：“张文襄学问有余，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为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为真小人。”

说到评论人物，辜鸿铭最看不起的就是袁世凯，骂的次数最多，也最为不堪。1907年，张之洞与袁世凯同入军机，辜鸿铭也做了外务部的员外郎。一次，袁世凯对驻京德国公使说：“张中堂（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办事的。”其言下之意是，他处理公务无须学问帮衬。辜氏听了这话，便以戏谑的语气嘲笑袁世凯不学无术，他说：“当然，这要看所办的是什么事，如果是老妈子倒马桶。自然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还不知道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到的。”

辜鸿铭生平也最看不惯官场里的蝇营狗苟。在京城的一次宴会上，座中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大腕，一位外国记者逮住这个空当乘机采访辜鸿铭，他提的问题很刁钻：“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氏不假思索，立刻开出一剂猛药：“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所有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

虽然辜鸿铭对很多事愤世嫉俗大家都很认可，但是说到皇权，人们却对他的做法不是那么认可的，甚至认为是诡辩，为人所诟病。

就在慈禧太后去世后四年，辜鸿铭写过一篇《慈禧的品行、趣味和爱好》的文章，赞扬慈禧太后“胸怀博大，气量宽宏，心灵高尚，”“是一位趣味高雅、无可挑剔的人”。但这并不表明，他对慈禧太后就没有微词。万寿节时，湖广总督府大排宴席，大放鞭炮，唱新编爱国歌。辜鸿铭对同僚梁星海说，有爱国歌，岂可无爱民歌？梁星海便怂恿他试编一首。辜鸿铭有捷才，稍一沉吟，便得四句，使满座为之哗然。“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但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即使是这样一个老保守，也是有骨头的。“比如讲法律吧，你要讲‘法律’（说时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讲‘王法’（说时大声，并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绝对不行。”“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辜鸿铭也经常将孟子的那句名言挂在嘴边：“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他雄辩滔滔，亦诡辩滔滔，其雄辩与诡辩如山洪暴发。势不可扼，难以阻截，当之者莫不披靡，不遭灭顶之灾不得解脱。一次，辜鸿铭在宴席上大放厥词：“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有客问他此二人是谁，他回答道：“是严复和林纾（shū）。”严、林二人均在席，严复涵养好，对辜鸿铭的挑衅置若罔闻，林纾则是个暴脾气，当即质问辜氏何出此言。辜鸿铭振振有词，拍桌叫道：“自严复译出《天演论》，国人只知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于是兵连祸结。自从林纾译出《茶花女遗事》，莘莘学子就只知男欢女悦，而不知有礼义，于是人欲横流。以学说败坏天下的不是严、林又是谁？”

然而，辜鸿铭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极为痴迷，辜鸿铭的一些行为甚至有些偏激，比如他那条终生不剪的大辫子。在当时，经过辛亥革命的熏陶，大多数人都剪掉了辫子，尤其在大学里，更是无人不剪，但唯一一个例外就是辜鸿铭，以至于在北大，甚至全中国的大学里，只要一提起辫子，大家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辜鸿铭。

但辜鸿铭丝毫不以为意，还振振有词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

不光是辫子，辜鸿铭对女人的小脚极为喜爱。“三寸金莲走起路来婀娜多姿，会产生柳腰款摆的媚态，那小足会撩起男人的遐想。女人的奇绝之处全在小脚。”康有为还送他一副“知足常乐”横幅，辜鸿铭说：“康有为深知我心。”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大学英文教授温源宁作文《一个有思想的俗人》有一段话可谓一针见血。“在生前，辜鸿铭已经成了传奇人物；逝世之后，恐怕有可能化为神话人物。其实，他那个人，跟目前你每天遇见的那许多人并非大不相同，他只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人物罢了。”

同样的，辜鸿铭对传统的三妻四妾也是极力维护。有一次，他跟一位美国人谈起纳妾，说：“‘妾’这个字，就是立女，站在旁边供男人累了做靠手的。”

美国人向来主张男女平等，自然不会同意他这番怪论，就反驳说：“照你这么说，女人累了也可以让男人当靠手，也可以一妻多夫了。”

辜鸿铭慢悠悠地喝了口茶，说：“你看这套茶具，都是一把茶壶配四个茶杯，世上哪有一个茶杯配四把茶壶的？”说得美国人哭笑不得。

后来，这个“茶壶与茶杯”的段子迅速流传开来，成为一大笑料。徐志摩跟陆小曼结婚时，陆小曼还特地跟徐志摩说：“你不是我的茶壶，而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给四个茶杯倒水，但牙刷只能一个人用，我以后只用你这一根牙刷，你也不能再给别的茶杯倒水。”在场的众人哄堂大笑，以为妙绝。

不过，辜鸿铭主张三妻四妾，看似对老婆不尊重，但实际上却很怕老婆。当时北京有很多乞丐，辜鸿铭经常会给他们一点钱，后来被老婆知道了，痛骂了他一顿，辜鸿铭吓得再也不敢了。在跟学生们说到这件事的时候，无奈地说：“老婆都不怕，还有王法吗？”也许是被老婆压迫太久了，辜鸿铭对青楼妓女很是赞赏，有一次一个外国学者问他，去哪里才能学到真正的中国文化。辜鸿铭神秘地说，可以去八大胡同逛逛，在那里你可以见到中国传统女性身上那种端庄、羞怯、优雅。结果那个外国学者去了之后，果然乐不思蜀，后来还成了研究中国女性的专家。

对于这个论调，大作家林语堂也深表赞同：“辜鸿铭并没有大错，因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艺妓一样，还会脸红，而近代的女生已经不会了。”

其实，林语堂不光对辜鸿铭的这个论调表示赞同，对他的学问也是推崇备至，曾深情地说：“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总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异人之文采。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

中国近代史上的科学家?

梁守槃（1916年4月13日～2009年9月5日），福建福州人，导弹总体和发动机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重要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33年（17岁），受当时“科学救国”、“工程救国”热潮影响，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组，从此走上“航空救国”之路。1938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1939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1945年到杭州浙江大学航空系任教授；1949年任浙江大学航空系系主任。中国导弹之初，梁守槃被任命为总体设计师，于1960年11月5日，中国仿制的第一枚液体近程弹道导弹发射成功，从而揭开了中国导弹事业的序幕。闯过了航天事业初创时期一系列技术难关。1956年梁守槃（40岁），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梁守槃成为首批科技工作者，为“两弹一星”工程正式奠基。主持和组织研制成功亚音速、超音速、小型固体三个系列岸对舰、舰对舰、空对舰多种海防导弹，C801超音速固体反舰导弹，低空超音速反舰导弹c101，东风一号，东风2号导弹，鹰击8号等一糸列导弹。国际宇航科学院（IAA）院士，美国国际空间大学创办者协会初始会员，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理事长。获国家科委一等功、部一等功等荣誉。获一项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获中国航天事业五十年最高荣誉奖。

中国一糸列导弹从梁守槃开始。他不是两弹一星成员，但他是两弹一星的奠基者。破除万难为航天事业初创奠定基础，一生共获两次一等功勋，纯金功勋，闪闪发光，可见他在导弹和航天居功厥伟。

沈元（1916.4.28-2004.5.30）福建福州人，空气动力学家和航空工程学家，中国航空航天高等教育事业开拓者和教育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院士。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51年，清华大学成立航空工程学院，沈元被任命为院长。1952年，中国将8个大学的航空系合并成立北京航空学院，沈元参加组建工作并任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在培养航空航天科技人才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空气动力学方面有卓越建树。在北京航空学院的筹建、办学方针确定、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制订、师资及实验条件建设、科研教学组织领导以及计算机在航空航天中的推广应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56年，他参与制定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预见到宇航事业和火箭、导弹工业需要人才的紧迫性，率先在全国高校中创建了火箭、导弹等方面的一整套新专业，这些专业的许多毕业生如今已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栋梁之才。他率领全校师生在北航自行设计建造了中国第一座中型超声速风洞，在教学和科研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年轻型旅客机、探空火箭、无人驾驶飞机等型号的研制无不凝聚着他的心血和汗水。 沈元早年在福州英华中学任教，其间教过的学生中有后来成为著名数学家的陈景润，他是陈景润开始对“哥德巴赫猜想”产生浓厚兴趣的启蒙老师。60年来他一直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工作，他从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实际及长远发展需要出发，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建设、实验室建设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获航空航天部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荣誉奖，获航空航天工业部劳动模范称号荣誉奖，获从事高校科技工作40年成绩显著”荣誉证书，获1993年世界杰出知识分子”荣誉称号及金质证章。北航高等理工学院也叫“沈元荣誉学院。北航最高荣誉奖叫“沈元奖章” 。

侯德榜（1890年8月9日~1974年8月26日），生于福建闽侯（今福州），科学家，化学家，赴美留学，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科学习，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1921年获博士学位。被选入美国最高荣誉sigmaxi科学会会员。他一生共获20多项荣誉。誉满国际化学工业界，英国皇家学会聘他为名誉会员，美国化学工程师学会和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也先后聘他为荣誉会员。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开拓者。近代化学工业的中国化学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

高士其（1905年11月—1988年12月19日，原名高仕錤，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区）鳌峰坊人，改名高士其，弃仕途旁和金钱旁不要，立志不做官，不爱钱，以科学家造福中国。1927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学士学位。1930年又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在中国极度需要科普的时候，为中国创作了400多篇科普论文，中国为记念他的贡献，把国际的一颗行星命名为高士其星。科学家，化学家。细菌和病毒学家的中国化学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

高鲁（1877～1947）中国天文学家。字曙青，号叔钦。福建福州长乐人。1905年去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留学，后来获该校工科博士学位。1909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1911年回国报效中国。中国近代天文学奠基人之一。中国天文学会创始人。创造发明了天璇式中文打字机，曾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展示并获奖。天文学家李元先生在一篇追念高鲁的文章中曾建议，我国第一座假天馆(即天文馆)应命名为“高鲁假天馆”，以纪念这位我国近代天文界中不朽的伟大人物。对祖国近代天文尤其是科普的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为了记念他的功绩，把国际上的一颗星命名为高鲁星。中国天文学一代宗师。高鲁集中西观象学术之大成，对当时中国的科普以及他的天文知识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张钰哲（1902.2.16-1986.7.21），福州闽侯人，（1923年），1926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天文系。留在该校叶凯士天文台做纬度测定工作。 [随后在叶凯士天文台 观测研究工作。1929年，以论文《关于双星轨道极轴指向在空间的分布》获芝加哥大学天文学博士学位。 同年，张钰哲归回报效祖国。誉满国际天文学界，国际天文学界为了纪念他，将美国哈佛大学天文台1976年10月23日发现的一颗新星命名为“张钰哲星。可见他在国际天文学界的地位之崇高。中国天文学的最高奖—张钰哲奖，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中国近代和现代天文学家，科学研究涉及小行星、彗星、日食、恒星天文、航天和中国天文学史等方面， 中国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

林几（1897~1951），1897年12月20日出生于福建福州一书香世家。1918年考入北平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医学院前身。1924年由校方派往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医学院学习两年，专攻法医学，后又在柏林大学医学院法医研究所深造两年。1928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创建了法医学科和法医研究所。创办《法医月刊》；建立“法医学研究会。在医学院创建了法医学科和法医研究所，增设病理、物证、人证、化验等研究室，添设所用的仪器设备，为培养法医人才、接受检案和法医研究工作创造了条件。新中国成立后，他编审法医学教材，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法医检验人才。他为医本科学生或者将从事司、检、法工作的学生上法医课时，编著出版了不同要求的法医学教材。如《医师用简明法医学》、《法官用法医学讲义》、《犯罪侦察学》、《犯罪心理学》等。他主要论文有“二十年来法医学之进步”、“最近法医学界鉴定法之进步”、“疑案鉴定实例”、“法医学史”等40多篇，分别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北平医刊》、《法医月刊》等杂志上。中国近代和现代法医学创始人，法医科学奠基人。

萨本栋（1902年7月24日—1949年1月31日），字亚栋，福州闽侯县人，物理学家、电机工程专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24年，从斯坦福大学毕业，获得工学士学位，之后进入麻省伍斯特理工学院。同年，从伍斯特理工学院毕业，获得电机工程学士学位，旋即转习物理。1927年，从伍斯特理工学院毕业，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应聘为伍斯特理工学院研究助理及西屋电机制造公司工程师。1935年9月，应邀为美国俄亥俄大学电机工程系客座教授。在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学报上发表了论文《应用于三相电路的并矢代数》，引起国际电工理论界的强烈反响，被认为是开拓了电机工程的一个新研究领域。获得美国的“1937年度理论和研究最佳荣誉奖。用英文撰写成专著，被誉为物理学、电机学巨著。开创了中国科学家编写的自然科学专著被外国人采用为教材的先例。1937年3月放弃高薪厚禄，回国报效中国。他以非凡学识、才智，高尚修养为中国教育贡献巨大。并获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第一次荣誉奖章。中国物理学开拓者，中国物理学家一代宗师，物理电子学新领域的双奠基人。

吴宪（1893-1959），福建福州人。生物化学家、营养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12年赴美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造船工程，后改习化学，1916年获理学士学位后留校任助教；1917年被哈佛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录取为研究生；1919 年获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系任教；1946年任中央卫生实验院北平分院院长兼营养研究所所长。吴宪一生发表研究论文l63篇，专著3种。他开拓的领域主要包括：临床生物化学、气体与电解质的平衡、蛋白质化学、免疫化学、营养学以及氨基酸代谢等方面，此外，还涉及到性激素、抗生育等方面。美国学者里尔顿·安德森（J·Reardon-Anderson）将他誉为“中国化学的巨人”，并评价道：“毫无疑问，吴宪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最伟大的化学家，或者说是最伟大的科学家。当他在1919年发表他的第一项研究时，在中国还没有任何一类的化学研究。他在国际上，是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员、美国化学会会员、美国生物化学家协会会员、美国实验生物学和医学会会员、荷兰《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顾问委员、原德国自然科学院名誉院士、美国亚拉巴马州科学院院士、美国自然科学荣誉学会（Sigma Xi Society）会员，以及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营养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48-1949年）和热能需要量委员会委员（1949-1950年）。他的名字被收入《国际医学名人录》（International Who's Who in World Medicine）、《美国科学名人录》（American Men of Science，第九版）、《中国名人录》（Who's Who in China）、以及《科学家传记大辞典》（Dictionaryof Scientific Biography）等书。他开拓的《一种血液分析系统》引发了一场血液化学方面的革命。吴宪对于国际生物化学和中国科学事业的贡献卓著，并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崇高声望和在中国科学界的地位。生物化学界一代巨人。

蒋丙然，（1883年～1966年），原名幼聪，字右沧，福建闽侯人。中国近代气象事业的开创者、中国气象学会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天文学家，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和现代气象事业奠基人，中国气象学会创建人之一。为我国近代和现代天文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我国天文界步入国际合作的创举。并且是我国地震、地磁研究开创者。1908年震旦大学毕业后赴比利时留学，并获比利时双卜罗大学农业气象学博士学位。他是我国最早派出学农的留学生之一。1912年11月，蒋丙然学成回国后，应中央观象台台长高鲁之邀，到北京中央观象台任技正、气象科科长，并兼航空署气象科代理科长。还在参谋总部航空学校（北京南苑航空学校）、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讲授气象学。1913年7月气象科正式开展工作，从此中国的气象事业正式起步，正如蒋丙然所说：“气象一名词，亦于此时在中国开一新纪元”。并为我国海洋科学的研究和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海洋研究的奠基人。他是国际天文联合会会员，意大利气象学会名誉副会长。

陈俊武，1927年3月出生于北京，原籍福建福州长乐区，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工系。石油炼制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石化，石油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技术委员会名誉主任。1949年，先后担任石油工程装置设计师、工厂设计师、总工程师，石油工业部炼油技术攻关组专业组长等职。1982年，担任中国石化总公司催化裂化技术攻关组组长，组织科研、设计、炼油等单位和高等院校合作攻关，开发了国家“六五”攻关重点项目“大庆常压渣油催化裂化”技术。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学部委员（院士）。陈俊武为中国石油化工事业培养了一批高层次人才。陈俊武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党和国家的事业中，攻坚克难，急国家之所急；矢志创新，与国家共奋进，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深沉的爱国情怀和坚定的使命担当。陈俊武具有心有大我、至诚报国，敢为人先、勇于登攀，淡泊名利、甘为人梯的崇高精神。陈俊武的典型事迹树立了不忘初心、科技报国的典范。新时代奋斗者都应像陈俊武那样，以关爱之心对人，以无私之心对事，以平和之心对名，以淡泊之心对位，以知足之心对利，用信仰的力量、担当的力量、奋斗的力量汇聚成实现中国梦的磅礴之力。为中国开创了石油炼制、煤化工领域的多个世界第一。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中国工程设计大师。时代楷模”荣誉奖。最美奋斗者奖。

萧光琰（1920—1968），中国物理化学家；福建福州人；一九四二年五月，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美国坡蒙那大学化学系。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曾专攻物理化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一九四六年任芝加哥大学化学系助理研究员。一九四七年任芝加哥大学冶金研究所研究员、一九四七年八月任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化学师。他在美国时，连得过四枚金质奖章。回国后，把石油科学带到中国，从事的“页岩油催化裂化及其氮中毒的机理研究”和“电子酸性催化剂研究”，在应用的基础理论方面，都有了进展和突破。“页岩油催化裂化”的研究，主要是为了探求以页岩油为原料，制取优质油(包括机油）的途径。开展硅酸铝裂化催化剂的研究，为石油和催化科学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填补了中国的空白。中国石油化学领域开拓者，石油化学领域奠基人。一个被湮没于历史长河中的科学巨人，他才是那个真正改变国家之一的人物，填补了中国石油方方面面科学的空白。

张震寰（1915年10月21日—1994年3月23日）籍贯福建福州闽侯县，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1961年晋升少将。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红星功勋荣誉章（一级）。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原主任。1982年成功研制“银河”亿次计算机，填补了中国计算机的空白，为国家计算机事业的发展做出极大贡献。组织并指挥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和首次原子弹空爆试验，组织指挥了“两弹”结合试验，为发展我国核武器技术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指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爆炸试验成功。为争取国防尖端技术的新突破，组织领导了远洋测量船队的组建和洲际导弹、潜地导弹、通信卫星的研制试验。主管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和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问题，特别是重要武器装备系统、项目及武器战术技术论证工作。张震寰还主编了《中华气功大典》。他还是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人体科学会理事长。由他全面负责组织和指挥的亿次计算机研制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拥有巨型机的国家之一。他主管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和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问题，特别是重要武器装备系统、项目及武器战术技术论证工作，为加强国防科技事业决策的科学化、现代化国防科技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王绶琯，1923年1月15日出生于福建福州，天文学家、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的奠基者之一、科普教育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名誉台长 。王绶琯是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的奠基者之一，他开创了中国射电天文学观测研究。对提高中国授时讯号精度、推动天体测量学发展作出了贡献。负责成功地研制出多种射电天文设备并取得重要研究成果。1955年，王绶琯奉命接受了国家急需的“提高时号精确度”的紧急任务，在二年时间里完成了这一任务，同时也为打下时间、纬度等基本天体测量研究的基础创造了条件。当时引进的光电中星仪及超人差棱镜等高仪技术还为尔后中国发展的光电等高仪起了先导作用 。1966年以来，王绶琯负责成功地研制出了米波16面天线射电干涉仪、分米波复合射电干涉仪、米波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系统等重要射电天文观测设备，并在相应的观测研究中取得多项创见性成果。20世纪90年代，王绶琯与苏定强等一道提出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LAMOST）的初步方案，被列为国家“九五”期间大型科学工程项目 。中国为了记念他，于1993年10月11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向王绶琯颁布小行星命名书：谨以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171号的小行星，命名为王绶琯星 。

陈可忠先生，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胪雷村）人，生于民前十三（1898）年十月廿五日。1924年获耶鲁大学学士学位，次年得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6年获芝加哥大学化学博士学位。曾任国立编译馆馆长、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理学院院长。1932年8月4日，中国化学会宣告正式成立，陈可忠当选为理事之一，又被推为会刊《中国化学会会志》的编辑之一。中国化学会是我国成立较早、影响较大的自然科学专门学会之一，中国化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化学事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1926年9月，陈可忠由美国完成学业回国，在理学院化学系讲授有机化学。陈可忠在校内极力倡导树立研究风气，最早申请开辟了教授专用实验室，长日留校从事教学实验。1932年国立编译馆成立，陈可忠任自然组主任兼专任编审。从1932年国立编译馆成立至1948年，陈可忠长期任职于国立编译馆，其间执掌国立编译馆达十二年之久。国立编译馆各项工作中最可称道的是其对科学术语译名统一的领导与推动。随着各学科文献翻译量的增多，许多有识之士很早就认识到译名统一的重要性：“译述之事，定名为难。而在科学，新名尤多。名词不定，则科学无所依倚而立。”（《科学》发刊词，1915年）早期的译名统一工作主要由个别学者或学术团体进行，国立编译馆成立后，在编订、统一、推广译名上具有了性，编译馆制定了详尽的编订译名计划，成立译名委员会各学科组，与各民间学会、协会密切合作，先后不同程度地完成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80个学科领域的译名审定统一工作。统一公布的名词，由编译馆正式出版付印为图书的有《化学命名原则》、《药学名词》、《天文学名词》、《物理学名词》、《矿物学名词》、《细菌学免疫学名词》、《数学名词》及《社会学名词》、《经济学名词》等20余种。这些工作在翻译传播外国先进科学知识和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时审定公布的许多科学译名一直沿用至今。自然科学领域统一译名的巨人，中国最伟大的自然科学译名编审者。中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发展必不可缺的倚靠。赋予新中文无可估量的价值，让身怀中文的学者能站在世界竞争之颠。

李俨（1892－1963），福建闽侯（今福州市）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史学家、中西数学家，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专家，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李俨在中国数学史研究领域内，是当之无愧的学科奠基人。1912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现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科学习，与茅以升是同窗契友。他以大量的史料搜集工作为基础，对中国古代数学史作了大量研究，著作甚丰，是该项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通过国内外的函授教育自修完了土木工程和数学等大专课程；同时开始了中国数学史的研究工作。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本图书馆的资料，在1915—1917年间，即当李俨刚刚开始中国数学史研究工作不久，他曾与著名的数学史家D.E.史密斯（Smith）多次通信，草拟提纲，书名为《中国数学史》，再由当时正在美留学的茅以升译成英文转交史密斯。但这一编写计划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未能实现。此后，1917年发表了《中国数学史余录》，1919年又发表了《中国数学源流考略。一生前后共发表了论文百余篇，专著十余种。可以说，李俨在中国数学史研究领域内是当之无愧的学科奠基人。本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李俨编写《中算史论丛》1—4集（商务印书馆，1933、1935、1947）。到《中算史论丛》最后编定，前后历经30余年，可称为是他毕生的得力之作。其中包括分数论、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定理（勾股定理）研究、平方零约术、大衍求一术、纵横图、帕斯卡（Pascal）三角形（贾宪三角形）研究、方程论、级数论各篇。中算史新资料的发现，以及明代算书志、清代中算著述集录等。明清时期传入的西算以及中算家关于对数、三角术、割圆术、圆锥曲线等方面的研究。编写《微积分学初步》（1936年）《中国数学大纲》上、下册（1958年，《中国古代数学史料》，《近世几何学初编》。开创了中国数学史研究的新局面。

田昭武，1927年6月28日出生于福建福州，物理化学家，中国电化学学科带头人之一，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校长 。田昭武主要从事电化学研究，重视与数理及其他化学学科的结合，研究领域包括光电化学、电化学扫描隧道显微技术、三维微加工技术、芯片生化实验研究、谱学电化学和量子电化学等 。1949年，开始独立主讲《物理化学》和《物质结构》两门主干课。他还承担国家部委委托厦门大学举办的全国性电化学培训班、研讨班担任主讲 。田昭武提出多孔电极极化的“特征电流”概念和“不平整液膜”模型，创立电极绝对等效电路的新解法和测量电极瞬间阻抗的选相调辉技术。设计和推广多种电化学技术和仪器，如新一代的离子色谱抑制器、微区腐蚀测量系统和中国国内第一台电化学综合测试仪等。在化学电源、金属腐蚀和电化学分析方面，都有结合生产实际的研究成果] 。截至2014年11月，田昭武先后获得国际发明专利和国家发明专利共35项，其中作为第一发明人的专利为16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以及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共七项。

王世真（1916年3月7日一2016年5月27日）：福建福州人， 生物化学家、核医学家，中国核医学事业的创始人。美国爱荷华大学硕士、博士学位。历任美国爱荷华大学放射性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首都核医学中心主任，放射医学研究所副所长，名誉所长，核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从1940年代开始，王世真对甲状腺素做了大量系统性的研究工作。1950年和1951年，他首先发表了两类甲状腺素类似物的结构。其中一类具有拟甲状腺素的活性，另一类具有抗甲状腺素的作用。他对这些化合物进行了一系列的结构改造，并对这些化合物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他的这些工作在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结构和功能关系的研究。他发表了两类甲状腺素类似物的结构。其中一类具有拟甲状腺素的活性，另一类具有抗甲状腺素的作用。他对这些化合物进行了一系列的结构改造，并对这些化合物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他的这些工作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结构和功能关系的研究1956年在军委卫生部领导下，他创办中国第一个同位素应用训练班，第一批核医学骨干从这里走向全国。在中国创建了同位素标记物合成、液闪测量、放免分析、医用活化分析、稳定核素医学应用，放免显像等技术；他在甲状腺激素（TH）的系统研究中，解开了TH作用机制的一些不解之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他在异军突起的核素示踪技术的研究中，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突破。70年代末，他就提出在实验核医学领域内以稳定核素作为示踪原子进行生物医学及药学研究。他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放射性标记化合物工作者。特别是他在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任标记化合物研究室主任期间，在他的领导下，从1959年到1979年共合成、生产了总计多达100多种的标记化合物，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许多基础与临床学科科研工作的开展。他筹建了正电子发射X线体层摄影（PET PECT）中心。在我国创建了同位素标记物合成、液闪测量、放免分析、医用活化分析、稳定核素医学应用、放免显像等技术。核医学就是运用核技术来诊断、治疗和研究疾病的一门科学。对于普通人来说,知道PET、SPECT、甲功仪、肾图仪、放射性活度计以及用于放射性治疗的伽玛刀、后装治疗机、模拟定位机、直线加速器等设备,就不难明白核医学在现代医学中的重要地位。他所开创的中国核医学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成为亚洲核医学领域的领跑者。

胡适拿了多少个博士学位？

胡适一生获有35个荣誉博士学位.时间跨度从民国24年(1935年)至1959年.按学科分:法学24个.文学9个.人文学1个.不明学科1个,按国家和地区分:美国31个.加拿大2个.英国1个.香港1个。

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兴趣广泛，作为学者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进行研究。

他曾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等职。胡适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

民国大师：23岁守寡，大字不识一个，养出拿了35个博士的北大校长

民国最强的虎妈——冯顺弟 1 冯顺弟这个名字也许你是第一次听说，但是她教育出来的儿子，那可是民国时期鼎鼎大名的人物，可以说是妇孺皆知，他就是胡适。 胡适是打响了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第一枪；是中国近现代的著名学者，是新文化运动的引领人物；是北大校长；是新中国多门学科奠基人；五四旗手；还是一位顶着35个博士称号的文化巨匠等等 可以说是他的母亲一手培养出了胡适这位文化大师。 而冯顺弟本人，却是大字不识一个，17岁嫁了年近半百的小老头、23岁就守寡的女人；却在极度困境的情况下，给了胡适最好的教育。 胡适在《论家庭教育》一文中有言： 「 ”这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便是母亲。” 在《四十自述》回忆母亲道：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 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 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正如国学大师南怀瑾曾经说： 「 ”家教里头最重要的第一个，是胎教，母教，母亲更重要。做女性，最难的是做一个贤妻良母。” 胡适故居 2 冯顺第出身于农家，父亲是冯金灶，14岁的时候，冯金灶被太平军掳走，，脸上还烫着「 ”太平天国”四个蓝字。后来趁机出逃，好不容易回到家乡，只看见一片焦土，祖上的产业都被烧成灰烬。 经过冯金灶的努力耕种，没几年就修了砖屋，娶了媳妇。 次年，他们生下女儿冯顺弟，之所以取名叫「 ”顺弟”，是因为冯金灶本想要个儿子，希望下一胎能顺利生个弟弟。 冯金灶后半生最大的心愿，就是振兴祖业。她父亲去村外挑石头盖新房，还是小女孩的冯顺弟便去村口接应父亲，从筐子里取出一两块石头抱到地基外，算是为父亲分担一点辛苦。 17岁时，冯顺弟到了婚娶之年，媒人来提亲。父母很高兴，媒婆还没说完，父母的脸却黑了。 一个名为胡传（原名珊，字铁花）的当地官员，已经49岁了，居然前两任妻子都因病过世，嫁过去就是个做填房的。这要是嫁过去自己委屈、受白眼还得听着邻居们的冷嘲热讽。 冯顺弟却不这么看： 「 ”给人家做晚娘，聘金彩礼应该多些，将来可以帮忙，你们重建祖屋的心愿总能实现了，听说胡先生也是个人人敬重的好人……” 胡传与冯顺弟 一生为农的父亲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盖上自家的新宅，为了满足父亲的夙愿，她甘愿牺牲自己的幸福，嫁给胡传做填房。 就这样，在1889年3月12日，17岁的冯顺弟嫁给了比她大32岁的胡传。 婚后，胡传教冯顺弟读书识字，还帮老丈人家盖了新房，夫妻生活美满。 两年后，冯顺弟生了个儿子，取名嗣穈，后来有人帮胡嗣穈改了个名字，叫胡适，字适之。 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甲午中日战争爆发，胡传把妻儿送回老家，自己带病在战乱中奔走忙碌，病逝厦门。 这一年，胡适刚刚4岁，冯顺弟才23岁，就成了寡妇。 3 之后，这个寡妇成了胡家的掌柜。 大女儿比她17岁；大儿子比她大2岁，而且还吸毒赌博；双胞胎的二儿子和三儿子只比她小4岁； 这个掌柜的并不好当，「 ”以少年作后母，周旋于诸子诸妇之间”，其中的辛酸可想而知。 再加上后来家业中落、经济困窘，冯顺弟的困苦艰难有非外人所能喻者。 胡适的大嫂无能而不懂事，二嫂能干却气量窄。总是指桑骂槐，时不时拿些尖酸刻薄的话来 *** 下冯顺弟。胡母常装作听不见，不与他们计较。 三流的父母是保姆，二流的父母是教练，一流的父母是榜样，冯顺弟就是胡适最好的榜样，最一流的父母。 因为她知道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就是以身作则。但她的仁慈大度，并非没有原则。 胡适的五叔本就是个小人，成天在外游荡、赌博、吸食鸦片，一次在烟馆里发牢骚，竟说胡适的母亲生活不检点，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肯定给他不少好处。 这话传到了冯顺弟的耳中，气得冯顺弟大哭起来，哭完之后，冯顺弟将本家的几位长辈请来，并把胡适的五叔叫来，当面质问。最终他在众人面前下跪认错赔罪，还她清白，她这才罢休。 冯顺弟作为母亲的一言一行胡适都看在眼里，他跟母亲一起生活了9年，母亲大大小小的举动也给胡适造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对人永远是谦谦君子的胡适，在名族大义面前，敢于当面批评蒋介石。 ▲胡适与蒋介石 4 她连书都没读过，却坚决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 23岁的寡母冯顺弟知道读书重要的重要性，对惟一的儿子悉心教育，遵夫胡传临终前遗言： 「 ”穈儿天资聪颖，应该令他读书”。 对胡适教育极其严格，是慈母兼严父，并且她的教育方式与众不同。 胡适最早的照片 胡适开始识字时还不满三岁。当时，父亲就把教母亲的红纸方字教儿子认。母亲在一旁做助教，也借机温习她之前学过的字。胡适三岁多的时候，已经认得近一千字。 胡适还不到4岁，便被她送入送到本家四叔介如先生的学堂去读书。 最初，学堂里只有两个学生，一个是胡适，一个是他四叔的儿子。 嗣秫贪玩不爱学习，但是胡适不一样，母亲管的很严，自己又喜欢念书，因此常常一个人在学堂念书到天黑才回家。 学堂里的学生添加到十几个，别的小孩每年的学费只有两块钱，而胡适的母亲渴望他读书，故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六元，以后每年递增，最后一年加到二十元。这样的学金，打破了家乡的记录。 教育方式的不同， 胡适在《我的母亲》一文中曾有着详细的记载。 每天天刚亮时，胡适的母亲便会将胡适叫醒。胡适从来都不知道母亲坐了多久，看到胡适醒了，她这才对胡适说他做错了什么事，并且要胡适认错。而且每次在胡适认错之后，还要胡适读书用功。与此同时，冯顺弟还会向胡适讲他父亲的种种好处，从文采到忠心报国，并且对胡适说：「 ”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是「 ”丢脸”，「 ”出丑”的意思。）。”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这样回忆他的母亲： 「 ”我的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严厉眼光，就吓住了。” 如果犯的是大错，那也绝对不会姑息，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上房门，该骂的骂，该罚的罚，该打的也要打。 胡适在《四十自述》里写道。 「 ”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有一次吃饭后，胡适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件背心，小姨怕他着凉，就拿了件小衫出来叫他穿上，胡适不肯穿。 小姨说：「 ”穿上吧，凉了。” 胡适随口回了句：「 ”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 胡适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便看见母亲冯顺弟从家里走出来，他赶快把小衫穿上，但是母亲却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 到了晚上，冯顺弟把胡适叫来，让他跪在地上，重重地责罚了一顿：「 ”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 冯顺弟气得坐着发抖，不许胡适上床去睡。 胡适跪在地上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霉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 冯顺弟心里又悔又急。有一回，她听一个乡下医生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天深夜她竟真的把胡适叫醒，用舌头舔胡适的眼翳。 5 胡适14岁的时候，去上海求学，但是深明事理的冯顺弟送儿子上路时没有在儿子和众人面前掉一滴泪，甚至只允许他三年回家一次。 在胡适留美时期，冯顺弟一度病重，几乎不能起床。 她私下请照相的人来家里照了张相保存起来，跟家里人说： 「 ”吾病若不起，慎勿告吾儿，当仍请人按月作家书，如吾在时。俟吾儿学成归国，乃以此影与之。吾儿见此影，如见我矣。” 后来，冯顺弟病情渐渐好转，即便生活窘迫到要变卖首饰的时候，她依然不忘了处处为儿子读书着想。 最令人敬佩的是，她甚至向别人借了八十块大洋给儿子买了一部图书集成。八十块大洋是什么概念呢？ *** 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月薪是八块，相当于 *** 十个月不吃不喝的工资总和，而当时北京一套四合院的房子也不过二百块而已。 这才有了后面的，1917年，胡适获得35个荣誉博士学位留美归来，成为「 ”洋博士”，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教授（后成为北大校长）。之后，他遵从母命娶了江冬秀。 第二年，儿媳怀孕的消息从北京传来，冯顺弟高兴地合不拢嘴。眼看就要能如愿抱上孙子时，因操劳过度、积劳成疾，顺弟却驾鹤西去，享年46岁。 子欲养而亲不待，是人世间最大的遗憾。 胡适都还没来得及从北京赶回来见她最后一面。 胡适悲痛欲绝的写下了纪念文《先母行述》： 「 ”伏念先母一生行实，虽纤细琐屑不出于家庭闾里之间，而其至性至诚，有宜永存而不朽者。” 母亲的与世长辞，胡适非常悲痛，他慎重办理了母亲的后事，将这份对母爱的感念永远埋在了心中！ 冯顺弟对胡适的言传身教告诉我们：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就是父母本身。 所以在教育孩子这方面，我们理应尊称冯顺弟 一声——大师！！！

民国史上毕业于“西点军校”的中国留学生都有谁，他们最后如何了？

美国陆军军官学院，是美国第一所军事学校。民国时期有8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分别是：温应星、陈廷甲、王赓、曹霖生、王成志、张道弘、王之、颜朴生。他们的一生鲜为人知，没有传奇。

一.温应星

广东人，先后读过两所美国名校，其中一所就是西点军校。他也是中国第一个进入该校学习的人。成绩在同届学生中名列前茅。

结局：晚年定居美国，于1968年逝世。临终前留下遗言，若不能魂归故里，想葬在西点军校。该校同意后，以较高荣誉将其及夫人葬入学校。

图为现在的西点军校

二. 陈廷甲

也是广东人。和温应星将军一起在美国先后读了两所一样的学校，是同学。擅长体操，但因意外导致其无法继续完成其余高难度学业，只能寥寥此生。

结局：回国后在黄埔军校任文职。

三、王赓

江苏无锡人。在国内就读于清华大学，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西点军校学习，文武双全，可谓是一名学霸。后与陆小曼结为夫妇。

图为王赓和陆小曼

四、曹霖生

上海人。中华民国成立后不久进入西点军校学习。是唯一一位在军事、从商、教育三个领域都混得风生水起的人物。

五. 王成志

杭州人。在进入西点军校之前，先后在哈佛、麻省理工等学校学习，在西点军校成绩也是第一名，标准的学霸。

六. 张道弘

安徽人。虽然本人没什么名气，但他的老丈人是军阀段祺瑞，所以即使在西点军校时成绩泛泛，但因为家世的关系平步青云。

七. 王之

湖南人。在西点军校毕业后，回国在宋子文手下干活，参与受降日军的仪式。

八. 颜朴生

上海人。从西点军校顺利毕业后，子承父业，成为了外交官。

图为西点军校毕业典礼

民国时期进入西点军校学习的学生大多没有什么名气，稍微有名一点的都罗列在这里了，许多资料也有待考证。

好了，今天关于“民国有多少留学的博士”的话题就讲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的介绍对“民国有多少留学的博士”有更全面的认识，并且能够在今后的实践中更好地运用所学知识。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需要进一步的信息，请随时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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