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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北大有哪些才女

民国时期北大才女有不少，其中著名的有凌叔华、谢婉莹（冰心）、林徽因。

民国北大才女之凌叔华：

凌叔华（1900年－1990年），广东广州府番禺县人，文学家，画家。她所就读的燕京大学在中国高等学校1952年院系调整中被撤消，资产由中央人民政府接管后被整并，文科、理科多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法科、社会学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已更名中国政法大学）。所以也可以属于北京大学。　　

凌叔华生于北京的一个仕宦与书画世家。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出身翰苑，光绪十九年中举人，与康有为同榜进士，历任清朝天津知府、保定知府、直隶布政使等职。他精于词章、酷爱绘画，曾与齐白石、王梦伯、陈半丁、陈寅恪等著名画家过从甚密。这种家庭，使她从小便受到文学艺术的陶冶。自小她就拜了著名的女艺术家、慈禧太后的画师缪素筠为师，还受到文化界一代怪杰辜鸿铭的教育。在七八岁时，曾拜著名山水兰竹画家王竹林为师，后又从女画家郝漱玉习画，这使她的绘画技术有了坚实的基础。当她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她的写作才华像第一枝出水的芙蓉，文采超众，引人注目，其作文常在校刊上发表。1922年二十二岁那年，她考入燕京大学，与谢婉莹为同学，翌年升入本科外文系，主修英文、法文和日文。　　

1928年凌叔华与丈夫陈西滢（常州府无锡县人）到武汉大学当教授。此时，凌叔华与苏雪林、袁昌英结为好友，三个人在文学创作上盛极一时，有“珞珈三杰”之誉。凌叔华才貌双全，气质高雅，令世人歆羡。凌叔华为人亲和力极强，她与胡适、徐志摩等一批名士情谊颇厚。凌叔华将绘画当作事业来追求，她一生举办过许多次画展，大学刚毕业，她的画作便参加了国际画展，五十年代后，她在巴黎、伦敦、波士顿、新加坡等地举办过多次画展。　　

凌叔华的性格，不像林徽因那样虚荣任性，也不像谢婉莹（冰心）矜持理性。她温顺随和，但又掺入一丝心机和俗气。她的小说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独放异彩，经久耐读，随着社会前进读者将与日俱增。但日后的“八宝箱”事件和“太太的客厅”事件，使得凌叔华、林徽因、谢婉莹这三位才女在纠葛中暴露了各自弱点，可谓三败俱伤，充分展示了她们争风吃醋、心胸狭隘、争名夺利的灰暗一面。而真正受到伤害的另一位才女陆小曼则显得大度坦然、从容自信、淡薄名利。　　

多情的徐志摩与凌叔华也有着情感的纠葛。徐志摩的“八宝箱”曾两次寄存于凌叔华。第一次就是1925年徐志摩外出旅行那一次，当时他与陆小曼的恋情引来满城风雨，徐志摩打算去欧洲避避风头。行前要将装有日记文稿和陆小曼的两本初恋日记的小提箱、即所谓“八宝箱”交予自己最信赖的人保管。因当时陆小曼处境同样不好，而且箱内有“不宜陆小曼看”的东西，于是便交到了凌叔华手中。据凌叔华证实，那里面有不少牵涉是非处，其中也有一些陆小曼批评林徽因的话语，也有关于胡适和张歆海的闲话。除了陆小曼的这两本日记和徐志摩1925年由欧洲返国、坐西伯利亚铁路途经俄国时写的几篇稿件之外，“八宝箱”里新添的什物还有徐志摩写于1925年和1926年间的两本日记及他两次欧游期间写给陆小曼的大量情书——大部分是英文的，文笔极其优美。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丧生，有关这个小箱子的秘密也被宣扬了出去。徐志摩一生风流，对他的私人日记及他和女友们往来的书信，很多人都充满了极大的兴趣，纷纷打起了这个“八宝箱”的主意。当然，最想得到这个小箱子的两个人还是陆小曼和林徽因。照理说这个“八宝箱”当然归徐志摩的遗孀陆小曼所有，但“爱忠诚，爱自己的家胜过一切”的虚伪的林徽因不知何故，似乎比陆小曼更想得到这个箱子。林徽因于是亲自登门到史家胡同凌叔华的寓所向凌叔华索取，不料遭凌叔华婉拒。只好转而求胡适帮忙。胡适以编辑委员会的名义郑重其事地写信给凌叔华，要凌叔华交出“八宝箱”。凌叔华很勉强地把“八宝箱”交给胡适差来的信使。但胡适从凌叔华手中接过了这个小箱子，并没有送给陆小曼，而是送给林徽因。在得到“八宝箱”18天后，胡适又紧接着写信给凌叔华，责备她把徐志摩的两册英文日记藏为“私有秘宝”，并指出她的这一做法开了私藏徐志摩书信的先例，会影响到全集的编纂工作。“八宝箱”公案也因此在凌叔华和胡适、林徽因等几位朋友的关系上投下了一层阴影。凌叔华最后发现胡适把日记交给了林徽因，而非陆小曼，感到很对不起徐志摩。凌叔华曾写信给胡适说：“前天听说此箱已落入林徽因处，很是着急，因为内有陆小曼初恋时日记两本，牵涉是非不少，这正如从前不宜给陆小曼看一样不妥”。

陆小曼曾不无幽怨地说，“其他日记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不然倒可以比这几本精彩得多”。“别人”是谁，陆小曼既不便明说，其实知道得也不很确切，不过总不外乎林徽因和凌叔华两人。然而，林徽因否认私存了些日记，凌叔华也否认自己私藏了“八宝箱”内的任何东西。本来还算得上是朋友的凌叔华与林徽因、陆小曼却因为“八宝箱”事件而交恶，三人从此老死不相往来。如今，与“八宝箱”有关的所有人都已作古，这段由一个箱子引发的迷案，也慢慢成为历史长河中又一个再也不可能解开的谜团。　　

“八宝箱”案，皆源于众才女们都想拥有编纂《徐志摩全集》的专利。除了陆小曼名正言顺和大度坦然之外，林徽因和凌叔华还幻想着徐志摩的恋爱史中有她们的重要地位，都想把本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占为己有，所以名利和虚荣真是害人啊，哪怕是旷世才女也不例外。

民国北大才女之谢婉莹：　　

谢婉莹（1900年─1999年），福建福州长乐县人，儿童文学作家、诗人、翻译家。　　

《小菊灯》，这篇收录在中学语文教材里的文章就是出自冰心之手，文笔清新婉约。谢婉莹取“一片冰心在玉壶”为意，自取笔名为“冰心”，被称为“世纪老人”。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顾问，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等职。谢婉莹出生于福州一个具有爱国和维新思想的海军军官家庭，她父亲谢葆璋参加了甲午战争，抗击过日本侵略军，后在烟台创办海军学校并出任校长。1913年谢婉莹随父迁居北京，1918年升入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

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是北大的一支。燕京大学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成立于1919年，它本来是由华北地区的几所教会大学合并而成的，包括北京汇文大学、通州华北协和大学、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分别由美国长老会、美以美会、美国女公会、公理会、英国伦敦会等合办，初期名为“北京大学”。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五四运动的爆发，谢婉莹被推选为大学学生会文书，在爱国学生运动的激荡之下，她于1919年8月的《晨报》上，发表第一篇散文《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和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后者第一次使用了“冰心”这个笔名。由于作品直接涉及到重大的社会问题，很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之后所写的《斯人独憔悴》、《去国》、《秋风秋雨愁煞人》等“问题小说”。其间，协和女子大学并入燕京大学。谢婉莹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她的作品多围绕着母爱、童心和自然三大主题，构筑了冰心思想内核——以爱为本。代表作有《超人》、《烦闷》、《繁星》、《春水》等。　

1923年，谢婉莹以优异的成绩取得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出国留学前后，开始陆续发表总名为《寄小读者》的通讯散文，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1926年谢婉莹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先后在燕京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和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1929年6月15日，谢婉莹与学成归国的吴文藻博士在燕京大学举行婚礼，司徒雷登主持了他们的婚礼。成家后的谢婉莹，仍然创作不辍，作品尽情地赞美母爱、童心、大自然，同时还反映了对社会不平等现象和不同阶层生活的细致观察，纯情、隽永的笔致也抒发着含蓄的嘲讽。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有1931年的《分》和1933年的《冬儿姑娘》，散文优秀作品是1933年的《南归──献给母亲的在天之灵》等。1932年，出版《冰心全集》分三卷本（小说、散文、诗歌各一卷）。　　

冰心、庐隐与林徽因并称为“福州三大才女”。其中谢婉莹（冰心）与林徽因从世交到仇敌，倒有着一段有趣的经历，这就是“太太的客厅”事件。　　

梁思成、林徽因一家搬到北总布胡同的四合院后，由于夫妇二人所具有的影响力，再加上林徽因的美貌风骚，很快围聚了一批圈子里的文化精英，如与林徽因暧昧不清的诗人徐志摩、因林徽因终身不娶的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张奚若、经济学家陈岱孙、国际政治问题专家钱端升、物理学家周培源、社会学家陶孟和、考古学家李济、多情种子文化领袖胡适、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和萧乾等等。这些文化精英通常在星期六下午，陆续来到梁家，指点江山、坐论天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梁家的交往圈子影响越来越大，渐成气候，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北平最有名的文化沙龙，时人称之为“太太的客厅”。　　

但还有一些学者精英，特别是所有的女性精英，不但不把林徽因放在眼里，还对此予以嘲讽。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主要是林徽因缺乏妇女的幽娴品德，爱慕虚荣，而且林徽因的美貌与才华也被过于夸大。没有梁思成，林徽因不过是一个“向往资产阶级自由化生活方式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爱哗众取宠的主妇”而已。谢婉莹在1933年10月发表了一篇著名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的这篇小说发表后，引起全国文化界的高度关注。作品中，无论是“我们的太太”，还是诗人、哲学家、画家、科学家、外国的风流寡妇，都有一种明显的虚伪、虚荣与虚幻的鲜明色彩，这“三虚”人物的出现，对社会、对爱情、对己、对人都是一股颓废情调和萎缩的浊流。谢婉莹以温婉伴着调侃的笔触，对此做了深刻的讽刺与抨击。金岳霖后来曾说过：这篇小说也有别的意思，这是指 30年代的中国少奶奶们在亡国危机环境中还热衷于虚荣和攀比，而林徽因将这种虚荣发挥到了极致。谢婉莹的丈夫著名学者吴文藻（常州府江阴县人）与梁思成同为清华1923级毕业生，且二人在同一寝室，属于真正的铁同窗。而谢婉莹林徽因皆福建同乡，都受教于陈衡哲教授，应该说早年谢婉莹与林徽因应该是情同手足。她们还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生活照。从照片上看，几个人正在泉水边野炊，谢婉莹着白色围裙，手握切刀正在切菜，而林徽因则在冰心的背后，微笑着面对镜头。但自从谢婉莹的《我们太太的客厅》出版后，林徽因再派人送给谢婉莹一坛子山西老醋之后，二人便成为了仇敌。　　

谢婉莹曾解释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写的并不是林徽因，其实是陆小曼，客厅里挂的全是她的照片”。但后来的学者研究认为，谢婉莹说“太太的客厅”是指陆小曼尤显荒唐。小说写作的背景是北平，而陆小曼当时远住上海，陆小曼的客厅多是社会名流与名媛，与小说描述的客厅里是文化精英与学者不符。还有，陆小曼并无子女，倒是林徽因有一个小名叫冰冰的女儿，而小说中的女儿名曰“彬彬”。而且《我们太太的客厅》小说中有这么一段有趣的文字：“这帮名流鸿儒在太太的客厅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尽情挥洒各自的情感之后星散而去。那位一直等到最后渴望与我们的太太携手并肩外出看戏的白脸薄唇高鼻子诗人，但随着太太那个满身疲惫、神情萎靡并有些窝囊的先生的归来与太太临阵退缩，诗人只好无趣地告别客厅，悄然消失在门外逼人的夜色中，整个太太客厅的故事到此结束。”这段刻薄有趣的嘲讽，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谁。心胸狭隘、心高气傲的林徽因当然咽不下这口气，当即派人送了一坛山西老醋给了谢婉莹，谢婉莹的自尊心大受打击，谢婉莹和林徽因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继“八宝箱”事件大受打击之后，“太太的客厅”陆小曼又备受牵连，到底这个客厅是陆小曼的还是林徽因的，还真有疑点。因为陆小曼的前夫王庚和林徽因的丈夫梁思成的确都属于整天疲惫萎靡而且有些窝囊的类型，而且她们的客厅都是名流如潮，在陆小曼还没和王庚离婚之前，白脸高鼻子诗人徐志摩也曾在她的客厅等到花都谢了的夜晚。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到底是哪位太太的客厅？谁也说不清。谢婉莹暗地里嘲讽林徽因，明着栽赃陆小曼，其心计可见一般，而林徽因的送醋可以看出她任性和狭隘，陆小曼则因徐志摩的离世而对凡尘俗事表现出了一种超然的态度。

民国北大才女之林徽因：　　

林徽因（1904年—1955年），福建省福州闽侯县人，是中国第一个女建筑学。　　

林徽因祖父林孝恂是清朝进士，历官浙江金华、孝丰等地，父林长民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擅诗文，工书法，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等职。林徽因生于杭州，1912年随父林长民由杭州迁往上海，1916年全家迁居北京。1920年7月，随父林长民赴欧洲，到伦敦、巴黎、日内瓦、罗马、法兰克福、柏林、布鲁塞尔等地旅行，同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伦敦圣玛利女院学习。1921年回国在培华女中读书。1922年与梁启超之子梁思成恋爱。1923年6月与梁思成同去美国留学，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选修建筑系课程。1927年毕业，获美术学士学位。1928年3月与梁思成赴加拿大渥太华结婚，婚后去欧洲考察建筑。1929年在东北大学建筑系讲授《雕塑史》，林徽因精通英文，也教授专业英语。张学良出奖金征集东北大学校徽图案，林徽因设计的“白山黑水”图案中奖。1949年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工作，1951年为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设计纹饰和浮雕图案。林徽因除建筑论文外，还创作大量文学作品，有《九十九度中》等。　　

1931年，她受聘于北平中国营造学社。次年，为北平大学设计地质馆和灰楼学生宿舍。在此后数年中，她多次深入晋、冀、鲁、豫、浙各省，实地调查勘测了数十处古代建筑，单独或与梁思成合作发表了《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平郊建筑杂录》、《晋汾古建筑调查纪略》等有关建筑的论文和调查报告，还为署名梁思成的《清式营造则例》一书写了绪论。这是一本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必读的重要工具书。在林徽因的著作中，建筑学家的科学精神和作家的文学气质揉合得浑然一体。她的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不仅有严谨的科学内容，而且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和赞美祖国古建筑在技术和艺术方面的精湛成就，使文章充满诗情画意。而在文学作品中也常用古建筑的形象作比喻。如《深笑》一诗中，就以古塔檐边无数风铃转动的声音，比喻笑声的清脆悦耳，直上云天，既贴切，又新颖，别具一格。由于她兼通文理，在建筑学和文学创作上都显露出惊人的才华，所以在30年代林徽因与冰心、庐隐并成为“福州三大才女”。　　

颠沛流离的生活和艰苦的物质条件，使她肺病复发。在病榻上，她通读了廿四史中有关建筑的部分，为写《中国建筑史》搜集资料，经常工作到深夜。几年中，她协助梁思成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初稿和用英文撰写的《中国建筑史图录》稿，初步实现了他们在学生时代就怀有的心愿。抗战胜利后，林徽因全家于1946年8月回到北平。1948年5月清华大学所在的北平郊区解放了。解放军包围古都北平。林徽因夫妇想到城内无数巍峨壮观、雕梁画栋的古建筑也许将毁于战火，忧心如焚，寝食不安。1949年初，东北野战军军部突然造访，摊开北平军用地图，要求他们用红笔圈出一切重要文物古迹的位置，以便万一大军被迫攻城时尽可能予以保护，这使梁思成和林徽因十分感动。他们立即应解放军的请求，编写《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此书后来演变成为《全国文物保护目录》。新中国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编录和保护工作就是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而始。　　

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以梁思成林徽因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和“保护北京古城规划”多次遭到批判。这场大批判中，意识形态是罪魁祸首，郭沫若等人则是受人指使的刽子手。在拆毁明北京古城墙时，梁思成和林徽因抚砖痛哭。　　

1950年，她被任命为北京计画委员会委员，对首都城建总体规划提出了有远见的意见。她以极大的科学勇气和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反对拆毁城墙、城楼和某些重要古建筑物的错误主张，力主保存北京古城面貌，并提出修建“城墙公园”这个既能保存古文物又可供人民憩息的新设想。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城楼和牌坊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担起了拆除城墙的工作，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吴晗的言论，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其后不久，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正面的激烈冲突。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回忆道：“她（指林徽因）指著吴晗的鼻子，咆哮般地大声谴责。虽然那时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牌楼今日早已随著文化浩劫一同烟消云散，但林徽因当日的河东狮吼，必将永远环绕在每一名具有良知血性的中国学者心头。在这样的一种心境下，林徽因的病情急剧恶化，最后拒绝吃药救治，于1955年愤然吐血离世。而吴晗最终也在文革中因《海瑞罢官》事件而受到四人帮的迫害而吐血自杀，正所谓“出来混终究还是要还的”。　　

“太太的客厅”里作为中心人物被爱慕者如众星捧月般包围的是她；穷乡僻壤、荒寺古庙中不顾重病、不惮艰辛与梁思成考察古建筑的也是她；早年以名门出身经历繁华，被众人称羡的是她，解放后繁华落尽困居农庄，亲自提瓶上街打酱油的还是她；爱慕虚荣、向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生活方式的是她，中年时一贫如洗疾病缠身仍执意要留在祖国的又是她；与众才女们争风吃醋和与众才子们风花雪月，却又耐得住学术的清冷和寂寞。。。就是这样的林徽因，已经无法有语言来描述其身上的美丽和信念。　　

在此说一些多余的话，在我心目中才貌双全的完美才女只有两位，一位是陆小曼、一位是林徽因。因为只有她们两人，才能把美貌、才华、良知、坚强、性情演绎得如此完美。陆小曼与林徽因都是红颜薄命，虽然前半生她们都爱慕虚荣、热衷被追捧，但在她们的后半生都穷困潦倒一贫如洗，其实她们只要学学郭沫若、谢婉莹等文人取巧于权势，服务于政治，她们的处境马上可以改观。陆小曼精通英法德三国语言，陆小曼在给顾维均做翻译时其爱国而得体外交方式而被列入外交翻译的教材。陆小曼在徐志摩离世后，独自编纂《徐志摩全集》，在寂寞和冷清的作画中度过余生，与浮华靓丽的前半生形成鲜明的对照，改变一种生活方式是如此地艰难，何况是从天堂落到人间，后来的陆小曼曾多次拒绝胡适等人的诱惑和资助，独善其身。而林徽因更是不畏强权，窝囊的老公被气得痛哭流涕，自己则挺身而出河东狮吼，最终吐血而亡。可惜的是，两位旷世才女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交恶，最终老死不相往来，实则为一大憾事。

邓稼先的小故事

1、十元奖金

“两弹元勋”邓稼先，当年作为总指挥，每次核试验，都要带头钻到巷道里去取样，甚至还要跑到沙漠里寻找爆炸后的原子弹碎片。由于当时的防护条件很差，天长日久，他的身体遭受超剂量的核辐射。1986年，邓稼先因全身核辐射造成大面积溶血性出血，被迫住进北京的一家医院。

住院期间，他的好友杨振宁来探望时，曾问他：“研究原子弹，国家究竟给了你多少奖金？”邓稼先回答：“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当年原子弹爆炸成功，国家给的奖金是1万元，加上单位拿出的十几万元，最终按10元、5元、3元三个档次，分别发给当时从事研制的科研人员。邓稼先拿的是10元。

这点奖金，现在看来，的确是可怜兮兮，不值一提。但重要的是，获奖者的着眼点不在这里，而是“志存高远”。邓稼先的感人事迹和精神境界，为此作出了鲜明注脚。

2、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

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

“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抱着“科技救国”的信念，刻苦求学，走出了一条辉煌的成功之路。

3、几双尼龙袜子和一脑袋知识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

4、“不作为”的父亲

女儿邓志典还不到十五岁时，就到了内蒙古建设兵团。一个女孩，独自离开家，去千里之外的陌生地方，做父母的有多少放心不下。邓志典到内蒙古后，被分配在一家做箱子的工厂当工人，一干就是四年。

期间，一次核试验完成之后，邓稼先放弃了回北京休息的机会，坐了几天几夜火车，又步行二十几里去看望女儿。他给志典带去了几听肉罐头，那是他在戈壁滩上节省下来的营养品，看着女儿狼吞虎咽的吃相，他心里泛起了一丝苦涩。

以邓稼先的“国宝”身份，可以有很多办法把女儿接回来的，但他没有这样做，他的女儿是研究所中最后一个按政策回到北京的。回城后，志典在一家皮件厂当了一名普通的制作工人。

5、牢记父亲嘱托科学报国

邓稼先自幼在父亲的引导下，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他用切身行动诠释了“忠孝”的内涵。

北京陷落后，日军逼着市民和学生开会游行庆祝他们的胜利。还在念书的邓稼先气不过，撕碎了旗子，扔到地上还踩了一脚。这件事被校长知道后，虽然被搪塞过去，但是邓稼先不能在北京继续待下去了，家里安排他远赴昆明继续求学。

临行前，父亲交代他：“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学科学对国家有用。”这句话，被他牢牢记在脑海里，也成为他一生的追求。此后，邓稼先求学于西南联大的物理系。

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留学美国，夜以继日地刻苦钻研，只用了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便读满了学分，获得博士学位时他才26岁，被称为“娃娃博士”。获得学位刚9天，他毫不犹豫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和国外优厚的条件，立刻启程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投入到建设中去。

参考资料：

钱学森事迹

国当代杰出的科学家中，有三位姓钱的人物：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人称“三钱”。他们都是出国留学后，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回来的。其中钱学森的经历最为惊险。

钱学森在美国度过了20年，在航空科学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为有名的火箭专家，为美国的军事科学做出了贡献。1949年，他得知新中国成立了，十分兴奋，决定回国参加建设。但是美国方面敌视中国，怕钱学森回国对他们不利，就千方百计地阻挠。

美国海军次长还恶狠狠地说：“我宁肯把他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他明白的太多了，一个人可顶五个师的兵力!”于是，美方无中生有，说钱学森是中国间谍，把他逮捕关押，之后虽然释放了，可又严密监视。

钱学森没有屈服，向美方提出严正抗议，回国的决心更大了。他在家里放好三只小箱子，准备随时启程。之后在中国政府的过问下，被美方扣留了5年的钱学森，最后在1955年搭乘轮船回国了。他来到天安门广场，兴奋地说：“我相信我必须能回来，此刻最后回来了!”

钱学森回国后，为我国导弹和航天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最有声望的科学家之一。

扩展资料：

钱学森在力学的许多领域都做过开创性工作。他在空气动力学方面取得很多研究成果，最突出的是提出了跨声速流动相似律，并与卡门一起,最早提出高超声速流的概念，为飞机在早期克服热障、声障，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高亚声速飞机设计中采用的公式是以卡门和钱学森名字命名的卡门-钱学森公式。此外，钱学森和卡门在30年代末还共 同提出了球壳和圆柱壳的新的非线性失稳理论。?

钱学森在应用力学的空气动力学方面和固体力学方面都做过开拓性工作；与冯·卡门合作进行的可压缩边界层的研究，揭示了这一领域的一些温度变化情况，创立了“卡门—钱近似”方程。与郭永怀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

钱学森在1946年将稀薄气体的物理、化学和力学特性结合起来的研究，是先驱性的工作。1953年，他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并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1961年他编著的《物理力学讲义》正式出版。1984年钱学森向苟清泉建议，把物理力学扩展到原子分子设计的工程技术上。

工程控制论在其形成过程中，把设计稳定与制导系统这类工程技术实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钱学森本人就是这类研究工作的先驱者。

钱学森一生默默治学，但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他所选择的，既是一个科学家的最高职责，也是一个炎黄子孙的最高使命。

他一生的经历和成就，在中国的国家史、华人的民族史和人类的世界史上，同时留下了耀眼的光芒，照亮了来路。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先行人，他不仅是知识的宝藏、科学的旗帜，而且是民族的脊梁、全球华人的典范，他向世界展示了华人的风采。

参考资料：

历史上与京师大学堂有关的两例重大历史事件是什么？

成就

一百年来，北京师范大学始终同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进步事业同呼吸，共命运，师范学堂及其后的师大师生在“五·四” 、“一二·九”等爱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李大钊、鲁迅、梁启超、钱玄同、吴承仕、黎锦熙、陈垣、范文澜、侯外庐、白寿彝、钟敬文、启功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名师先后在这里弘文励教。百余年来，北京师范大学培养了20余万优秀师资和各类专门人才，为中华民族的教育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形成了以对祖国未来和民族命运的高度责任感为核心的“爱国进步、诚信质朴、求真创新、为人师表”的优良传统和“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书写了光辉篇章。[2]

历史事件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成立

1908年5月，清政府决定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就厂甸五城学堂地方改建校舍，奏派陈问咸为监督。这是我国高等师范学校独立设置的开始。其校址，也就是北京师范大学1952年前在和平门外的校址。而五城学堂则在原校址的东面另建校舍，校名改称五城中学，则是现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前身。11月14日京师优级师范学堂举行隆重开学典礼，学部大臣张之洞及左侍郎严修、右侍郎宝熙等均出席。张之洞发示训辞：师范教育，是为一切教育发源处，而京师优级师范，为全国教育之标准。故京师师范，若众星之拱北斗，而北斗光细，则众星带不辨其为北斗矣。是以京师师范关系重大，惟望诸君子善体此义，勉学勿怠。膺此重寄，期为他日之一师表云。张之洞不仅强调了师范教育的重要性，而且以众星拱北斗，比喻京师优级师范是全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带头雁，强调于国家“关系重大”，“膺此重寄”，希望不负重托，兴旺发达，光芒万丈。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建制是撤销了，但它与京师优级师范学堂一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一北京师范大学，薪火相传，一脉相承。今天，北京师范大学不仅是我国高师院校的领头雁，而且是国内外知名的重要学府。北京师范大学正准备迎接百年校庆，同时为与时俱进，在新的世纪再创辉煌，她新近复提出了建设综合性、有特色、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研究型大学新的办学目标。梁启超、张百熙、张之洞诸先贤，地下有知，当含笑日：吾道不孤。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作用

师范馆虽然前后只存在了7年时间，但它在中国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师范教育史上却是开篇之作，占有重要的地位。综而言之，可以引出以下的认识：

其一，师范馆办学严谨，成效卓著。王道元说：“师范馆前后有两期毕业生，在清末与民初，有不少风云人物，自然功过亦不相掩。自余作终身教育职务的，亦所在多有。”[6](‘前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优级师范概况》)是平实之论。以第1期学生为例，足见其人才辈出，灿若群星。例如，第1名毕业生廖道传，毕业当年赴日本考察学务，同年归国后即出任广西优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1913—1917年任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中山大学前身)校长。胡仁源，辛亥革命后曾一度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03年奉派出国留学的学生中，人才尤多。何育杰，1909年归国，先后任北京大学、北京高师教授，为我国著名物理学家。1940年中央研究院曾专门

设立“何育杰物理学纪念奖金”。王桐龄，1912年归国后一直在北京高师任教授，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冯祖苟，归国后同样在北京高师任教授，为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与教育家。俞同奎，归国任为北京大学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化学家。如果说，以上诸人是教育界的翘楚；那末，谷钟秀等人则多为政界名流。谷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会议员、众议院议员。张耀曾，曾任参议院议员、北京大学法科教授、司法总长。吴景濂，同盟会员，曾任参议院议员、议长等职。一期毕业生中能涌现出如此多的英才，实属难能可贵。当然，师范馆两期毕业生中，更多的人是从事教职，他们对中国现代师范教育的形成与发展，贡献良多。与此同时，如前所述，师范馆学生政治热情高涨，他们是京师大学堂学生爱国活动的主力军。这固然与其时全国民族主义高涨的大背景有关，但是，也要看到，大学堂的主持人与教师，多是具爱国之思的志士仁人，其对学生的潜移默化，不容忽视。管学大臣张百熙，重建京师大学堂，惨谈经营，意在教育救国。他于学生的爱国行动十分同情，实予默认和袒护。学生对此十分了解，故张在学生中声望素著。大学堂师生举行拒俄集会，首先登台演讲并令学生痛哭流涕，感奋不已的，正是教习范源廉。而林纾对师范馆学生的临别赠言，也正是以爱国敬业，谆谆善诱。北京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同是富有革命传统的两所名校，她们显然都继承了以师范馆学生为中坚的京师大学堂学生的爱国传统。

其二，师范馆作为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起点，影响深远。

首先，从教育理念看，师范馆的设立标志着国人已形成了愈加明确的师范教育的观念。京师大学堂是近代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国立大学，师范馆不仅是她的核心与基础，而且师范馆第一期毕业生，同时即是她的首届毕业生，这是耐人寻味钒“办理学堂，首重师范”它说明，师范教育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故张之洞说“师范教育，是为一切教育发源处”。百年来，“师范教育是整个教育工作的母机”，久已浸成了国人的共识。在确立了科教兴国国策的今天，如何继承和弘扬这一优良的教育传统，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次，从教育体制上看，师范馆的设立意味着高初等师范教育构成了垂直完整的系统。而其后师范馆脱离大学堂，另立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则标志着近代中国独立设置的高等师范院校系统的确立。其后一百年来，尽管争论时起，但这相对独立的高师院校不仅没有被取消，相反，却获得了蓬勃发展。这说明，此一体制符合国情，它支撑了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基础教育的大厦，对于中国百年来教育发展与社会进步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的；

最后，师范馆所设计的专业课程与教育课程混编的课程结构与教师养成范式，也从根本上奠定了百年来中国高师办学的基础与模式。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局限

固然，师范馆的局限也是明显的。由于学生年龄偏大，程度偏低(主要指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许多人且未摆脱功名利禄封建思想的羁绊，师资队伍也不足，这些自然制约了师范馆的办学层次与质量。更主要的是，京师大学堂终究是由腐朽的清政府举办的，它坚持忠君卫道的办学方针，从根本上束缚了包括师范馆在内整个京师大学堂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些论者认为，“其实质仍是一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学校。距离近代大学的要求还很远。”但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重要的问题在于，师范馆终究是历史性的举，发凡起例，功不可没。俞同奎说：“这块园地，是戊戌京师大学堂孙家鼐开垦的，播佳良种子，却是张百熙先生。我写到这里，不能不追念他老人家。当时计划远到和宏大，排除百般困难，培养这个娇嫩的幼苗，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京师大学堂对于中国教育史，占有重要的一页。我们这个张百熙先生，在这一页教育史上亦实在占有重要的位置。”[8](四十六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对张百熙先生应作如是观，对由张先生手创的师范馆，同样也应作如是观。此外，虽然经百年发展，今天我国的高等师范教育正面临着深刻的转型，北京师范大学提出了建设综合性、有特色、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大学新的目标，也意味着她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高师院校了。但是，由师范馆设立本身所彰显的教师教育的基础性、全局性作用和教师专业化的历史大趋

势，却具有恒久的意义，值得我们在贯彻科教兴国战略过程中，深长思之和自觉把握。研究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现实性意义，也正在于此。

历史地位

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开端

纵观世界教育发展史，师范作为专门培养教师的教育机构，最早起源于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和德国。在中国，师范教育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首创南洋公学，特设的“师范院”为中国师范教育之始。1902年，京师大学堂设立师范馆，为我国高等师范教育之始。因此，北京师大不仅是我国设立最早的高等师范学校，而且其建设的过程也真实地记载了我国高等师范教育发展的历程。

十九世纪末，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之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国的有识之士痛感时局之危急，急起救亡图存。许多爱国志士提出，救国之本在于开办新学、培养人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政府制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分普通学与专门学两类，同时，设师范斋和编译局等部门。以后，历经“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等变故，京师大学堂以致停办。1901年清政府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主持重建京师大学堂。因考虑“国家需材孔亟”，先设速成科，下分“仕学馆”和“师范馆”。师范馆首先招生，于1902年12月17日正式开学。京师大学堂的师范馆，不仅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开端，也成为中国现代师范教育的源头。

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把师范教育单列系统，把师范学校分为初级(各省设立的师范学堂)和优级(京师大学堂的师范馆)两类，专门制定了师范学堂章程，详细规定了办学宗旨、学科分类、课程设置、入学要求、毕业效力义务等。1908年5月，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改名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这是我国高等师范学校独立设校的开始。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编制课程，引进国外现代课程，编撰教材，初步奠定了我国师范教育的基础。从此，我国有了比较完善正规的师范教育体系。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但国内的有识之士仍不忘发展现代教育。1912年，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改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经当时的教育部批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1925年，始建于1908年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亦改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师范大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它预示着中国教育将步入一个崭新的时期。

一部北京师大的校史，就是一部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历史，也是一部浓缩了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北师大师生不但致力于钻研学问，而且时刻关心祖国的命运。1919年5月，北洋政府代表准备在出卖主权的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消息传到了国内，3日晚，北京高师工学会星夜与北大等学校联络，4日，北京高师的队伍最先到达天安门广场，与相继赶来的北大等学校学生一起，愤怒声讨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在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壮举中，高师学生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使北京高师成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之一。

1937年7月，卢沟桥事件发生，日本侵占了北平，北平师范大学被迫迁往西安，与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组成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春，西安临时大学迁至汉中，并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北平师大为西北联大教育学院，后改为师范学院。1940年，西北师院奉命迁往甘肃兰州，在黄河岸边的荒滩上再次平地起家。从而使其成为除陕西以外的大西北第一所国立高等学校，为西北地区的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均作出了卓越贡献。

1949年，一轮红日照亮了中国大地。沐浴着新中国的曙光，中国的教育事业从此获得了新生。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非常重视。进北京不久，毛泽东主席就亲临北师大探望老师黎锦熙等教授，听取他们对建国、办学的意见。不久，毛主席又为北师大题写校名。毛主席还亲自召见师大校长，指示各行政机关应为办好师大提供方便，使师大在全国师范院校中起到“示范”的作用。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扶持下，“七五”、“八五”期间，学校被确定为国家首批重点建设的十所大学之一；“九五”期间，学校被首批列入国家“211工程”建设计划。[2]

中国师范教育的旗手

中国高等教育，包括中国高等师范教育，从诞生之日起，就同近代中国革命一样，经历了艰难而曲折的历程。自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建立至今，既是中国现代教育曲折发展的100年，也是中国现代史曲折发展的100年。

戊戌变法前夕，梁启超在其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提出设立“师范斋”的设想，并疾呼：“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戊戌变法失败后，围绕京师大学堂，清政府内部新旧势力斗争非常激烈。清廷任命的管学大臣孙家鼐提出的有关设立仕学院等8大事宜中，对于师范斋，讳莫如深，不赞一词。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等维新派所构想的高等师范教育，无从谈起。1902年，张百熙受命筹建京师大学堂后，他勇敢地继承和发展了梁启超的师范教育思想，强调“办理学堂首重师范”，创设了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从而推动中国高等师范教育最终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在全国划定了6个高等师范区，北京为首区。1928年，国民政府一度把北平九所大学合并为北平大学，在师生们的极力反对下，1929年北平师大恢复独立，1931年与北平女师大合并，形成新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新校形成后，北师大整合学科设置，正待重振雄风之时，1931年至1932年国内又出现了取消师范大学的激烈争论。其实，自1921年学制改革后，原来全国6所高师中，除北师大之外，或相继与普通大学合并，或停办，只有北师大仍独树一帜，坚持师范教育办学方向，积极探索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道路。这场争论虽未通过，但却使学校的建设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在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历史上，再一次有关高师的争论，发生在1966年“文革”以前，当时在高等师范教育中出现了两个口号的争论：一种口号是高师教育要“面向中学”，另一种口号是要“向综合大学看齐”。有人甚至提出要取消师范院校。1961年，在全国师范教育会议上，大家就高等师范教育办学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高等师范不是办不办的问题，而是如何办好的问题。实际上这场争论并没有结束，这一问题到二十世纪在80年代又一次被提了出来。在这次争论中，实质上就是对师范教育本质的认识。许多专家提出师范教育应强调师范性与学术性的一致。在争论中，北京师大始终站在争论的最前哨，从理论和教师教育的价值上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同时，学校在教师教育的实践中不断探索，注意拓宽专业，加强科研，不断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为学校未来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历史是最好的镜子。100年来，尽管人们关于师范教育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不时的有人主张取消高师院校的设置，但是我国相对独立的高师院校不仅没有被取消，相反中国高等师范教育自成体系，却获得了蓬勃发展。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设立，到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到北京师范高等学校，再到北京师范大学，百年学府薪火相传、一脉相承。今天北京师大不仅成为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的领头雁，而且成为国内外知名的高等学府。这说明，百年高师的发展符合我们穷国办大教育的中国的基本国情。我国是个教育大国，百年来，各级师范教育，不仅支撑着目前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基础教育巨厦，也对中国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天，站在新世纪新的起点上，回眸历史，我们如何评价师范教育的作用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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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的事迹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翌年，他随母到北京，在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的父亲身边长大。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志成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他随大姐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卖国独裁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中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8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当时的副总理李鹏前往医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杨振宁与邓稼先的友谊（徐胜蓝、孟东明）

1964年10月，浩瀚的戈壁滩上空升起了一团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两年之后，第一颗氢弹又放出炫目的光芒。这曾使全世界为之震惊。人们都知道奥本海默是美国的“原子弹之父”，萨哈罗夫是前苏联的“氢弹之父”，然而，中国的“两弹”元勋是谁？

1986年6月，中国各大报纸均在首要位置介绍这位了不起的科学家：

名字鲜为人知 功绩举世瞩目

“两弹”元勋——邓稼先

1986年6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任命邓稼先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1986年7月，国务院授予邓稼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和奖章。

核工业部为表彰邓稼先20多年来为发展我国核武器做出的重大贡献，为使他那不计名利、甘当无名英雄和艰苦奋斗、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号召广大科技人员向他学习。

邓稼先可歌可泣的优秀事迹，他那伟大的抱负和精忠报国的感人精神深深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外国有一本书，题为《比一千颗太阳还亮》。邓稼先献身的事业，亮过一千颗太阳！他从34岁接到命令研制中国的“大炮仗”以来，告别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儿女，隐姓埋名进入戈壁滩。20多年来，他和他的同事们没有任何人在报刊上占过巴掌大的版面。他们都把自己的姓名和对祖国、对人民的深爱埋在祖国最荒凉最偏僻的地方。人们常常忘记他们，只有当“大炮仗”的冲击波冲击各国地震监测站，引起世界一次又一次瞩目的时候，人们才想起他们的存在……

1986年7月29日，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奉献毕生精力的元勋邓稼先病逝于北京。

全国上下为这位中华精英过早离开人世而感到悲痛。

他的朋友们怀着无比悲痛、崇敬的心情献给他一支挽歌——《怀念邓稼先院长》：

天府杨柳塞上烟，

问君此去几时还？

……

实验场上惊雷动，

江河源头捷报传。

……

不知邓老今何在？

忠魂长眠长江畔。

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写道：

踏遍戈壁共草原，

三十五年前。

连克千重关，

群力奋战君当先。

捷音频年传，

蔑视核讹诈，

华夏创新篇。

君视名利如粪土，

许身国威壮河山。

哀君早辞世，

功勋泽人间。

国务院总理专程从外地赶回北京参加邓稼先的追悼会，他说：“邓稼先同志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典范，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骄傲。”

“稼先逝世，我极悲痛”。邓稼先的岳父、全国政协副主席、90高龄的许德珩老人在他送的大幅挽幛上这样悼念邓稼先。

在地球的另一面，远隔万里重洋的杨振宁教授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给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教授打来了唁电。

杨振宁先生和邓稼先先生有着深厚的友谊，让我们读一读北京医科大学许鹿希教授撰写的《怀念稼先》中的第八节《半个世纪的友谊》的一段吧！

“文革”初期，氢弹爆炸了，但核武器的研制并没有到头。可在那个乌烟瘴气的年代，就连稼先他们核武器研究院也未能幸免。林彪、“四人帮”组织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矛头指向稼先等十几位理论部的负责人。稼先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时只要说一句违心的话，就会给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他顽强地顶着，处境很危险。正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似乎苍天有眼，1971年杨振宁先生从纽约经巴黎飞抵上海。下飞机后，开列了他要见的人的名单，名单上第一个就是邓稼先。这张名单很快传到中央，稼先立刻被召回北京会客。不久，在周总理亲自干预下，基地里暗无天日的局面结束了。

杨振宁先生当然不知道他们的这次会晤对稼先来讲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但是我们全家人从心底深深地感激他。

杨先生与稼先从小就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们两家的祖籍都是安徽，在清华园两家人又住隔壁。邓父邓以蜇和杨父杨武之是多年深交的老友。杨振宁教授的弟弟杨振平与稼先也很要好。少年时代的稼先与少年杨振宁总在一起打墙球，弹玻璃球，甚至还比赛爬树。上中学稼先和杨振宁都同在北平崇德中学，杨振宁比稼先高两级，后来他们两人又是西南联大的校友。解放前夕，稼先和杨氏兄弟又都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稼先就与他们分开了，不过他们的友情却一直保持着。

自1971年以后，杨先生多次回来访问、讲学。稼先与他总少不了叙旧聊天。有一次杨先生到我们家，他说想和稼先一起骑车去颐和园。为安全起见，这样的要求我们着实不敢答应他。还有一次，我们一道去北海仿膳，大家边吃边谈笑着，杨先生对稼先说：“这回你可以吃饱了，想当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你可是常常饿肚子的呀！”可不是嘛，稼先留学的时候，生活很艰苦，开始没有奖学金，吃饭不敢按饭量吃，只能按钱吃。有一段，他和洪朝生（现在科学院低温物理中心工作）合住在一位美国老太太的阁楼里，有一次他俩去吃饭，两份牛排端上后，稼先看了看，对洪朝生说：“我这块小，你那块大。”洪朝生就把自己那份给了稼先。……回想起这些往事，杨先生与稼先都笑了。

后来，杨先生多次送书给稼先，有《杨振宁论文选集》，有《读书教学四十年》等，都写着“稼先”或“稼先弟”存念。稼先60寿辰时，杨先生特意送他一副国际象棋。稼先住院后，杨先生到医院看他，并且为他找特效药。最后一次，杨先生送给稼先一大束鲜花，这鲜花象征着两人永存的友谊，正像杨先生给我的唁电中所说的：“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

最后，我想以杨振宁先生的一句话作为我这篇怀念文章的结束语：

“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人生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

稼先没有虚度此生！

1987年10月23日，杨振宁在宋健、周光召等陪同下来到八宝山公墓，祭奠与他有着半个世纪深情厚谊的挚友邓稼先。

深秋的北京，瑟瑟秋风给人们带来寒意。八宝山公墓在安放骨灰的灵堂外面庭院里搭起了一个灵堂，邓稼先的巨幅遗像前摆着杨振宁送的花篮，缎带上写着“邓稼先千古杨振宁敬挽”。

杨振宁眼含热泪面对邓稼先的遗像肃立默哀，鞠躬悼念。

祭奠仪式结束后，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女士按照邓稼先生前嘱托，向杨振宁赠送一套安徽出产的石刻文房用具，上面写着“振宁、致礼存念稼先敬留”。许鹿希女士深情地说，这套文房用具象征着邓稼先和杨振宁的乡情和友谊。

邓稼先是杨振宁的中学、大学同学，他为中国的核事业做出如此重大的贡献，然而，过去中国并没有在报刊重点宣传、表彰他。1986年6月，邓稼先病重期间，杨振宁去医院探望他。后来，杨振宁又向中央领导同志谈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早就应该把对中国、对国际有贡献的科学家介绍出来。

杨振宁非常敬重邓稼先，他说：“邓稼先是中国的帅才，他能得到中国***的绝对信任，也能得到群众的绝对信任，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他又说：“中国高层人士选定他当领导者来研究原子弹，这位人士是很有眼光的人。我认识邓稼先，又认识美国的奥本海默和泰勒。这三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邓稼先随和、腼腆，又没有行政工作的经验。当初美国的格罗夫斯将军也聘任了没有行政经验的奥本海默当主持人，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稼先的个性完全不同，是另外一种帅才。我收集了许多邓稼先的材料，我期待有一天有人能写篇有关邓稼先的传记，我希望传记能把他对中国的贡献详细表达出来。”

历史没有忘记他们！198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60周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长达12集的电视片：《让历史告诉未来》。在第8集里，有这样的画面和解说：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壮丽场面展现在荧光屏上，欣喜若狂的中国人民、套红的《人民日报》号外……，邓稼先先生的高大身躯也出现在荧光屏上。

……

“1971年，当杨振宁得知，中国两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制造成的，他离开宴席走进了洗手间，那时，他已是泪流满面了！”

好了，今天关于“天安门留学时间”的探讨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对“天安门留学时间”有更深入的认识，并且从我的回答中得到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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