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将与大家共同探讨林白水到日本留学时间的今日更新，希望我的介绍能为有需要的朋友提供一些参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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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开天窗

文人论政--透视中国近代新闻业谢泳

一、“我可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

九十年代以来，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报人的社会地位在下降，虽然我们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民间报纸，但就是在官方的报业机构里，报人在社会上的形象也不如以往，这是中国舆论的悲哀。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官方报业中，极少出现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名记者和名报人，这一点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情况很不相同。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还没有出现大批产生名记者和名报人的社会条件，现在甚至连“报人”这个词也消失了。在相当的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民间报纸，极难产生有长久生命力的记者和报人，除非他们有绝大的勇气与强大的社会相抗争。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就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来观察，他们当中曾经产生过一个“报人集团”，这个集团虽然没有集中的纲领和政治上的诉求，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集团”，他们在中国社会进步当中所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可能要超过作家甚至学者，或者说作家和学者正是通过“报人集团”与社会发生关系，这是因为他们职业特性所决定的。这个集团有晚清的士子，有留学日本和欧美的学生，从康（有为）梁（启超）到胡（适）陈（独秀），再到邵飘萍、林白水、黄远庸；经过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再到储安平、徐铸成，可以说代有才人，文气不绝。他们的政治态度各异，思想倾向悬殊，人生道路不同，但在作为“报人集团”成员时，他们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对社会正义的感受是相同的，在把报业作为一种健全舆论活动对社会发生作用的意义上，他们的努力永远为后人景仰。这个“报人集团”一般都经历过为强烈的信仰和理想所感动，在危难中选择报人的职业，他们很少有人因为官方的压迫而放弃自己作为舆论代表的良知，他们几乎都有与官方抗争的经历，都有自己报纸被查封的历史，中国新闻史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被查封过的报纸不是好报纸！人们更不应该忘记，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倒在了各种政治压迫的血泊中，他们的人生结局都很悲惨，但他们的理想却为后人怀想。

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当戴晴第一次为储安平作传的时候，世间已很少有人记起这位早已故去的报人，还有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他们。但九十年代以后，在所有研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献中，我们又频频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的着作在重新出版，他们的人格再一次为人敬重。多少达官显宦早已烟消云散，而这些报人的名字却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成舍我在《我们这一代的报人》中曾说过，“枪杀邵飘萍、林白水以及若干新闻界先烈的刽子手，有几个不是杀人者人恒杀之？在林老先生就义的后一天，我也曾被张宗昌捕去，并宣布处死。经孙宝琦先生力救得免。当时张宗昌杀人不眨眼，那威风，曾使人股栗。然而没有几年，我却在中山公园，时时看见他闷坐来今雨轩，搔手无聊。他屡想与我攀谈，我只是报以微笑。”成舍我还讲述了他在1934年因为在报纸上反对汪精卫媚日外交，报纸被封门以后，汪让唐有壬劝他：“新闻记者怎能与行政院长作对？新闻记者总是失败的。不如与汪先生妥协，民生报仍可恢复。”成舍我完全不接受他的意见，并说：“我可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

1948年7月间，当外界风传国民政府要查封《观察》周刊时，储安平在当月出版的周刊上写了一篇《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他在文章中说：“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没有了。即以本刊而论，近数月来，我们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政府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替政府想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得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儿抓头挖耳，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亦复可笑！我们愿意在此告诉一切关心我们的朋友们，封也罢，不封也罢，我们早已置之度外了。假如封了，请大家也不必惋惜……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国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迫害，为国效忠，要是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方式继续努力。”

二、“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上世纪40年代初，《大公报》曾以本报同人的名义发表过一篇社评。其中说“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而不是实业机关。”《大公报》的这个说法，可能性说是“文人论政”这一说法的早期来源。《大公报》虽然是按着商业经营，但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可以说，在1949年前的中国新闻传统里，文人论政是中国新闻最宝贵的财富。

中国报纸的文人论政传统之所以能形成，有这样几个条件：

1、早期中国的报纸基本掌握在有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手中，也就是说，当时从事这一事业的人，不能说没有商业上的考虑，但这不是主要的。看中国的报业史，如果单是为了商业，不可能出现那么多为理想献身的报人。傅斯年曾说过，中国的许多事都是傻子办成的。储安平在重庆办《客观》周刊的时候，年纪不过三十六岁，一年以后他到上海办了《观察》周刊。他当时个人的生活条件非常之好，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但他还是想办一本周刊。他的钱是集股而成，他的朋友雷柏龄入股的钱，是把父亲给他在四川的地卖了，拿来办杂志的。储安平当时的想法是：“赔光了就关门”。他的理想就是给胡适信中说的：“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南京方面也请过他，他都没有考虑。那时和他同出于上海光华的同学李唯果、沈昌焕都是当时前途看好的政界少壮力量，但是储安平没有选择他们的路。他的想法是：“今日之士太慕功名，太希望从政，但是我觉得一个有为之士，他应当看得远，拿得定，做他最好的，以尽忠于他的国家。”

还有在台湾办《自由中国》的雷震。他离开大陆时在政界也是前途十分看好的官员，那时他已是旧政协的秘书长，蒋介石十分器重他。但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办《自由中国》的时候，许多朋友劝过他，蒋介石也通过人劝他，但他还是不回头。台湾后来走上宪政道路，与胡适、雷震等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知识分子的努力都是慢工夫，但从长远看，他们的努力不会开了花不结果的。张佛泉在《我们为甚么说长道短》一文中曾说过：“我们这里要以比较有知识的分子为新政治的起始者推动者，乃是最实际不过的。我常感到近年来，社会上太轻易忘记了知识分子在我国政治舞台上扮演如何重要的角色！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党之胜利，冀察分裂运动之反对，其发动其推动都是由受过新式教育训练的分子来做的。我看得很清楚，宪政的开始，除了仍由知识分子发动外，别无他途。”

张东荪在四十年代“自由主义向何处去”的讨论中就说过：“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五十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文化界中养成一种所谓Liberal 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虽然有待于将来的更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中国现代新闻传统就是在这些人手中慢慢形成的。

2、当时的中国社会为民间报业的生存提供了制度保证。因为从晚清经北洋到国民政府时代，从制度上评价，没有完全切断民间办报的传统。这一点可以从大量存在的报纸和刊物得到应证。在这一时期，报纸被封的事实大量存在，记者被枪杀、被暗杀的事实也时有发生，但封了的报纸可以再办，而杀几个记者也没有吓住更多有理想的报人出现。那一时期，就报业管理制度而言，大体上可以说是一种登记制，而不是审批制，也就是说政府还认可民间有办报纸的权利。

3、那时的社会是一个私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民间有独立的资本，同时有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民间社会的好处是相对独立，在同业之间有极大信誉，这些可以保证行业的基本自律，它的规则和程序不是靠意识形态来制约的，而是形成行业风俗，这些东西内化为职业道德。

中国是一个后起的现代国家，这种国家的特点是模仿远大于创新，特别在制度方面，因为一切东西都有现成的样式。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每一种新制度的出现，选择比创新的价值高或者说选择就是创新。中国本来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新闻制度，但就是因为选择的样式好，所以很快就上轨道，中国报业的传统一开始受留日学生的影响，但越往后受欧美的影响越重。

过去人们总拿旧时代报纸开天窗，来批评当时的新闻制度，这是没有道理的，一个人总在这样的话语里生活，有时智商会变得很低。报纸开天窗，本身也是一种信息。非要在开天窗和说假话之间选择，我看多数报人，愿意开天窗，而不愿意说胡话，这是常识。小骂大帮忙，这是过去贬低《大公报》时常用的一句话，大家都这么说，很少想这话能不能成立。《大公报》是中国新闻史上的骄傲，后来的报纸无法跟《大公报》相比，这也是常识，无需多说。河南发大水，地方大员贪污赈灾款，王芸生在《大公报》上写一社评《看重庆，念中原》，不说别的，光这个标题，今天就没有人能做得出来。关于《大公报》的历史，这几年人们说了很多，它是一张什么样的报纸，它的从业人员是些什么样的人，大家也有了解，《大公报》是一张民间报纸，存在的那些年月里，它成为那个时代最成功的报纸，并且留下了文人论政的传统，这个传统，是好传统，五十年以后的中国新闻界，恐怕还没有资格对这个传统漠视，因为他们当年做到了的，后来做不到了。

《大公报》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一次实践，虽然早期《大公报》三巨头都是留日的学生，但他们在新闻理念和政治哲学方面，却是实践自由主义思想的。他们在接手《大公报》以后，就能立下“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八字方针，这很不容易，体现了他们对独立言论的期待。《大公报》在用人方面，也是以无党派为基本取舍标准的，但历史有时候却很耐人寻味，正是这张历来以独立言论着称的民间报纸，却在他的名记者和编辑当中，出了许多..地下党员，这是《大公报》历史上，为后人留下的一道难题。徐铸成曾回忆过，1942年，他在桂林《大公报》总编任上时，陈布雷想让他入国民党，但胡政之和吴鼎昌都不同意，当时吴鼎昌已是贵州省政府主席，他对徐铸成说：“不参加也好，置身局外，说话方便些。”胡政之也多次对徐铸成说过：“办报纸应该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

胡政之他们在自己一生的新闻实践中，为后人留下来许多经验。他早年办过国闻通讯社，后来又办了《国闻周报》，一直到后来的《大公报》，可以说都很成功。我们看一个时代在新闻制度方面的努力，要注重实践，也就是说，我们即要看到一个时代在新闻检查方面的落后性，但同时也要看到那个时代里还有那么多的民间报纸在生长，《大公报》完全是一个私人产业，它在那样的岁月里，存在了二十多年，出了那么多名记者和名报人，这也是西方新闻制度在中国的一次漫长旅行。

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出满壹万号时，在当日第四版上发表了许多名人的贺辞。胡适的贺辞是《后生可畏》。他认为《大公报》已超过了历史比它更长的《申报》和《新闻报》。《大公报》不断的努力，赶上了那些五六十岁的老朽前辈，跑在他们的前面，不但从一个天津的地方报变成一个全国的舆论机关，并且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对于《大公报》成功的原因，胡适认为，大公报所以能有这样好的荣誉，不过是因为她在这几年之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这两项都是每一家报馆应该尽的职务。只因为国中的报纸都不敢做，或不肯做，或不能做，而大公报居然肯努力去做，并且有不小的成功，所以她就一跳而享大名了。胡适还说：“君子爱人以德，我们不敢过分恭维这个努力的小孩子。我们要他明白，他现在得到的成绩还不算很大，只算是个个报馆都应该有的成绩。只因为大家太不长进，所以让他跑到前面去了。在矮人国里称巨无霸，是不应该自己满足的。我们爱护大公报的人，应该很诚恳的祝贺他努力更进一步两步以至百千步，期望他打破‘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记录，要在世界的最好报纸之中占一个荣誉的地位。”胡适在贺辞的最后提了三个问题：“第一，在这个二十世纪里，还有那一个文明国家用绝大多数人民不能懂得古文来记载新闻和发表评论的吗？

“第二、在这个时代，一个报馆还应该依靠那些读人家庭阴私的黑幕小说来推广销路呢？还是应该努力专向正确快捷的新闻和公平正直的评论上谋发展呢？

“第三、在这个时代，一个舆论机关还是应该站在读者的前面做向导呢？还是应该跟在读者的背后听顺他们呢？”

中国近代以来，新闻制度的出现和实践都有现成的例子，在胡政之手里，不但把报纸办成了名报，在经营上也相当成功，如果不是时代的变化，胡政之本来是有建立中国报业托拉斯设想的，他多次和《大公报》的同人讲过他的设想，抗战时期，在上海、武汉、桂林、重庆和香港，他都能以极快的速度建立《大公报》的分馆，可以看出他的眼光。中国的新闻本来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大公报》的传统，一个是《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的传统，两个传统，后来只保留了一个。

中国报纸有文人议政传统，它的发生机制是因为中国还不是一个宪政国家，报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承担着社会进步的责任，这是一个绕不过的问题，凡走进这个行业的人，天然就有了责任。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总是要以言论来促进国家进步的原因。四十年代晚期，对于胡适的选择，傅斯年曾有一句名言：“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是以立功、立德和立言为基本选择的。在现代传统没有出现以前，所谓立言一般体现为着书立说，但在现代社会里立言的主要方式就转换成了文人议政的习惯，这个转变是自然完成的。

三、“外交情形此后应随时公开，告知全国”

文人议政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国际问题。在中国现代新闻传统里，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对于国际问题，中国有许多专家和学者，他们的专业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涉及到与自己有关的专业问题时不发言。因为有民间报纸的存在，他们的声音可以传达出去。在1949年以前发生的国际问题中，从来都不是一种声音，政府有政府的声音，民间有民间的声音，多种声音共存。在中日问题、中苏问题和中美关系方面，民间的声音从来没有消失过。最有名的例子是雅尔塔会议以后，对于有损中国利益的协定，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立刻就在《大公报》发表声明表示抗议。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随处可见。这个传统后来消失了，国际问题成为禁区。这样政府就不能得到来自民间的智慧，那些官方国际问题专家，也很少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一般只是为既定的政策提供维护性的建议。

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本来已形成了独立的传统，特别是在文人议政方面，他们通常选择价值中立的态度，不依傍任何党派，总是以公正的立场为大众说话。

胡适当年办《独立评论》的时候，在创刊“引言”中说：

“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辩论很激烈，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一致。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辨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

“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做一种引子，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和讨论。我们对读者的期望，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也不希望得着意见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

“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我们几个人的知识见解是很有限的，我们的判断主张是难免错误的。我们很诚恳的请求社会的批评，并且欢迎各方面的投稿。”

到了储安平这一代人，他们走的也是胡适的路。四十年代中期，储安平在重庆办《客观》周刊时也说，“我们认为这就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一个刊物。编辑部同人每周聚餐一次，讨论每期的稿件支配，并传观自己的及外来的文章，我并不承认我们彼此的看法、风度和趣味完全一致，我们也不要求彼此什么都一致，我们所仅仅一致的只是我们的立场，以及思想和做事的态度。我们完全能够对于一个问题作无保留的陈述，而服从多数人所同意的意见，其权仍在作者；其间绝不至引起‘个人的情绪’问题。我并愿在此郑重声明：在《客观》上所刊的文字，除了用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者外，没有一篇可以被视为代表《客观》或代表我们一群朋友‘全体’的意见，每一篇文字都是独立的，每一篇文字的文责，都是由各作者自负的。”储安平还再三声明，《客观》绝不是少数人的刊物，它是绝对公开的，只要合乎他们的立场，无论看法和编者相左与否，都愿刊载。

文人议政的典型方式是当时《大公报》的“星期论文”。1934年1月1日，《大公报》在要闻版以显着地位，加框刊出了“本报特别启事”：本报今年每星期日，敦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星期论文”在社评栏地位刊布。现已商定惠稿之诸先生如下：一、丁文江先生；二、胡适先生；三、翁文灏先生；四、陈振先先生；五、梁漱溟先生；六、傅斯年先生；七、杨振声先生；八、蒋廷黻先生。

在后来的时间里，《大公报》“星期论文”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专栏，这个专栏中的文章不仅有很强的时效性，而且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个栏目的设计就与胡适有关。

“星期论文”是一个以学者为主要撰稿人的专栏，这样的专栏，如果没有一个学界领袖来出力，是很难办好的。胡适在当时就起了这样的作用。“星期论文”虽然是一个有很大包容性的专栏，左中右三方面的学者都有文章发表，但整体上看，是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为主的，特别是前期，可以说主要是胡适《独立评论》集团的作者。

“星期论文”共存在了十五年时间，它代表了大公报的言论水平和基本立场，也可以说就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星期论文”开始时由张季鸾负责，后来由王芸生主持。坚持每周一篇。遇有重大新闻，或有提前推后的情况，但一定刊出。它有严格的规定，但又相对灵活，由主编亲自约稿、选稿和定稿。

胡适一生中在政治上的许多认识都与《大公报》不谋而合，在许多问题上，甚至可以说，《大公报》的立场就是胡适的立场。当时《大公报》对中国的外交事务特别重视，他们对国家的外交事务有一个基本看法，那就是外交情形应该让人民知道。对于《大公报》的这个认识，胡适就非常赞同。胡适说：“昨天《大公报》社评有一段说：‘现在事态更紧，（外交情形）此后应随时公开，告知全国。’这一段话，我完全赞同。……我以为不但‘此后’的外交情形应该随时公开，‘以前’的外交情形和外交文件更应该即日公开宣布。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种种事态大都是以前两三年来种种外交经过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要求政府把这些造成现在局势的各次交涉经过和交涉结果全数正式宣布出来，使一般人民可以明白国家的危机到了什么地步，使一些少数专家可以仔细研究如何挽救弥补的方法。”胡适说：“我在去年曾提出调整中日关系的七项先决条件。一年以来，国内平实的舆论也渐渐承认那些项目是现阶段内必须做到的先决条件。（如《大公报》的《第一阶段之调整方法》及王芸生的《最先应该做到的三件事》）”。

现代新闻制度本是西方的产物，但中国在最初接受时，却表现出了很强的亲和力，因为是好东西，拿来用就是了。中国在上世纪初和西方接触时，有三件事的转型是完成得非常成功的，一件是现代新闻制度，一件是现代出版制度，一件是现代大学制度。这三件事完成得好，重要的是那时办这些事的人首先接受了现代新闻、现代出版和现代大学的理念，这个理念的核心就是它的民间性，也就是说，在这三件事情上，国家是不能过多干预的，它有相当的独立性。这样讲，不是说过去的新闻、出版和大学没有毛病，而是说，它没有致命的弱点。中国现代大学的最初格局是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现在看来，这个格局具有很强的现代性，它是开放的，是和文明进步的主流相通的。章开沅先生就说过，当年西方在亚洲所办的教会大学，以在中国最为成功。商务出版社、中华书局、良友出版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等等，它们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这些成功的先例，有大量统计数字和相对应的事实来坐实。

清明节扫墓初二作文600字以上，要原创的哦···

一、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这首诗杜牧写的诗大家一定都会背吧？清明节了，应该去坟前向各位前辈去祭拜，这都是我们晚辈的礼节嘛。星期六下午就出发向。

妈妈、爸爸、弟弟、我和我的堂妹一家子，一起买好了祭拜的食物准备上山去。很快，到了山下。这座山说它陡峭，也不是很是很陡，说他平坦可是一眼望去这一座山看起来斜面很斜。虽然说每年来这里一次，但是感觉上并不是很陌生。

我们在路途中，看到很多的坟墓，仔细一看，有一些的墓碑上面有一个五角心，上面的颜色已经淡化了。后来我问奶奶才清楚了，原来这代表曾经为国家捐躯过的。我真有想要上去祭拜一下，可是因为时间有限，没有许多的时间在这里耗，所以这个梦想只好作为泡影。

到了，终于到了。我们摆好了祭拜的仪式，开始烧黄纸等扫墓必备的。我拜好之后就开始在附近逗留，这附近有好多的茶叶，嫩嫩的，绿绿的，虽然说旁边有许多的坟墓不景气，可是，加上这春天的鸟叫声很茶叶的清香，好象旁边是隐身的。我只顾自己差一点被他们落下。

到了最后的一站的时候，大家额头上都冒出了汗珠，我们来的目标也渐渐好象不是在扫墓，而是在采茶叶（希望在天堂的前辈们不要生气。），我们采了满满的一戴子茶叶，看这茶叶，我似乎可以看到这茶叶被我们处理过的味道了。

这次去扫墓，我真是受益非深浅 。

二、

清明节是我国人民悼念逝者、寄托哀思、缅怀先人的传统节日。每年清明，人民群众都要举行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深情缅怀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国家繁荣昌盛和人民的自由幸福而献出了宝贵生命的无数英烈。为纪念这个有着深远意义的日子，缅怀革命先烈,弘扬爱国主义精神，4月4日，青年志愿者组织了一次“清明节祭扫烈士墓”的活动。目的是让志愿者通过缅怀民族英烈的英雄业绩,更清楚地认识到奉献精神的意义,更好地做好志愿服务工作。

我们怀着悲痛而沉重的心情来到南山寺烈士陵园，缅怀为了祖国的解放和人民的安宁而英勇牺牲的战士，瞻仰他们的丰功伟绩。烈士陵园是那么庄严、肃穆，让人不由得肃然起敬。我们先排好了整齐的队伍，然后按要求站好队，认真地聆听主持人的致词。我抬头瞻仰墓碑，墓碑上写者：革命烈士永垂不朽！我想，如果世界上有永垂不朽，那么我相信那是一种精神——不悔。我们的先烈们就有这样的不悔，不悔为革命的付出。所以，他们理应受到敬仰！

接着是在墓前默哀，我们衷心地感谢革命先烈为我们创造出的美好生活，也明白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做一个积极向上、身体健康、热爱生活、热爱祖国、情趣高尚的好少年。我们是幸运的一代，我们是幸福的一代。而我们的幸福是他们赐予的。我们该用一颗感恩的心来面对这个美好的世界。随后，我们绕过墓碑，到了烈士墓前，庄重地用双手把小菊花献给了烈士们。“桃花红雨英雄血，碧海丹霞志士心。今日神州看奋起，陵园千古慰忠魂！”在中国这方热土上，有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幸福，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篇篇悲壮激越的历史篇章。是他们的生命换来了中国繁荣的今天，是他们的鲜血染红了遍地的桃花。我们怎能忘记这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悲壮史诗？我们怎能忘记那一张张曾经鲜活的面容？让我们静静的追思，深深地缅怀，把最深情的思念和最崇高的敬意，寄托在这鲜花中，让它陪伴在先烈的左右。接着，我们参观了烈士陵园。还认真的整理和清扫了烈士陵园。

三、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这时，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又到了。从我记事开始，每年清明节的这一天，母亲就让我换上军色的春装，带着纸钱，领着我上坟去。

我们家去世的人都埋在扁担山，那儿离我家很远，要转好几道车。记得小时候，我总是很高兴去上坟，因为母亲在坟前一烧纸钱，就管不着我了，我便满山遍野地到处玩，直到母亲把我拖上车去。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去上坟不再又玩又闹了，而是逐个逐个地观察每一座坟。有一次我发现在一座破烂不堪的坟前，从来没有纸钱烧过的痕迹，我很奇怪，就弯下腰，仔细辨认碑上的文字，上面好像刻着什么“生前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战斗”，而且他还是个外乡人哩！咦，他应该埋在烈士墓园吧！为什么上面没有一个亲属的名字？

我带着疑问跑去好奇地告诉母亲，母亲没有抬头，只是缓缓地说：“唉！你拿些纸钱去为他上坟吧！”我接过了母亲递来的一叠纸钱。走到了他墓前，一边往火里扔纸钱，一边喃喃地说：“从来没有人来为您上过坟，您一定很寂寞吧，我虽然不知道您叫什么，也不认识您，但您当年一定是个功臣，如今尸骨却流落他乡，我为您烧一些纸钱吧……”这时，一双手温和地扶住了我的双肩，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母亲，她轻轻从我手中拿了一些纸钱，扔向火中，纸钱打着旋落在火中，一张，两张、四张……

今年又到清明了，由于母亲得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她不能上坟了，而我一个人去她又不放心。于是我们就在室外烧纸钱，母亲扔一些纸钱就说：“爹！您接着吧！小远（我的舅舅）拿着……”

纸钱只剩下最后一叠时，母亲把它递给我说：“小咏，你为那位死不知名的人烧吧，唉！没人给他上坟怪可怜的。”……火光映着我的脸，我在心里说：“安息吧！明年清明节时，我一定为您去上坟！”一阵风吹了过来，把纸钱烧过的灰烬吹走了……

今年又逢清明节。

昨天是清明节的第二天，也是一个扫尘的日子，我、弟弟、爸爸和妈妈一起去了乡下奶奶家，准备一起去登山扫尘。

“清明时节雨纷纷。”不错,昨天天上是下着小雨，我们也无话可说,也只有踩着泥腻的山间土地一步一步的奋力的向上攀登。

终于到了太公、太婆和小爷爷的合墓前，我们所有所有的人都是肃然起敬,直立在他们的合墓前面。爸爸递给我一根已经燃烧起来的香，香在不时的向外冒着烟，那香味是那么的浓重，让我一闻到这样子的香味，马上显示出一副沮丧，而又难过的样子。我们所有的人的手里都拿着香，一起为在“九泉之下”的太公、太婆和小爷爷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以表示我们对他们所有人的崇高的敬意。

我转身拿起早已准备好的花篮，恭恭敬敬地放在了太公、太婆和小爷爷的合墓前。花篮里的花都是白色的，在花篮上还有几根白色的带子死死的捆在了花和花篮上。在几片绿叶的衬托下，更加显得庄重，而又肃穆了。

我们拜完了之后，就开始给在”九泉之下”的太公、太婆和小爷爷烧在阴间的钞票，爸爸知道他们很会玩麻将，就多烧了一些给他们，有一亿的,有两亿的,有一百万的大钞票,还跟他们说："人人都有不要抢。”我一听还好玩,他们有这么多钱一年也花不完,还用抢什么呢?

太公、太婆和小爷爷你们“走”的那么的早,我都没有好好的孝敬孝敬你们老人家,你们就离开了我的身边,在那,陪伴你们的只有孤独和寂寞,不……不……不……还有那“无情”的春、夏、秋、冬和绿树繁茂的山林.要是你们还在我一定会好好孝敬你们的.

在走的时候,我们又再次向他们拜了一拜,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李大钊同志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怎么会惧怕反动军阀

1927年，是中国现代史上血雨腥风、风雷激荡、波谲云诡的一年。陈独秀、李大钊成为中国***的创始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留下了一段历史的佳话。也是在这一年，李大钊为了主义，慷慨赴难，英勇就义。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27年4月16日，段祺瑞刚刚垮台，奉系军阀张作霖就占领了北京。看到满大街耀武扬威的东北兵，以足智多谋而被北京大学同仁戏称为“鬼谷子”的沈尹默，匆匆赶到孔德中学，悄悄把正在听课的李葆华叫了出来，神色凝重地对他说：“转告你的父亲，要他一定加倍小心，张作霖这个红胡子是杀人不眨眼的啊！”

李葆华父亲就是沈尹默原来在北大的同事、时为国共两党北方地区最高负责人的李大钊。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渤海之滨的河北省乐亭县胡家坨乡大黑坨村。1899年，按照当地的风俗，10岁的李大钊与16岁的邻家姑娘赵纫兰结婚。1907年，李大钊到天津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从预科读到正科，直到1913年毕业。从天津法政学校毕业后，李大钊“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回国后，1918年1月经章士钊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推荐，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生活才安定下来。

留学三年，李大钊痛感国家危亡，开始寻求救国之道。1918年冬，他参与主编《新青年》，还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广泛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1919年7月，李大钊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激情澎湃的呐喊，影响了一大批时代青年。其中有一位来自湖南韶山的青年，作为北大图书馆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他经常向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请教，深受其影响，他就是青年毛泽东。

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远东局局长维金斯基等人来到中国，首先找到了李大钊。通过与维金斯基的深入交谈，两人对筹建中国***取得一致意见。随后，李大钊又介绍维金斯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由此开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伟大壮举。

1920年5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筹备建党时，考虑到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叫***，一时拿不定主意，遂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明确地回答：叫***。

帮助改组国民党，领导“三·一八”请愿

中共一大后，在北京成立了党的北京地方委员会，后又成立了中共北方区委，都是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1922年8月，李大钊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的特别会议，研究国共两党合作问题。李大钊赞同共产国际的指示，主张***员参加到国民党中去，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经过频繁接触，李大钊与孙中山建立了亲密友谊。

孙中山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委托李大钊与廖仲恺、鲍罗廷一起负责国民党改组工作。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指定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和李大钊5人组成主席团，轮流担任大会主席。回到北京后，李大钊很快就帮助建立起了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天津市党部和直隶省党部，推动了国共合作在北方的发展。

北洋军阀愚昧无知，他们害怕“赤化”。他们把孙中山称作“南赤”，李大钊称作“北赤”，多次下令通缉抓捕李大钊。

1926年3月初，奉军不断以军舰运送军队在天津大沽口登陆，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作战。于是，国民军封锁了港口。3月12日，两艘日本军舰驶入大沽口，其后跟随着数艘奉系军舰。国民军立即以旗语制止，并发空炮警告。蓄意挑衅的日本军舰突然炮击大沽口，炸死炸伤国民军官兵多人。

大沽口事件激怒了中国人民。在李大钊和中共北京区委的组织发动下，3月18日，北京十多万群众举行反对八国公使最后通牒的示威大会，并组织了两千多人的请愿团，前往段祺瑞的执政府去请愿。段祺瑞大开杀戒，命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请愿代表枪击刀刺。一时间，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血流满地，死伤枕藉。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鲁迅称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三·一八”惨案后，北京一片白色恐怖。1926年3月底，李大钊等人接受了苏联同志的建议，将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机关迁入位于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国兵营内。李大钊独自承担着领导北方地区国共两党进行革命斗争的重任。

抓捕枪声响起时，他正在伏案办公

1926年4月，在直、奉系军阀的联合进攻下，冯玉祥的国民军败退南口，张作霖占领了北京，当上了北洋军阀的“末代皇帝”———安国军总司令。沈尹默很为自己的老友李大钊担心，于是匆匆找到李葆华，要他转告自己的父亲注意人身安全，最好能暂时离开北京。

李葆华回到家中，向父亲转告了沈尹默的话。李大钊听后平静地对李葆华说：“你再见到沈叔叔时告诉他，谢谢他的关心。要离开北京并不难，就是工作离不开，我是不会走的。”

果然，张作霖占领北京后不久，就以“宣传共产赤化”的罪名杀害了《京报》主编邵飘萍和《社会日报》社社长林白水，京城人人自危，噤若寒蝉。

李大钊是反动军阀的眼中钉。根据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警不得随意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更不准携带武器进入。京师警察厅为了探寻李大钊下落，派出大批特务化装成人力车夫、小商贩，天天在苏联大使馆旁边的旧俄兵营门口窥视。在李大钊身边负责交通工作的地下党员阎振山和厨师张全印，就是这样被特务秘密逮捕的。

1926年9月的一天，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吴郁文接到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的命令，让他马上派人到北郊警察署审理***的案子。吴郁文派侦缉二队队长王景有和四队队长杨恩华带人赶到北郊警察署，他们看见警察正在审问拷打一个人。北郊警察署长告诉王景有和杨恩华，这个人是在街上散发传单时被当场抓住的，经过王景有和杨恩华的严刑拷打和“多方劝导”，这个人终于招供自己叫李渤海，是中共地下党员。李渤海叛变投敌，“将李大钊隐匿在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之情报及其他共党分子名单供出”。

在与帝国主义沆瀣一气、串通密谋之后，1927年4月6日清晨，吴郁文率大批军警涌入东交民巷使馆区。10名彪形大汉抱在一起，用身体作木桩，强行撞开大门。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甘布克上前阻止无效，拔出手枪对空鸣了一枪，军警们抓住甘布克，一拥而入。

枪声响起时，李大钊正在里屋伏案办公，大女儿星华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赵纫兰带着小女儿炎华在院内散步。听到尖厉的枪声，星华惊吓得扔下报纸，扑进父亲怀中。李大钊镇定自若，安慰女儿说：“没有什么，不要怕。”说着，他拉着女儿的手，走进兵营北楼二层东边的一个僻静房间，坐在一张椅子上，把女儿揽在身边。

片刻间，屋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一群警察和宪兵拥着前一段时间被捕的阎振山闯了进来。一个便衣特务指着李大钊问阎振山：“他是谁？你认识他吗？”

阎振山摇了摇头，说：“不认识。”

吴郁文走上前来，冷笑一声，说：“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就是李大钊！”军警们强行逮捕了李大钊、路友于、谭祖尧等30余人，还抓走了赵纫兰和李大钊的两个女儿。

李大钊第一个从容地走上绞架

李大钊从被捕到就义，在狱中共22天。敌人对他进行了多次审讯。为了逼迫李大钊招供，敌人对他施用了多种酷刑，电椅、老虎凳、用竹签插手指……最后竟残忍地拔去了他双手的指甲。李大钊坚贞不屈，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为了保护同时被捕的其他同志，李大钊还用血迹斑斑的双手写下《狱中自述》，表示自己“负其全责”，要敌人“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李大钊在《自述》中自豪地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

敌人转而采用软化引诱的办法。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亲自出马，他以同乡的身份劝降李大钊，许以高官厚禄：“李先生，只要你肯为张大帅、吴大帅效劳，保你官职在我之上。”

李大钊轻蔑地回答：“张作霖是狰狞之子，吴佩孚是狼狈之儿，我岂能为他们效劳。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糙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气节！”

李大钊被捕，举国震惊。中共党组织、工人群众、知识分子和各界进步人士千方百计进行营救。4月10日，北京大学等在京9所高校联合推定北大校长余文灿、师大校长张贻惠为代表，向北京政府和奉系首脑递交了一份意见书，要求：“（一）未放学生请速放；（二）认为情节重大之学生，请从轻发落，取宽大主义，不再株连；（三）李大钊系属文人，请交法庭依法审讯；（四）李大钊之妻女，请即释放……”

新闻界为营救李大钊，也广造舆论。4月15日，《世界日报》刊登了市民李公侠致张学良的一封信，列举了10条要求宽赦李大钊的理由，其中第八条写道：“且李氏私德尚醇。如冬不衣皮袄，常年不乘洋车，尽散月入，以助贫苦学生，终日伏案面究各种学问……”

面对来自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强大压力，张作霖一度动摇迟疑。就在这时，已叛变革命的蒋介石亲自出面，推波助澜，给张作霖拍来密电，要求处死李大钊。

为了博得帝国主义支持，和蒋介石携手言欢，张作霖下令杀害李大钊。

李大钊就义前留下的遗照，目光和悦，泰然自若，宛如平日。李大钊第一个从容走上绞刑架，凶残卑鄙的敌人为了折磨李大钊，竟绞了他三次，历时28分钟。李大钊牺牲时年仅39岁。

1949年3月，当毛泽东回到阔别多年的北平城时，曾十分感慨地对身边的同志说：“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呢。”

关于李大钊废寝忘食的故事

李大钊的故事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创始人和早期***之一李大钊，出生是十分的凄楚：他尚未来到人间时，父亲李任荣就因患肺病逝世；刚过周岁，母亲周氏又因感伤过度而病逝。因此，李大钊是“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姊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其祖父李如珍，平时管教李大钊甚严，不准他外出去看赌博，更不许他骂人、打架，否则就要他接受大热天上房顶举着沉重的木杈翻麻等处罚。如此严格的家教，对李大钊的成长影响很深。

李大钊自己做父亲后，从祖父的家教中受到启发，同样对子女加以严格的教育。扫雪、教歌就是他教子实践中的两则小故事。

一年冬天，大雪纷纷扬扬下个不停，院子里像铺了一层厚厚的棉絮。李大钊对他的女儿和儿子说：“雪下得多大啊，你们快拿着扫帚到院子里去扫雪。要高兴的话，堆个大雪人也好。”孩子们的外祖母心疼小外孙：“天这么冷，你还叫孩子们去扫雪，要是冻病了可怎么办？”李大钊笑着说：“孩子应当从小养成吃苦的习惯，免得长大了什么也不会做。身体经常活动，也会增强抵抗力。呆在家里不动弹，就更怕冷了。”说完，他和孩子们拿了簸箕与扫帚，走到院子里。他一面扫雪，一面对孩子说：“将来谁也不能当寄生虫，谁要是不劳动，谁就没有饭吃！”孩子们边扫雪，边听父亲讲新奇的故事，一点也不觉得冷，反而是越扫越有劲……

孩子们渐渐长大，上学了。李大钊又非常注重用音乐来陶冶孩子的心灵，用歌曲寓理于情，寓教于乐，使孩子在愉悦中受到教育。夏天的一个晚上，他稍有空闲，就将儿子李葆华、女儿李星华喊进书房，先要他俩将当时在学校学的歌唱给他听，孩子们高兴地唱起了喜欢而又熟悉的《校歌》：“啊，我们亲爱的孔德，啊，我们的北河沿！你永是青春的花园，你永是美丽的王国……”李大钊听完歌，没有一句夸奖，只是幽默地说：“北河沿是一条又脏又臭的水沟，我天天到北大去，都从那里经过，里面常泡着死猪、烂狗，臭烘烘的，怎么能说是孩子们青春的花园、美丽的王国呢？这个歌子太不现实了，这不是培养孩子们睁着眼睛撒谎吗？”接着，他就教孩子们唱《国际歌》。他一边弹琴，一边用低沉的声音唱着。他说，声音不能太大，让街上警察、暗探听见，他们会把我们逮起来的。他不仅教孩子会唱，还把歌词大意讲解给孩子听，并且用家乡一位穷苦大伯一年辛苦到头，全家还是吃不饱穿不暖的。

国民党一些派系的要人也出钱捐助，如汪精卫一人就捐了1000元。他们或与李大钊生前系“同志”（陈公博曾是中共“一大”的代表、戴季陶则曾参与了中共的创建），或曾是“盟友”（汪精卫则是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左派”领袖），这些善款都由北大会计科代收，留有收据。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二十位革命者在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内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秘密绞杀。执刑者为了折磨李大钊，竟绞了他三次，历时28分钟。李大钊死后，他的家人无力为其下葬，北大为李大钊发起公葬，北大教授及李大钊的一些友人纷纷捐款，就连汪精卫都捐了1000元。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胡家坨乡大黑坨村。父亲因病去世六个月后李大钊才出生，一岁半时母亲又不幸病故，祖父将他抚养成人。1899年，十岁的李大钊与16岁的邻家姑娘赵纫兰结婚。1907年，李大钊到天津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毕业。后又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回国后，1918年1月经章士钊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推荐，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

1918年冬，李大钊参与主编《新青年》，还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广泛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远东局局长维金斯基等人到中国，找到李大钊。随后，李大钊又介绍维金斯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由此开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壮举。

1926年4月，在直、奉系军阀的联合进攻下，冯玉祥的国民军败退南口，张作霖占领了北京。张作霖占领北京后不久，就以“宣传共产赤化”的罪名杀害了《京报》主编邵飘萍和《社会日报》社社长林白水。

1927年4月6日清晨，李大钊、赵纫兰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被逮捕。

李大钊绞刑历时28分钟

李大钊从被捕到就义，在狱中关了共22天。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二十位革命者在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内被张作霖秘密绞杀。1927年4月29日的北京《晨报》披露了李大钊遇难的详细过程：

前日方传军法会审尚未正式开庭，而昨日下午党人20名已被绞杀决矣……

当日看守所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军法会审派定东北宪兵营长高继武为监刑官，在所内排一公案，各党人一一依判决名次点名，宣告执行，由执刑吏及兵警送往绞刑台。闻看守所中只有一架，故同时仅能执行二人，而每人约费时18分始绝命，计自2时至5时，20人始处刑完毕。首登绞刑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李大钊就义前留下的遗照，目光和悦，泰然自若，宛如平日。李大钊第一个从容走上绞刑架，凶残卑鄙的敌人为了折磨李大钊，竟绞了他三次，历时28分钟。

说明：绞死李大的绞刑架

对于李大钊受刑时间还有其他说法。《北洋画报》的报道说李大钊受刑时“二十分钟始绝”。据有关人员回忆，李大钊受刑的时间可能是“二十分钟”的两倍，约有四十分钟。

“大钊死后，他的七窍流血。他生前一个姓周的好友，找了医生，为他擦去血迹，还仍是面貌如生。” 李大钊在受刑时说的话语已无从考究，但“力求速办！”，很可能是他最后留下的声音。李大钊的同乡好友白眉初收养的女儿白汝漪生前曾多次讲过，李大钊牺牲后，脖颈上勒有三道深深的血痕。

李大钊下葬筹款 汪精卫捐1000元

李大钊遇难时年仅39岁。他被害的当天傍晚，赵纫兰母女三人被释放回家。当时她们还不知道噩耗。次日晨，李大钊的舅舅周玉春上街买报纸，看到了李大钊遇害的消息，哭着回到家中。《晨报》记者记述：“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加剧，以致卧床不走。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

李大钊的灵柩停放在浙寺整整六年后，1933年4月初，当年被北洋军阀赶回老家的赵纫兰带着儿女从乐亭返回北京，准备安葬李大钊的遗体。此时，赵纫兰疾病缠身，家中儿女年龄幼小，既无钱也无力操办丧事。赵纫兰带着儿女，登门拜见李大钊昔日同事沈尹默、周作人、胡适、蒋梦麟等，请求北京大学代办安葬。

蒋梦麟、沈尹默等北大13位教授伸出援手，为李大钊发起公葬。13位发起人每人捐款20元，另外，北大教授李四光、郑天挺每人捐10元，马寅初等每人捐20元，梁漱溟等每人捐50元。外地故友鲁迅捐50元，戴季陶捐100元，陈公博捐300元。国民党一些派系的要人也出钱捐助，如汪精卫一人就捐了1000元。他们或与李大钊生前系“同志”（陈公博曾是中共“一大”的代表、戴季陶则曾参与了中共的创建），或曾是“盟友”（汪精卫则是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左派”领袖），这些善款都由北大会计科代收，留有收据。

4月23日，在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李大钊出殡成了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送葬队伍最前面是用白纸黑字写的一副巨大挽联，上联是“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下联是“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横批是“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

李大钊后来安葬在北京的万安公墓，那是蒋梦麟校长出面购置的墓地（并为烈士的夫人预购了穴地），墓碑则是刘半农撰写的。

近代报刊的发展

《字林西报》由奚安门（？～1856）等主编，有“英国官报”之称，出版达一百零一年，是在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一份外文报纸。《顺天时报》由中岛真雄主办，是日本外务省的喉舌。《申报》由英国人美查（生卒年不详）创办，《新闻报》长期由美国人福开森（1866～1945）主持，都是“学了中国人口气”办给中国人看的外商中文日报。这两家报纸后来为中国人接办，其中，《申报》出版了七十八年，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日报。

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一批近代报纸 19世纪50年代起，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开始办报。1858年在香港创办了《中外新报》，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份近代报纸，伍廷芳曾经参加过它的编辑工作。这以后，陆续创办的有《羊城采新实录》（1872，广州）、《昭文新报》（1873，汉口）、《循环日报》（1874，香港）、《汇报》（1874，上海）、《述报》（1884，广州）等。以《循环日报》、《汇报》、《述报》这三家最有影响。《循环日报》是一份大型日报。它的创办人王韬，曾经游历过英、法、德、日等国，对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较多了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报刊政论家。他为《循环日报》所写的《变法》、《尚简》等文章，提倡学习西方，宣传政治改革，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和后来的改良派知识分子当中，有很大影响。《汇报》是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容闳参加创办的，曾经和外国人所办的中文报纸进行过激烈的笔战。《述报》创刊于中法战争时期，对刘永福所部黑旗军抗击法军和香港人民抵制法国殖民者发动的侵略战争而进行的罢工、罢市活动，都作过详细报道，支持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报刊 1895年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办报，鼓吹变法。1895年8月17日在北京创刊的《中外纪闻》、1896年1月12日在上海创刊的《强学报》，分别由梁启超、徐勤担任主编，隶属于强学会，在强学会被封以后，相继停刊。

之后，梁启超等人继续筹备办报，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它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出版的一份主要的机关报，旬刊，每期出二十余页，三四万字一册，由汪康年任总经理，梁启超任总主笔。在梁启超主持下，《时务报》先后出版了六十九期，发表了《变法通议》、《论中国之将强》等一大批鼓吹变法的政论文章，最多时日销达一万七千份，成为当时国内最受欢迎的一份报纸。和《时务报》相配合，资产阶级改良派还在全国其他地方创办了近八十种鼓吹变法的报纸。主要有1897年2月在澳门创刊的《知新报》、4月在长沙创刊的《湘学报》、10月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1898年2月在长沙创办的《湘报》等。其中，《国闻报》由严复主编，以在副刊《国闻汇编》上译载了宣传进化论思想的《天演论》蜚声于时。

戊戌变法失败后，改良派在国内创办的报纸全部停刊，梁启超等人开始在国外办报。从1898到1904年，他们在日本、新加坡、檀香山、旧金山、温哥华等地创办了十几家报纸，以1898年、1902年在日本横滨相继创刊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最负盛名。梁启超以任公、哀时客等笔名在《清议报》和创刊初期的《新民丛报》上所写的鼓吹新民、赞美少年中国和介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最新思潮的文章，曾经风靡一时，得到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赞同。1904年以后，康梁等又恢复在国内办报。他们所办的《时报》（1904，上海）和英敛之所办的《大公报》（1902，天津）、彭翼仲所办的《京话日报》（1904，北京）等报刊都进行过立宪保皇的宣传。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开始革命活动时起就十分注意办报。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他们在国内外一共创办了近一百二十种报刊。通过这些报刊，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动员群众起来革命，对民主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激励和推动作用。

1894年兴中会刚刚在檀香山成立，就利用早已创刊的当地华侨报纸《隆记报》，作为自己的讲坛。1900年1月孙中山特派陈少白到香港创办《中国日报》，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第一份正式机关报。此外，1900～1905年，革命派还在国内外创办了一批报刊，进行民主革命宣传。国外的主要集中于日本，著名的有《湖北学生界》、《江苏》、《浙江潮》等，编辑人员多数是革命的留日学生。鲁迅最早的一批革命文学作品就是在这些报刊上发表的。国内的主要集中在上海，以《苏报》、《国民日报》、《警钟日报》等最有影响。1903年6月《苏报》因发表激烈革命文字被封，章炳麟、邹容被捕，史称《苏报》案。

1905年11月26日，《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它是新成立的同盟会的总机关报。在孙中山领导下，《民报》和其他革命派报刊一道，同以《新民丛报》为代表的保皇派报刊展开了激烈的笔战，扩大了革命影响。

之后，革命派的办报活动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发展。新加坡、缅甸、暹罗、澳洲、菲律宾、美国、加拿大、秘鲁等地，及国内除西藏、青海、甘肃、宁夏以外的二十九个省市地区，都办有革命派的报刊。以在上海出版的《中国女报》（1907，秋瑾主编）、《神州日报》（1907，于右任、杨笃生主编）、《民呼日报》（1909）、《民吁日报》（1909）、《民立报》（1910，于右任、宋教仁等主编），在北京出版的《帝国日报》（1909，宁调元等主编）、《国风日报》（1911，白逾桓主编），在广州出版的《可报》（1911，朱执信等主编），在汉口出版的《大江报》（1911，詹大悲主编）等报刊，影响最大。

革命派报刊关于民主革命的宣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孙中山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

拒俄运动和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中的报刊 1903年4月，拒俄运动在上海、江苏等十八个省市和日本东京等地的留学生中爆发。《江苏》、《浙江潮》、《苏报》、《中国白话报》等报刊，纷纷发表评论，进行舆论声援。1903年12月15日，以蔡元培为首的一部分革命爱国人士，在上海创办的《俄事警闻》日报，是这次运动中创刊的一份以拒俄为中心内容的爱国报纸。它发表了大量有关沙俄侵占中国东北领土拒不撤军的“警闻”，并发表了《俄祸》、《告学生》、《告军人》等评论文章，和其他爱国报刊紧密配合，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俄，反对侵略。

1905年，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和相继而来的全国性的抵制美货运动在广州、香港、上海、天津、北京等地爆发。香港的《有所谓报》、《世界公益报》，上海的《女子世界》，北京的《京话日报》，天津的《大公报》等，都积极投入运动。为了加强宣传，一些资产阶级爱国人士还特地创办了《保工报》和《美禁华工拒约报》等两家报纸，进行鼓吹。前者1905年7月20日创刊于上海，人镜学社主办，韵琴主编；后者同年8月21日创刊于广州，拒约社主办，黄晦闻主编。它们从创刊起，就集中力量进行抵制美货的宣传，对正在进行中的这场群众性的爱国运动，起了一定的鼓舞和推动作用。

新创办的科技、文学和文摘性期刊中国最早的科技刊物，是1876年在上海创刊的《格致汇编》（月刊，英文名 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主编英国传教士傅兰雅（1839～1928）。这是一份以介绍声光化电等科学知识为中心内容的专门性刊物。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为了寻求富国强民的道路，在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掀起了一股学习最新科学技术知识的热潮。一大批以介绍这方面知识为中心内容的专门性刊物陆续问世，其中主要的有，专门介绍农学知识的《农学报》（1897）、专门介绍数理化知识的《新学报》（1897）、《格致新报》（1898）、《普通学报》（1901）、《中外算报》（1902），以及专门介绍地质地理知识的《地学杂志》（1910）等。除《地学杂志》在北京出版外，其余都在上海出版，以《农学报》出版的时间为最长。这些刊物为国内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当时能够得到的最新科学知识。

文学期刊也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申报》主办的《瀛寰琐记》（1872）、《四溟琐记》（1875）、《寰宇琐记》（1876）等三个月刊是其中最早的一批。90年代以后，以上海为中心，创办了一大批文学期刊，累计在五十种以上。著名的有李伯元主办的《世界繁华报》（1896）、《游戏报》（1897）、《绣像小说》（1903）、吴趼人主办的《采风报》（1898）、陈去病主办的《二十世纪大舞台》（1904）等。梁启超在东京创办的《新小说》出版后，也送到上海发行。这些刊物以小说、戏曲、诗词、散文为主要内容。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等著名长篇小说，都是在这些刊物上首先和读者见面的。

文摘性的期刊，以1897年在上海创刊的《萃报》为最早，稍后创刊的这类刊物还有《选报》（1902，上海）、《东方杂志》（1904，上海）等。后者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发行，初为月刊，后改半月刊，徐珂等主编。先后出版四十四年，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期刊之一。

新型官报的出版与报律的制订 19世纪末，清朝政府因旧式邸报从未公开出版，内容又只限于常程文书，适应不了新形势的需要，故开始创办新型官报。

最早出现的新型官报，是1896年在北京创刊的《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这两份官报由当时主管官书局的工部尚书孙家鼐负责管理。出版了很短的一个时期，即停。1906年以后，为了推行预备立宪和抵制革命宣传，清朝当局又在北京和各省省会陆续办起一大批新型官报。其中，属于中央一级的有考察政治馆主办的《政治官报》（后改为《内阁官报》），属于各部主办的有《商务官报》、《学务官报》，属于地方各级军政机关主办的有《北洋官报》、《南洋官报》、《安徽官报》、《湖北官报》、《四川官报》等。总数在三十种以上。除上谕和常程官文书外，这些官报还普遍设有“要闻”、“要电”、“实业”等栏目，以吸引读者，但并不受欢迎，必须官库补贴，才能得以维持。与此同时，清朝政府还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大清报律》等有关报纸出版的法令，对民办报纸进行限制。在1898至1911年的十三年内，全国有五十三家报纸遭到摧残，占当时报刊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被查封的三十家，被勒令暂时停刊的十四家，其余的分别遭到传讯、罚款等处分，使整个报刊出版事业蒙受了严重损失。

（方汉奇）

民国报刊民国成立后，与一时的资产阶级民主相联系，出现过短暂的报刊兴旺时期，全国有报刊五百多家。北京为政治中心，故独占五分之一。1913年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专制统治确立，先后公布《报纸条例》、《出版法》，进步报刊备受摧残，进步报人横遭迫害，全国报纸剧减为一百三十九种，多数政治态度保守，言论了无新意，销售额一般也不大，有一点积极意义的变化是报刊分家，报纸开始采用现代通行大张式样。这一时期较为著名的报纸除商办的《申报》、《新闻报》外，主要有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等；较为著名的杂志有章士钊主编的《甲寅》（1914），国民党创办的《国民》（1913）等。作为半殖民地的特征之一，外国在华所办报纸在政治上有相当影响，如英文《字林西报》、《京津泰晤士报》等。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揭开新文化运动序幕，也开始了中国报刊发展的新阶段。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各派忙于争权夺利，无形中放松了对报刊的控制。进步力量的成长，更使部分报刊成为北洋军阀的对立面，打破了一潭死水的舆论界现状。五四运动时期，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等杂志为主导，进步报刊鼓吹科学与民主，抨击封建专制，对推动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业务上，此时的报刊普遍改用白话文，报纸注重新闻特性，副刊改革卓有成效，编排更为科学活泼。之后，报刊获得较大发展，1926年全国报刊已有六百二十八种。商办《申报》、《新闻报》发行量超过十万份，1926年9月《大公报》复刊，在张季鸾主持下，很快成为最有影响的全国性大报之一。北伐战争开始后，国共两党都很注重宣传，南方报刊言论活跃。但北洋军阀为了维持统治，镇压进步报刊，1926年，著名报人邵飘萍、林白水先后遇难，北方舆论界一片沉闷。

1927年后，国民党逐步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沪宁一带成为全国报刊的中心，上海一地报纸超过五十家，全国日发行量五万份以上的报纸全部集中在上海。1936年全国报刊一千七百六十三家，小报和晚报比20年代有了较大发展，但其中不无低级无聊之类。国民党政府力图建立新闻垄断，以《中央日报》为中心，党营报刊扩展到了全国。对进步报刊则通过各种法规条例限制扼杀，其手段从禁发查封直到破坏暗杀。即便是颇著声名的资产阶级报纸《申报》，其主持人史量才也因“九·一八”事变后政治态度的某些变化而在1934年11月遭暗杀。然而，进步报刊仍在重重压力下成长。在红军革命根据地内，报刊事业有了相当发展。左翼文艺界主办的杂志《萌芽》、《文学月刊》等此家被封，别家即出，影响颇大。“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报刊蓬勃兴起，全国不下千余种，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发行量达到了创记录的十五万份。

抗日战争开始后，全国报刊受到很大破坏，大批报刊迁往后方出版，重庆成为战时报刊的中心。抗战初期，国民党新闻控制有所松动，中国***的《新华日报》得以在国统区出版。1939年后，新闻控制再度趋紧，私营报纸只占国统区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这时，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根据地都有了报纸。在沦陷区，日伪控制主办了一批汉奸报刊，有北平《新民报》、南京《中华日报》、《和平日报》。上海租界内则有爱国志士办的抗日报纸，最著名者为《文汇报》，虽遭日伪打击迫害，仍坚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抗战胜利后，报刊又曾兴盛一时。1947年国统区登记报纸一千七百八十一家，发行二百万份，达到民国时期最高峰。然而这一时期的报刊为国民党所垄断，不用说反对内战的《文汇报》等被禁，《申报》、《新闻报》亦为国民党接收，舆论界成为国民党反共的一统天下。进步报刊无法立足，不少迁往香港出版。与此同时，人民新闻事业在根据地内有了重大发展，一批大型日报先后创刊，为1949年以后中国人民报刊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书目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1981。

清末民国第一骂人王，林白水把慈禧骂的狗血喷头，为何安然无恙？

要说骂人你们肯定会想到三国演义里面的陈琳，一封讨贼檄文把曹操的头疼病都给骂的无药痊愈。还会想到诸葛亮骂王朗活活把人家老人家给骂的坠马而亡。今天要说这个清末民国第一骂人王林白水，把慈禧骂的狗血喷头还安然无恙，慈禧被人骂成这样林白水还能没事？林白水一副对联骂慈禧要说慈禧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奢侈，慈禧对自己过大寿那是真舍得花钱，为了过六十大寿直接摧毁了北洋舰队。六十大寿都过了那也得过七十大寿不是，就在慈禧愉快的过着七十大寿的时候，俄国跟日本在我国境内打了起来，打仗一定有伤亡可怜了当时的中国百姓，面对如此大的伤亡清政府居然话都不敢说，还在热热闹闹给慈禧办七十大寿。

看到这样的情况我想做为任何人都会气的拍案而起，这时候有个叫林白水的用笔杆子给慈禧送上一副对联，也给老佛爷七十大寿上个彩头。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这副对联就是林白水送给慈禧老佛爷的寿礼，对联内容不用说也能看的懂，不懂？去补习下知识，这可是把慈禧脸都给打肿了慈禧能饶了他呀。林白水是何人敢如此放肆不仅让人好奇了，这林白水吃了熊心豹子胆了敢骂慈禧，你还别说这个林白水那可不是一般人，素有新闻界的刽子手称呼。林白水当年可是把那些政官还有军阀那骂的体无完肤，骂的脸都的戳到地里面去了，被林白水骂的没脸见人了都。林白水骂人那可是骂的刻骨铭心，骂的堂堂正正，骂的人冷汗直冒。骂张宗昌、骂那些肥头大耳议会议员，把他们比作小猪仔，等等这里就不细说了。

这看到慈禧过七十大寿这个林白水那浑身难受，直接提起笔杆子送了一副对联过去，这一下比人之初都让人口口相传，把慈禧骂成这样这不得被慈禧灭九族啊，过了嘴瘾事来了我看你怎么办。可林白水安然无恙这就稀了个奇了。林白水骂慈禧为何能安然无恙这是怎么回事骂痛快了慈禧，慈禧居然忍了跟没事人一样。以前可有个记者就因为在报纸上揭露清政府跟饿国条约的信息就被清政府逮捕判了个斩立决啊。后来慈禧感觉惩罚不解恨要活活打死了那个记者，打了两百多棍打的骨头都碎了血肉模糊一大片，最后居然让刽子手给活活勒死了那个记者。林白水送的这幅对联够林白水死几十次了，为何他平安无事。原来这幅对联根本没有呈送到慈禧面前，清政府官员无能，这点眼力劲还是有的，慈禧七十大寿的日子谁敢呈送这样的贺礼。可以这么说，就算整个大清国都知道这幅对联，慈禧一定不会知道，清政府官员这个本事还是有的。

慈禧不知道就算了，这些清政府官员能绕了林白水，肯定不能呀，千查万查总算找到林白水了，各个官员都等着抓到林白水去邀功呢。谁知道林白水在租界，清政府官员那个气，气也没办法得忍着，不然还敢去租界抓人呀，谁让大清国没面子呢。林白水骂的痛快，也骂出事了，总之林白水最后还是让有些人给杀害了，一代骂王烈士就此牺牲，骂王依然让人记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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