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林白水日本留学时间的问题，我有一些了解和研究，也可以向您推荐一些专业资料和研究成果。希望这对您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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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开天窗

文人论政--透视中国近代新闻业谢泳

一、“我可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

九十年代以来，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报人的社会地位在下降，虽然我们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民间报纸，但就是在官方的报业机构里，报人在社会上的形象也不如以往，这是中国舆论的悲哀。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官方报业中，极少出现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名记者和名报人，这一点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情况很不相同。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还没有出现大批产生名记者和名报人的社会条件，现在甚至连“报人”这个词也消失了。在相当的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民间报纸，极难产生有长久生命力的记者和报人，除非他们有绝大的勇气与强大的社会相抗争。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就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来观察，他们当中曾经产生过一个“报人集团”，这个集团虽然没有集中的纲领和政治上的诉求，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集团”，他们在中国社会进步当中所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可能要超过作家甚至学者，或者说作家和学者正是通过“报人集团”与社会发生关系，这是因为他们职业特性所决定的。这个集团有晚清的士子，有留学日本和欧美的学生，从康（有为）梁（启超）到胡（适）陈（独秀），再到邵飘萍、林白水、黄远庸；经过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再到储安平、徐铸成，可以说代有才人，文气不绝。他们的政治态度各异，思想倾向悬殊，人生道路不同，但在作为“报人集团”成员时，他们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对社会正义的感受是相同的，在把报业作为一种健全舆论活动对社会发生作用的意义上，他们的努力永远为后人景仰。这个“报人集团”一般都经历过为强烈的信仰和理想所感动，在危难中选择报人的职业，他们很少有人因为官方的压迫而放弃自己作为舆论代表的良知，他们几乎都有与官方抗争的经历，都有自己报纸被查封的历史，中国新闻史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被查封过的报纸不是好报纸！人们更不应该忘记，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倒在了各种政治压迫的血泊中，他们的人生结局都很悲惨，但他们的理想却为后人怀想。

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当戴晴第一次为储安平作传的时候，世间已很少有人记起这位早已故去的报人，还有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他们。但九十年代以后，在所有研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献中，我们又频频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的着作在重新出版，他们的人格再一次为人敬重。多少达官显宦早已烟消云散，而这些报人的名字却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成舍我在《我们这一代的报人》中曾说过，“枪杀邵飘萍、林白水以及若干新闻界先烈的刽子手，有几个不是杀人者人恒杀之？在林老先生就义的后一天，我也曾被张宗昌捕去，并宣布处死。经孙宝琦先生力救得免。当时张宗昌杀人不眨眼，那威风，曾使人股栗。然而没有几年，我却在中山公园，时时看见他闷坐来今雨轩，搔手无聊。他屡想与我攀谈，我只是报以微笑。”成舍我还讲述了他在1934年因为在报纸上反对汪精卫媚日外交，报纸被封门以后，汪让唐有壬劝他：“新闻记者怎能与行政院长作对？新闻记者总是失败的。不如与汪先生妥协，民生报仍可恢复。”成舍我完全不接受他的意见，并说：“我可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

1948年7月间，当外界风传国民政府要查封《观察》周刊时，储安平在当月出版的周刊上写了一篇《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他在文章中说：“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没有了。即以本刊而论，近数月来，我们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政府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替政府想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得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儿抓头挖耳，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亦复可笑！我们愿意在此告诉一切关心我们的朋友们，封也罢，不封也罢，我们早已置之度外了。假如封了，请大家也不必惋惜……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国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迫害，为国效忠，要是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方式继续努力。”

二、“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上世纪40年代初，《大公报》曾以本报同人的名义发表过一篇社评。其中说“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而不是实业机关。”《大公报》的这个说法，可能性说是“文人论政”这一说法的早期来源。《大公报》虽然是按着商业经营，但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可以说，在1949年前的中国新闻传统里，文人论政是中国新闻最宝贵的财富。

中国报纸的文人论政传统之所以能形成，有这样几个条件：

1、早期中国的报纸基本掌握在有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手中，也就是说，当时从事这一事业的人，不能说没有商业上的考虑，但这不是主要的。看中国的报业史，如果单是为了商业，不可能出现那么多为理想献身的报人。傅斯年曾说过，中国的许多事都是傻子办成的。储安平在重庆办《客观》周刊的时候，年纪不过三十六岁，一年以后他到上海办了《观察》周刊。他当时个人的生活条件非常之好，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但他还是想办一本周刊。他的钱是集股而成，他的朋友雷柏龄入股的钱，是把父亲给他在四川的地卖了，拿来办杂志的。储安平当时的想法是：“赔光了就关门”。他的理想就是给胡适信中说的：“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南京方面也请过他，他都没有考虑。那时和他同出于上海光华的同学李唯果、沈昌焕都是当时前途看好的政界少壮力量，但是储安平没有选择他们的路。他的想法是：“今日之士太慕功名，太希望从政，但是我觉得一个有为之士，他应当看得远，拿得定，做他最好的，以尽忠于他的国家。”

还有在台湾办《自由中国》的雷震。他离开大陆时在政界也是前途十分看好的官员，那时他已是旧政协的秘书长，蒋介石十分器重他。但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办《自由中国》的时候，许多朋友劝过他，蒋介石也通过人劝他，但他还是不回头。台湾后来走上宪政道路，与胡适、雷震等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知识分子的努力都是慢工夫，但从长远看，他们的努力不会开了花不结果的。张佛泉在《我们为甚么说长道短》一文中曾说过：“我们这里要以比较有知识的分子为新政治的起始者推动者，乃是最实际不过的。我常感到近年来，社会上太轻易忘记了知识分子在我国政治舞台上扮演如何重要的角色！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党之胜利，冀察分裂运动之反对，其发动其推动都是由受过新式教育训练的分子来做的。我看得很清楚，宪政的开始，除了仍由知识分子发动外，别无他途。”

张东荪在四十年代“自由主义向何处去”的讨论中就说过：“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五十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文化界中养成一种所谓Liberal 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虽然有待于将来的更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中国现代新闻传统就是在这些人手中慢慢形成的。

2、当时的中国社会为民间报业的生存提供了制度保证。因为从晚清经北洋到国民政府时代，从制度上评价，没有完全切断民间办报的传统。这一点可以从大量存在的报纸和刊物得到应证。在这一时期，报纸被封的事实大量存在，记者被枪杀、被暗杀的事实也时有发生，但封了的报纸可以再办，而杀几个记者也没有吓住更多有理想的报人出现。那一时期，就报业管理制度而言，大体上可以说是一种登记制，而不是审批制，也就是说政府还认可民间有办报纸的权利。

3、那时的社会是一个私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民间有独立的资本，同时有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民间社会的好处是相对独立，在同业之间有极大信誉，这些可以保证行业的基本自律，它的规则和程序不是靠意识形态来制约的，而是形成行业风俗，这些东西内化为职业道德。

中国是一个后起的现代国家，这种国家的特点是模仿远大于创新，特别在制度方面，因为一切东西都有现成的样式。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每一种新制度的出现，选择比创新的价值高或者说选择就是创新。中国本来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新闻制度，但就是因为选择的样式好，所以很快就上轨道，中国报业的传统一开始受留日学生的影响，但越往后受欧美的影响越重。

过去人们总拿旧时代报纸开天窗，来批评当时的新闻制度，这是没有道理的，一个人总在这样的话语里生活，有时智商会变得很低。报纸开天窗，本身也是一种信息。非要在开天窗和说假话之间选择，我看多数报人，愿意开天窗，而不愿意说胡话，这是常识。小骂大帮忙，这是过去贬低《大公报》时常用的一句话，大家都这么说，很少想这话能不能成立。《大公报》是中国新闻史上的骄傲，后来的报纸无法跟《大公报》相比，这也是常识，无需多说。河南发大水，地方大员贪污赈灾款，王芸生在《大公报》上写一社评《看重庆，念中原》，不说别的，光这个标题，今天就没有人能做得出来。关于《大公报》的历史，这几年人们说了很多，它是一张什么样的报纸，它的从业人员是些什么样的人，大家也有了解，《大公报》是一张民间报纸，存在的那些年月里，它成为那个时代最成功的报纸，并且留下了文人论政的传统，这个传统，是好传统，五十年以后的中国新闻界，恐怕还没有资格对这个传统漠视，因为他们当年做到了的，后来做不到了。

《大公报》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一次实践，虽然早期《大公报》三巨头都是留日的学生，但他们在新闻理念和政治哲学方面，却是实践自由主义思想的。他们在接手《大公报》以后，就能立下“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八字方针，这很不容易，体现了他们对独立言论的期待。《大公报》在用人方面，也是以无党派为基本取舍标准的，但历史有时候却很耐人寻味，正是这张历来以独立言论着称的民间报纸，却在他的名记者和编辑当中，出了许多..地下党员，这是《大公报》历史上，为后人留下的一道难题。徐铸成曾回忆过，1942年，他在桂林《大公报》总编任上时，陈布雷想让他入国民党，但胡政之和吴鼎昌都不同意，当时吴鼎昌已是贵州省政府主席，他对徐铸成说：“不参加也好，置身局外，说话方便些。”胡政之也多次对徐铸成说过：“办报纸应该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

胡政之他们在自己一生的新闻实践中，为后人留下来许多经验。他早年办过国闻通讯社，后来又办了《国闻周报》，一直到后来的《大公报》，可以说都很成功。我们看一个时代在新闻制度方面的努力，要注重实践，也就是说，我们即要看到一个时代在新闻检查方面的落后性，但同时也要看到那个时代里还有那么多的民间报纸在生长，《大公报》完全是一个私人产业，它在那样的岁月里，存在了二十多年，出了那么多名记者和名报人，这也是西方新闻制度在中国的一次漫长旅行。

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出满壹万号时，在当日第四版上发表了许多名人的贺辞。胡适的贺辞是《后生可畏》。他认为《大公报》已超过了历史比它更长的《申报》和《新闻报》。《大公报》不断的努力，赶上了那些五六十岁的老朽前辈，跑在他们的前面，不但从一个天津的地方报变成一个全国的舆论机关，并且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对于《大公报》成功的原因，胡适认为，大公报所以能有这样好的荣誉，不过是因为她在这几年之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这两项都是每一家报馆应该尽的职务。只因为国中的报纸都不敢做，或不肯做，或不能做，而大公报居然肯努力去做，并且有不小的成功，所以她就一跳而享大名了。胡适还说：“君子爱人以德，我们不敢过分恭维这个努力的小孩子。我们要他明白，他现在得到的成绩还不算很大，只算是个个报馆都应该有的成绩。只因为大家太不长进，所以让他跑到前面去了。在矮人国里称巨无霸，是不应该自己满足的。我们爱护大公报的人，应该很诚恳的祝贺他努力更进一步两步以至百千步，期望他打破‘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记录，要在世界的最好报纸之中占一个荣誉的地位。”胡适在贺辞的最后提了三个问题：“第一，在这个二十世纪里，还有那一个文明国家用绝大多数人民不能懂得古文来记载新闻和发表评论的吗？

“第二、在这个时代，一个报馆还应该依靠那些读人家庭阴私的黑幕小说来推广销路呢？还是应该努力专向正确快捷的新闻和公平正直的评论上谋发展呢？

“第三、在这个时代，一个舆论机关还是应该站在读者的前面做向导呢？还是应该跟在读者的背后听顺他们呢？”

中国近代以来，新闻制度的出现和实践都有现成的例子，在胡政之手里，不但把报纸办成了名报，在经营上也相当成功，如果不是时代的变化，胡政之本来是有建立中国报业托拉斯设想的，他多次和《大公报》的同人讲过他的设想，抗战时期，在上海、武汉、桂林、重庆和香港，他都能以极快的速度建立《大公报》的分馆，可以看出他的眼光。中国的新闻本来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大公报》的传统，一个是《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的传统，两个传统，后来只保留了一个。

中国报纸有文人议政传统，它的发生机制是因为中国还不是一个宪政国家，报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承担着社会进步的责任，这是一个绕不过的问题，凡走进这个行业的人，天然就有了责任。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总是要以言论来促进国家进步的原因。四十年代晚期，对于胡适的选择，傅斯年曾有一句名言：“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是以立功、立德和立言为基本选择的。在现代传统没有出现以前，所谓立言一般体现为着书立说，但在现代社会里立言的主要方式就转换成了文人议政的习惯，这个转变是自然完成的。

三、“外交情形此后应随时公开，告知全国”

文人议政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国际问题。在中国现代新闻传统里，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对于国际问题，中国有许多专家和学者，他们的专业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涉及到与自己有关的专业问题时不发言。因为有民间报纸的存在，他们的声音可以传达出去。在1949年以前发生的国际问题中，从来都不是一种声音，政府有政府的声音，民间有民间的声音，多种声音共存。在中日问题、中苏问题和中美关系方面，民间的声音从来没有消失过。最有名的例子是雅尔塔会议以后，对于有损中国利益的协定，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立刻就在《大公报》发表声明表示抗议。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随处可见。这个传统后来消失了，国际问题成为禁区。这样政府就不能得到来自民间的智慧，那些官方国际问题专家，也很少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一般只是为既定的政策提供维护性的建议。

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本来已形成了独立的传统，特别是在文人议政方面，他们通常选择价值中立的态度，不依傍任何党派，总是以公正的立场为大众说话。

胡适当年办《独立评论》的时候，在创刊“引言”中说：

“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辩论很激烈，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一致。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辨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

“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做一种引子，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和讨论。我们对读者的期望，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也不希望得着意见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

“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我们几个人的知识见解是很有限的，我们的判断主张是难免错误的。我们很诚恳的请求社会的批评，并且欢迎各方面的投稿。”

到了储安平这一代人，他们走的也是胡适的路。四十年代中期，储安平在重庆办《客观》周刊时也说，“我们认为这就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一个刊物。编辑部同人每周聚餐一次，讨论每期的稿件支配，并传观自己的及外来的文章，我并不承认我们彼此的看法、风度和趣味完全一致，我们也不要求彼此什么都一致，我们所仅仅一致的只是我们的立场，以及思想和做事的态度。我们完全能够对于一个问题作无保留的陈述，而服从多数人所同意的意见，其权仍在作者；其间绝不至引起‘个人的情绪’问题。我并愿在此郑重声明：在《客观》上所刊的文字，除了用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者外，没有一篇可以被视为代表《客观》或代表我们一群朋友‘全体’的意见，每一篇文字都是独立的，每一篇文字的文责，都是由各作者自负的。”储安平还再三声明，《客观》绝不是少数人的刊物，它是绝对公开的，只要合乎他们的立场，无论看法和编者相左与否，都愿刊载。

文人议政的典型方式是当时《大公报》的“星期论文”。1934年1月1日，《大公报》在要闻版以显着地位，加框刊出了“本报特别启事”：本报今年每星期日，敦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星期论文”在社评栏地位刊布。现已商定惠稿之诸先生如下：一、丁文江先生；二、胡适先生；三、翁文灏先生；四、陈振先先生；五、梁漱溟先生；六、傅斯年先生；七、杨振声先生；八、蒋廷黻先生。

在后来的时间里，《大公报》“星期论文”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专栏，这个专栏中的文章不仅有很强的时效性，而且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个栏目的设计就与胡适有关。

“星期论文”是一个以学者为主要撰稿人的专栏，这样的专栏，如果没有一个学界领袖来出力，是很难办好的。胡适在当时就起了这样的作用。“星期论文”虽然是一个有很大包容性的专栏，左中右三方面的学者都有文章发表，但整体上看，是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为主的，特别是前期，可以说主要是胡适《独立评论》集团的作者。

“星期论文”共存在了十五年时间，它代表了大公报的言论水平和基本立场，也可以说就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星期论文”开始时由张季鸾负责，后来由王芸生主持。坚持每周一篇。遇有重大新闻，或有提前推后的情况，但一定刊出。它有严格的规定，但又相对灵活，由主编亲自约稿、选稿和定稿。

胡适一生中在政治上的许多认识都与《大公报》不谋而合，在许多问题上，甚至可以说，《大公报》的立场就是胡适的立场。当时《大公报》对中国的外交事务特别重视，他们对国家的外交事务有一个基本看法，那就是外交情形应该让人民知道。对于《大公报》的这个认识，胡适就非常赞同。胡适说：“昨天《大公报》社评有一段说：‘现在事态更紧，（外交情形）此后应随时公开，告知全国。’这一段话，我完全赞同。……我以为不但‘此后’的外交情形应该随时公开，‘以前’的外交情形和外交文件更应该即日公开宣布。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种种事态大都是以前两三年来种种外交经过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要求政府把这些造成现在局势的各次交涉经过和交涉结果全数正式宣布出来，使一般人民可以明白国家的危机到了什么地步，使一些少数专家可以仔细研究如何挽救弥补的方法。”胡适说：“我在去年曾提出调整中日关系的七项先决条件。一年以来，国内平实的舆论也渐渐承认那些项目是现阶段内必须做到的先决条件。（如《大公报》的《第一阶段之调整方法》及王芸生的《最先应该做到的三件事》）”。

现代新闻制度本是西方的产物，但中国在最初接受时，却表现出了很强的亲和力，因为是好东西，拿来用就是了。中国在上世纪初和西方接触时，有三件事的转型是完成得非常成功的，一件是现代新闻制度，一件是现代出版制度，一件是现代大学制度。这三件事完成得好，重要的是那时办这些事的人首先接受了现代新闻、现代出版和现代大学的理念，这个理念的核心就是它的民间性，也就是说，在这三件事情上，国家是不能过多干预的，它有相当的独立性。这样讲，不是说过去的新闻、出版和大学没有毛病，而是说，它没有致命的弱点。中国现代大学的最初格局是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现在看来，这个格局具有很强的现代性，它是开放的，是和文明进步的主流相通的。章开沅先生就说过，当年西方在亚洲所办的教会大学，以在中国最为成功。商务出版社、中华书局、良友出版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等等，它们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这些成功的先例，有大量统计数字和相对应的事实来坐实。

帮忙评述下杨度的《湖南少年歌》和《黄河歌》。写论文用。越详细越好啊`

湖南少年歌

杨 度

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时危却奈湖南何？湖南自古称山国，连山积翠何重叠。五岭横云一片青，衡山积雪终年白。沅湘两水清且浅，林花夹岸滩声激。洞庭浩渺通长江，春来水涨连天碧。天生水战昆明沼，惜无军舰相冲击。北渚伤心二女啼，湖边斑竹泪痕滋。不悲当日苍梧死，为哭将来民主稀。空将一片君山石，留作千年纪念碑。后有灵均遭放逐，曾向江潭葬鱼腹。世界相争国已危，国民长醉人空哭。宋玉招魂空已矣，贾生作吊还相渎。亡国游魂何处归，故都捐去将谁属？爱国心长身已死，汩罗流水长呜咽。当时猿鸟学哀吟，至今夜半啼空谷。此后悠悠秋复春，湖南历史遂无人。中间濂溪倡哲学，印度文明相接触。心性徒开道学门，空谈未救金元辱。惟有船山一片心，哀号匍匐向空林。林中痛哭悲遗族，林外杀人闻血腥。留兹万古伤心事，说与湖南子弟听。

于今世界翻前案，湘军将相遭诃讪。谓彼当年起义师，不助同胞助胡满。夺地攻城十余载，竟看结局何奇幻。长毛死尽辫发留，满洲翎顶遍湘州。捧兹百万同胞血，献与今时印度酋。英狮俄鹫方争跃，满汉问题又挑拨。外忧内患无已时，祸根推是湘人作。

我闻此事心惨焦，赧颜无语谢同胞。还将一段同乡话，说与湘人一解嘲。洪、杨当日聚群少，天父天兄假西号。湖南排外性最强，曾侯以此相呼召。尽募民间侠少年，誓翦妖民屏西教。蚌鹬相持渔民利，湘粤纷争满人笑。粤误耶酥湘误孔，此中曲直谁能校？一自西船向东驶，民教相仇从此起。此后纷纭数十春，割土赔金常坐此。北地终招八国兵，金城坐被联军毁。拳民思想一朝熄，又换奴颜事洋鬼。国事伤心不可知，曾、洪曲直谁当理。莫道当年起事时，竟无一二可为师。罗山乡塾教兵法，数十门生皆壮儿。朝来跨马冲坚阵，日暮谈经下讲帷。今时教育贵武勇，罗公此意从何知？江、彭游侠时惟耦，不解忠君惟救友。意气常看匣里刀，肝肠共矢杯中酒。江公为护死友骨，道路三千自奔走。曾侯昔困南昌城，敌垒如云绕前后。彭公千里往救亡，乞食孤行无伴偶。芒鞋踏入十重围，大笑群儿复何有！桂阳陈公慕嚣述，湘乡王公兵反侧。大势难将只手回，英雄卒令吞声没。

更有湘潭王先生，少年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横。曾胡欲顾咸相谢，先生笑起披衣下。北人燕京肃顺家，自请轮船探欧亚。事变谋空返湘渚，专注《春秋》说民主。廖、康诸氏更推波，学界张皇树旗鼓。呜呼吾师志不平，强收豪杰作才人。

常言湘将皆伧父，使我闻之重抚膺。吁嗟往事那堪说，但言当日田间杰。父兄子弟争荷戈，义气相扶团体结。谁肯孤生匹马还，誓将共死沙场穴。一奏军歌出湖外，推锋直进无人敌。水师喷起长江波，陆军踏过阴山雪。东西南北十余省，何方不睹湘军贴？一自前人血战归，后人不叹《无家别》。城中一下招兵令，乡间共道从军乐。万幕连屯数日齐，一村传唤千夫诺。农夫释耒只操戈，独子辞亲去流血。父死无尸儿更往，弟魂未返兄逾烈。但闻嫁女向母啼，不见当兵与妻诀。十年断信无人吊，一旦还家谁与话？今日初归明日行，今年未计明年活。军官归为灶下养，秀才出作谈兵客。只今海内水陆军，无营无队无湘人。

独从中国四民外，结此军人社会群。茫茫回部几千里，十人九是湘人子。左公战胜祁连山，得此湖南殖民地。欲返将来祖国魂，凭兹敢战英雄气。人生壮略当一挥，昆仑策马瞻东西。东看浩浩太平海，西望诸洲光陆离。欲倾亚陆江河水，一洗西方碧眼儿。

于今世界无公理，口说爱人心利己。天演开成大竞争，强权压倒诸洋水。公法何如一门炮，工商尽是图中匕。外交断在军人口，内政修成武装体。民族精神何自生，人身血肉拼将死。毕相、拿翁尽野蛮，腐儒误解文明字。欧洲古国斯巴达，强者充兵弱者杀。雅典文柔不足称，希腊诸邦谁与敌？区区小国普鲁士，倏忽成为德意志。儿童女子尽知兵，一战巴黎遂称帝。内合诸省成联邦，外与群雄争领地。

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莫问家邦运短长，但观意气能终始。埃及波兰岂足论，慈悲印度非吾比。

我家数世皆武夫，只知霸道不知儒。家人仗剑东西去，或死或生无一居。我年十八游京甸，上书请与倭奴战。归来师事王先生，学剑学书相杂半。十载优游湘水滨，射堂西畔事躬耕。陇头日午停锄叹，大泽中宵带剑行。窃从三五少年说，今日中国无主人。每思天下战争事，当风一啸心纵横。

地球道里凭空缩，铁道轮船竞相逐。五洲四入白人囊，复执长鞭趋亚陆。探马惟摇教士钟，先锋只看商人服。邮航电线工兵队，工厂矿山辎重续。执此东方一病夫，任教数十军人辱。人心已死国魂亡，士气先摧军势蹙。救世谁为华盛翁，每忧同种一书空。群雄此日争追鹿，大地何年起卧龙。

天风海潮昏白日，楚歌犹与笳声疾。惟恃同胞赤血鲜，染将十丈龙旗色。凭兹百战英雄气，先救湖南后中国。破釜沉舟期一战，求生死地成孤掷。诸君尽作国民兵，小子当为旗下卒。

黄河歌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圣贤生此河干，独立堤上心思旷然。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马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君作铙吹，听歌凯旋。

林万里的生平介绍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应林启之邀，赴杭参与创办求是书院、养正书塾、东城讲舍、蚕学馆4所新式学堂，任求是书院总教习。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任《杭州白话报》主笔，宣扬新政，提倡社会变革，宣传禁烟，倡导破除迷信及妇女缠足等恶习。受其影响，杭州成立全国第一个“女子放足会”。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一月，返福州，与表兄弟黄翼云、黄展云等创办全省第一所新学--福州蒙学堂，在校秘密组织“励志社”。后到上海与蔡元培、章炳麟等创立“中国教育会”、“爱国女学社”和“爱国学社”，出版《学生世界》杂志。翌年，赴日本留学，参加中国留学生的爱国拒俄排满活动，加入“军国民教育会”。同年夏返沪，与蔡元培等创办《俄事警闻》。十二月，自办《中国白话报》，公开鼓吹以暴力推翻帝制。

光绪三十年(1904年)，出任《警钟日报》主编，宣扬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孙中山曾书“博爱”二字相赠。后加入光复会。辛亥(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万里回闽，任福建都督府政务院法制局局长和共和党福建支部长。民国2年(1913年)，当选国会众议院议员，被聘为总统府秘书兼直隶省督军署秘书长。次年，袁世凯解散国会，万里回到福建。民国4年，再度入京，附和袁世凯称帝，被袁委为参政院参政。

帝制取消后，万里重操新闻旧业，创办《公言报》，任主笔。民国8年初，在上海创办《平和日刊》。民国10年春，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报》，自任社长，以白水为笔名，发表政论文章，揭露军阀政客的黑幕丑闻。翌年，被查封，万里入狱3个月。出狱后，《新社会报》改为《社会日报》出刊。

民国12年10月，因刊登揭露曹锟贿选总统的文章，报馆遭封闭，他再次入狱。出狱后，于民国15年8月5日在该报登载《官僚之运气》一文，揭露潘复与张宗昌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丑闻。当晚遭军阀张宗昌逮捕，翌晨被杀害于天桥。

北伐成功后，由林森等资助扶柩回乡安葬。有《林白水先生遗集》传世。1986年，国家民政部追认为烈士。其女旅美华人、美国国防大学教授林慰君捐资在故乡建立纪念堂、纪念碑。

谁知道杨度其人

杨度（1874年--1931年）。字皙子，号虎公，湖南湘潭人。1915年组织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鼓吹。1929年加入中国***，由周恩来介绍，与周单线联系。当为中国***年龄最大的成员。

杨度的祖父是个跟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祖父在湘军中积功升为哨官后战死，为杨家留下一些余荫，从此改换了门庭。杨度大伯随其父参军，借着父亲的余荫作了个小武官，后来因功升为总兵。杨度的父亲还在家务农，兼作吹鼓手。杨度父亲早亡，杨度过继给在战争中发迹变泰的大伯，这才有了读书的机会。这是他在出身上不同于一般的读书人之处。

杨度的从学也不同于封建社会的一般文士，他不是那些正统的士子，读高头讲章，死抠八股；也不是象风流才子弄些华章绮句。他是湖南名宿王壬秋的弟子，王对杨度也优待有加，并可以随便开些玩笑的。在《湘绮楼日记》中常称杨度为“杨贤子”。杨度跟着王壬秋学的“帝王之学”。后又醉心于新学，上了湖南师范。

1903年清政府新开“经济特科”的进士考试，杨度是第一批考生。这科的考题真有些“现代经济”的味道。“桓宽言外国之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则国用饶而民用给；今欲异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其道何由策？”像这样的题目，那些八股脑袋大概连怎么下笔都想不出的。懂新学的杨度中一等第二名。未来的北洋政府的财长梁士诒这次被取为一等一名。由于梁士诒这个名字被说成是“梁头康尾”（梁启超的“梁”字，康有为字祖诒的“诒”字），而“康梁”因为“戊戌变法”，正为西太后所痛恨，于是，梁士诒被除名。杨度受到这个案子的牵连，又是“湖南师范生”，疑为唐才常之同党和革命党，也被除名。到手的功名，转瞬而失。而且，慈禧太后口喻要捉拿梁士诒、杨度。

要避祸、又对出路感到茫然的杨度跑到日本留学，当时也没有护照、签证之类，杨度去日本比他回老家湖南还方便。到日本留学是杨度成为活跃于清末民初的重要的政治人物一个重要的契机。他是留日学生的重要***之一。杨度是主张“君主立宪”的，然而，他从这时起就懂得联络各种各样的人士为自己的未来开辟道路。他托人认识了孙中山先生。他不赞成革命，但是与孙先生相约“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无相妨也”（《世载堂杂忆》）。他主张君主立宪，但是与黄兴、梁启超都保持了较好的关系。颇有点“挂钩三方来闯荡”的架势。

1905年清政府为了挽救危亡，准备立宪，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他们到欧、美、日本走了一趟，大约也是糊里糊涂；杨度除了日本，哪里也没去，可是却请他捉刀代笔，为清五大臣的出国考察写过考察报告——《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从此，暴得大名，政府的高层人士都知道了中国还有个“懂法”的杨度。

1907年，清政府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这位仅有举人功名的杨度以四品京堂充宪政编查馆提调，从此，他对袁世凯怀有知遇之感，或深或浅地参与了袁世凯的许多政治活动。

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此时朝廷要搞“法治”了，号召王公大臣都要“学法”，于是，杨度被委任为高级“讲师”，得以出入颐和园，为这些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常识，并开设了宪法讲座。从此，他与许多满洲亲贵拉上了关系。

1908年，西太后、光绪相继去世，掌权的是光绪的弟弟载沣。他将袁世凯开缺回籍。此时，杨度知道袁的羽翼已丰，决非一个摄政王所能对付了的。当袁世凯的许多朋友都不敢与他往来的时候，杨度却奔走于北京与彰德（袁的隐居之地）之间。为袁世凯通消息、出主意，成为袁的重要谋士之一。这种“烧冷灶”的行为带有明显的纵横家的作风。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南北会谈，杨度是北方代表团的高参，还替袁世凯暗中收买南方代表团中要人，以期作出对袁有利的结果。他很看重与袁世凯的关系，因此，挂在杨度口头上的“救国”，实际上是在谋图自己的发展。

辛亥以后，袁世凯建立洪宪王朝的过程中，杨度表现非常积极，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面。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谈。

洪宪帝制失败以后，杨度被作为第一“要犯”被通缉，这与当局不敢碰那些耍枪杆的“洪宪党人”比起来是有点冤，但是就参与洪宪帝制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来说，把杨度视为第一祸首还是名实相符的。杨度躲在天津租界不敢露面，这个局面待张勋复辟活动破产后，才有了好转。

虽然，杨度自称其中年以后“好佛”，那时失意的政客几乎是个个如此。即使在杨度参禅论道时期内，也没有忘记在各种各样的军阀中搞些纵横捭阖的活动。有时也做了一些对人民有利的事情。杨度还是有种特殊能力，使得一些很蛮横的军阀也听他的话。那个连自己有多少姨太太都弄不清楚的狗肉将军张宗昌，对杨度是言听计从。例如在枪毙新闻记者林白水时，为林求情者很多，张宗昌一概不接受。杨度前去说，才答应下来。可惜的是当张打电话给行刑队时，林白水已于半小时前绑赴天桥了。

杨度的晚年做了两件惊世骇俗之事。一是到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的门下做清客，当时政客与青红两帮往来的很多，而有一定身份的文人学者则以依附他们为耻，与他们往来的人不多，因此，杨度和章士钊两人依附杜月笙就很引人注目。另一件事杨度加入中国***。前一件知道的人很多，因此，过去一直把杨度视为反面历史人物。后一件事，在七十年代以前只有几个人知道，直到1975年周恩来总理病危时才把这件事告诉了王冶秋。王发表了《难忘的记忆》，向世人公告了这件事，从此，杨度在人们的笔下才换了一幅形象。然而，这仿佛是一俊遮百丑，从此以后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写到杨度，对他的过去所作的一切都能谅解了，连搞筹安会都是为了“救国”。我想这也是一种偏颇。

近代报刊的发展

《字林西报》由奚安门（？～1856）等主编，有“英国官报”之称，出版达一百零一年，是在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一份外文报纸。《顺天时报》由中岛真雄主办，是日本外务省的喉舌。《申报》由英国人美查（生卒年不详）创办，《新闻报》长期由美国人福开森（1866～1945）主持，都是“学了中国人口气”办给中国人看的外商中文日报。这两家报纸后来为中国人接办，其中，《申报》出版了七十八年，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日报。

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一批近代报纸 19世纪50年代起，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开始办报。1858年在香港创办了《中外新报》，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份近代报纸，伍廷芳曾经参加过它的编辑工作。这以后，陆续创办的有《羊城采新实录》（1872，广州）、《昭文新报》（1873，汉口）、《循环日报》（1874，香港）、《汇报》（1874，上海）、《述报》（1884，广州）等。以《循环日报》、《汇报》、《述报》这三家最有影响。《循环日报》是一份大型日报。它的创办人王韬，曾经游历过英、法、德、日等国，对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较多了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报刊政论家。他为《循环日报》所写的《变法》、《尚简》等文章，提倡学习西方，宣传政治改革，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和后来的改良派知识分子当中，有很大影响。《汇报》是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容闳参加创办的，曾经和外国人所办的中文报纸进行过激烈的笔战。《述报》创刊于中法战争时期，对刘永福所部黑旗军抗击法军和香港人民抵制法国殖民者发动的侵略战争而进行的罢工、罢市活动，都作过详细报道，支持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报刊 1895年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办报，鼓吹变法。1895年8月17日在北京创刊的《中外纪闻》、1896年1月12日在上海创刊的《强学报》，分别由梁启超、徐勤担任主编，隶属于强学会，在强学会被封以后，相继停刊。

之后，梁启超等人继续筹备办报，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它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出版的一份主要的机关报，旬刊，每期出二十余页，三四万字一册，由汪康年任总经理，梁启超任总主笔。在梁启超主持下，《时务报》先后出版了六十九期，发表了《变法通议》、《论中国之将强》等一大批鼓吹变法的政论文章，最多时日销达一万七千份，成为当时国内最受欢迎的一份报纸。和《时务报》相配合，资产阶级改良派还在全国其他地方创办了近八十种鼓吹变法的报纸。主要有1897年2月在澳门创刊的《知新报》、4月在长沙创刊的《湘学报》、10月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1898年2月在长沙创办的《湘报》等。其中，《国闻报》由严复主编，以在副刊《国闻汇编》上译载了宣传进化论思想的《天演论》蜚声于时。

戊戌变法失败后，改良派在国内创办的报纸全部停刊，梁启超等人开始在国外办报。从1898到1904年，他们在日本、新加坡、檀香山、旧金山、温哥华等地创办了十几家报纸，以1898年、1902年在日本横滨相继创刊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最负盛名。梁启超以任公、哀时客等笔名在《清议报》和创刊初期的《新民丛报》上所写的鼓吹新民、赞美少年中国和介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最新思潮的文章，曾经风靡一时，得到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赞同。1904年以后，康梁等又恢复在国内办报。他们所办的《时报》（1904，上海）和英敛之所办的《大公报》（1902，天津）、彭翼仲所办的《京话日报》（1904，北京）等报刊都进行过立宪保皇的宣传。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开始革命活动时起就十分注意办报。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他们在国内外一共创办了近一百二十种报刊。通过这些报刊，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动员群众起来革命，对民主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激励和推动作用。

1894年兴中会刚刚在檀香山成立，就利用早已创刊的当地华侨报纸《隆记报》，作为自己的讲坛。1900年1月孙中山特派陈少白到香港创办《中国日报》，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第一份正式机关报。此外，1900～1905年，革命派还在国内外创办了一批报刊，进行民主革命宣传。国外的主要集中于日本，著名的有《湖北学生界》、《江苏》、《浙江潮》等，编辑人员多数是革命的留日学生。鲁迅最早的一批革命文学作品就是在这些报刊上发表的。国内的主要集中在上海，以《苏报》、《国民日报》、《警钟日报》等最有影响。1903年6月《苏报》因发表激烈革命文字被封，章炳麟、邹容被捕，史称《苏报》案。

1905年11月26日，《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它是新成立的同盟会的总机关报。在孙中山领导下，《民报》和其他革命派报刊一道，同以《新民丛报》为代表的保皇派报刊展开了激烈的笔战，扩大了革命影响。

之后，革命派的办报活动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发展。新加坡、缅甸、暹罗、澳洲、菲律宾、美国、加拿大、秘鲁等地，及国内除西藏、青海、甘肃、宁夏以外的二十九个省市地区，都办有革命派的报刊。以在上海出版的《中国女报》（1907，秋瑾主编）、《神州日报》（1907，于右任、杨笃生主编）、《民呼日报》（1909）、《民吁日报》（1909）、《民立报》（1910，于右任、宋教仁等主编），在北京出版的《帝国日报》（1909，宁调元等主编）、《国风日报》（1911，白逾桓主编），在广州出版的《可报》（1911，朱执信等主编），在汉口出版的《大江报》（1911，詹大悲主编）等报刊，影响最大。

革命派报刊关于民主革命的宣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孙中山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

拒俄运动和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中的报刊 1903年4月，拒俄运动在上海、江苏等十八个省市和日本东京等地的留学生中爆发。《江苏》、《浙江潮》、《苏报》、《中国白话报》等报刊，纷纷发表评论，进行舆论声援。1903年12月15日，以蔡元培为首的一部分革命爱国人士，在上海创办的《俄事警闻》日报，是这次运动中创刊的一份以拒俄为中心内容的爱国报纸。它发表了大量有关沙俄侵占中国东北领土拒不撤军的“警闻”，并发表了《俄祸》、《告学生》、《告军人》等评论文章，和其他爱国报刊紧密配合，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俄，反对侵略。

1905年，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和相继而来的全国性的抵制美货运动在广州、香港、上海、天津、北京等地爆发。香港的《有所谓报》、《世界公益报》，上海的《女子世界》，北京的《京话日报》，天津的《大公报》等，都积极投入运动。为了加强宣传，一些资产阶级爱国人士还特地创办了《保工报》和《美禁华工拒约报》等两家报纸，进行鼓吹。前者1905年7月20日创刊于上海，人镜学社主办，韵琴主编；后者同年8月21日创刊于广州，拒约社主办，黄晦闻主编。它们从创刊起，就集中力量进行抵制美货的宣传，对正在进行中的这场群众性的爱国运动，起了一定的鼓舞和推动作用。

新创办的科技、文学和文摘性期刊中国最早的科技刊物，是1876年在上海创刊的《格致汇编》（月刊，英文名 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主编英国传教士傅兰雅（1839～1928）。这是一份以介绍声光化电等科学知识为中心内容的专门性刊物。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为了寻求富国强民的道路，在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掀起了一股学习最新科学技术知识的热潮。一大批以介绍这方面知识为中心内容的专门性刊物陆续问世，其中主要的有，专门介绍农学知识的《农学报》（1897）、专门介绍数理化知识的《新学报》（1897）、《格致新报》（1898）、《普通学报》（1901）、《中外算报》（1902），以及专门介绍地质地理知识的《地学杂志》（1910）等。除《地学杂志》在北京出版外，其余都在上海出版，以《农学报》出版的时间为最长。这些刊物为国内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当时能够得到的最新科学知识。

文学期刊也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申报》主办的《瀛寰琐记》（1872）、《四溟琐记》（1875）、《寰宇琐记》（1876）等三个月刊是其中最早的一批。90年代以后，以上海为中心，创办了一大批文学期刊，累计在五十种以上。著名的有李伯元主办的《世界繁华报》（1896）、《游戏报》（1897）、《绣像小说》（1903）、吴趼人主办的《采风报》（1898）、陈去病主办的《二十世纪大舞台》（1904）等。梁启超在东京创办的《新小说》出版后，也送到上海发行。这些刊物以小说、戏曲、诗词、散文为主要内容。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等著名长篇小说，都是在这些刊物上首先和读者见面的。

文摘性的期刊，以1897年在上海创刊的《萃报》为最早，稍后创刊的这类刊物还有《选报》（1902，上海）、《东方杂志》（1904，上海）等。后者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发行，初为月刊，后改半月刊，徐珂等主编。先后出版四十四年，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期刊之一。

新型官报的出版与报律的制订 19世纪末，清朝政府因旧式邸报从未公开出版，内容又只限于常程文书，适应不了新形势的需要，故开始创办新型官报。

最早出现的新型官报，是1896年在北京创刊的《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这两份官报由当时主管官书局的工部尚书孙家鼐负责管理。出版了很短的一个时期，即停。1906年以后，为了推行预备立宪和抵制革命宣传，清朝当局又在北京和各省省会陆续办起一大批新型官报。其中，属于中央一级的有考察政治馆主办的《政治官报》（后改为《内阁官报》），属于各部主办的有《商务官报》、《学务官报》，属于地方各级军政机关主办的有《北洋官报》、《南洋官报》、《安徽官报》、《湖北官报》、《四川官报》等。总数在三十种以上。除上谕和常程官文书外，这些官报还普遍设有“要闻”、“要电”、“实业”等栏目，以吸引读者，但并不受欢迎，必须官库补贴，才能得以维持。与此同时，清朝政府还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大清报律》等有关报纸出版的法令，对民办报纸进行限制。在1898至1911年的十三年内，全国有五十三家报纸遭到摧残，占当时报刊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被查封的三十家，被勒令暂时停刊的十四家，其余的分别遭到传讯、罚款等处分，使整个报刊出版事业蒙受了严重损失。

（方汉奇）

民国报刊民国成立后，与一时的资产阶级民主相联系，出现过短暂的报刊兴旺时期，全国有报刊五百多家。北京为政治中心，故独占五分之一。1913年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专制统治确立，先后公布《报纸条例》、《出版法》，进步报刊备受摧残，进步报人横遭迫害，全国报纸剧减为一百三十九种，多数政治态度保守，言论了无新意，销售额一般也不大，有一点积极意义的变化是报刊分家，报纸开始采用现代通行大张式样。这一时期较为著名的报纸除商办的《申报》、《新闻报》外，主要有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等；较为著名的杂志有章士钊主编的《甲寅》（1914），国民党创办的《国民》（1913）等。作为半殖民地的特征之一，外国在华所办报纸在政治上有相当影响，如英文《字林西报》、《京津泰晤士报》等。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揭开新文化运动序幕，也开始了中国报刊发展的新阶段。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各派忙于争权夺利，无形中放松了对报刊的控制。进步力量的成长，更使部分报刊成为北洋军阀的对立面，打破了一潭死水的舆论界现状。五四运动时期，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等杂志为主导，进步报刊鼓吹科学与民主，抨击封建专制，对推动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业务上，此时的报刊普遍改用白话文，报纸注重新闻特性，副刊改革卓有成效，编排更为科学活泼。之后，报刊获得较大发展，1926年全国报刊已有六百二十八种。商办《申报》、《新闻报》发行量超过十万份，1926年9月《大公报》复刊，在张季鸾主持下，很快成为最有影响的全国性大报之一。北伐战争开始后，国共两党都很注重宣传，南方报刊言论活跃。但北洋军阀为了维持统治，镇压进步报刊，1926年，著名报人邵飘萍、林白水先后遇难，北方舆论界一片沉闷。

1927年后，国民党逐步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沪宁一带成为全国报刊的中心，上海一地报纸超过五十家，全国日发行量五万份以上的报纸全部集中在上海。1936年全国报刊一千七百六十三家，小报和晚报比20年代有了较大发展，但其中不无低级无聊之类。国民党政府力图建立新闻垄断，以《中央日报》为中心，党营报刊扩展到了全国。对进步报刊则通过各种法规条例限制扼杀，其手段从禁发查封直到破坏暗杀。即便是颇著声名的资产阶级报纸《申报》，其主持人史量才也因“九·一八”事变后政治态度的某些变化而在1934年11月遭暗杀。然而，进步报刊仍在重重压力下成长。在红军革命根据地内，报刊事业有了相当发展。左翼文艺界主办的杂志《萌芽》、《文学月刊》等此家被封，别家即出，影响颇大。“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报刊蓬勃兴起，全国不下千余种，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发行量达到了创记录的十五万份。

抗日战争开始后，全国报刊受到很大破坏，大批报刊迁往后方出版，重庆成为战时报刊的中心。抗战初期，国民党新闻控制有所松动，中国***的《新华日报》得以在国统区出版。1939年后，新闻控制再度趋紧，私营报纸只占国统区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这时，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根据地都有了报纸。在沦陷区，日伪控制主办了一批汉奸报刊，有北平《新民报》、南京《中华日报》、《和平日报》。上海租界内则有爱国志士办的抗日报纸，最著名者为《文汇报》，虽遭日伪打击迫害，仍坚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抗战胜利后，报刊又曾兴盛一时。1947年国统区登记报纸一千七百八十一家，发行二百万份，达到民国时期最高峰。然而这一时期的报刊为国民党所垄断，不用说反对内战的《文汇报》等被禁，《申报》、《新闻报》亦为国民党接收，舆论界成为国民党反共的一统天下。进步报刊无法立足，不少迁往香港出版。与此同时，人民新闻事业在根据地内有了重大发展，一批大型日报先后创刊，为1949年以后中国人民报刊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书目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1981。

揭秘：林白水以讥讽对联和辛辣时评为慈禧祝寿

揭秘：林白水以讥讽对联和辛辣时评为慈禧祝寿

1904年11月16日，农历甲辰年十月初十，这一天正值慈禧太后的70大寿。为讨得“老佛爷” 慈禧太后的欢心，清廷上下竟然无视列强入侵、国难当头的紧迫形势，大肆糜费民脂民膏隆重操办慈禧太后的70大寿庆典活动。

时任上海《警钟日报》主笔林白水，对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和祸国殃民的慈禧太后的种种所作所为看在眼里，忌恨在心上，并决定利用他所主持的《警钟日报》这一阵地，借题撰文大胆揭露、讥讽和痛批清王朝及慈禧太后的种种腐朽没落。

于是，在上海《警钟日报》的显要位置刊出了林白水为慈禧太后祝七十寿辰愤而写下一副对联: “今日幸颐园，明日幸南海，何时再幸古长安，亿兆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交趾，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四万里封圻日蹙，欣逢万寿祝疆无。”

当时,该报对此联评议称：“冷嘲热骂含讽豪端，亦寿联中之别开生面者也。若令腐儒见之，必咋舌惊走曰：何物狂生，大胆如此。” 一时间，国内各报刊纷纷予以转载，引起读者热议多多。

慈禧70大寿 记者林白水写一幅联登在《警钟日报》

林白水除了在《警钟日报》上刊登“讥讽寿联”之外，还专门撰写发表了题为《万寿无疆》的时评，对于清王朝大肆糜费民脂民膏操办慈禧太后70大寿庆典予以辛辣嘲讽和猛烈抨击，这在当时的国内也是极为罕见的。

林白水在题为《万寿无疆》的时评中称：“甲辰十月十日，皇太后万寿至矣。我国之官绅士商，莫不颂太后曰：万寿无疆。各国之使臣，亦莫不呈递其本国君主、总统之书，而祝曰：万寿无疆。记者按：以此四字颂太后，实为确切不移。盖以近事证之，太后五旬万寿，则为甲申，其时法人攻越南，谅山一役，而安南之疆土无。六旬万寿，则为甲午，其时日人攻朝鲜，平壤一败，而台湾之疆土无。以是相继而起者，则德割胶州、俄割旅大、英割威海、法割广州湾。延至今年，七旬之万寿至，而西藏疆土又无。每遇万寿一次，则必失疆土无算。方今，联俄之说已大起矣。倘如，诸卖国贼之奸谋肆行无忌，以作万寿祝嘏之敬礼，则相继而失者，不知是某疆乎?某土乎?呜呼!所谓无疆也者，犹言无疆土也。举国而颂无疆，又有贼臣以为之助，吾恐瓜分之日，即在目前矣。”

林白水的这篇时评针砭时弊，气冲牛斗，可谓脍炙人口;言简意赅，语带双关，不禁拍案叫绝;胆量之大，讥讽入骨，在今天读来也令人敬佩不已。

1905年7月，林白水为躲避清廷的政治迫害远去日本，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主修法政，兼修新闻，成为中国留学外国学习新闻学的第一人。在此期间，林白水与宋教仁、孙中山结识后，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光复会。辛亥革命后，回国曾当选国会议员，并被聘为总统府秘书兼直隶省督军署秘书长。

从1917年开始，林白水重操旧业，先是与友人合办《公言报》，自任主笔，敢于讲真话、揭露真相，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后于1919年在上海创办《平和日刊》，在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报》，自任社长和主笔，以白水为笔名，经常发表政论文章，大胆揭露军阀政客的黑幕丑闻，由此使《新社会报》遭到查封，并入狱3个月。林白水出狱后，将《新社会报》改为《社会日报》，继续坚持原有办报方针。

1923年10月，林白水的《社会日报》因刊登大胆揭露曹锟贿选总统丑闻的文章，报馆又遭封闭，林白水本人也再次入狱。

1926年8月5日，《社会日报》登载《官僚之运气》一文，揭露潘复与张宗昌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丑闻。该文章见报当晚，林白水即在北京遭到军阀张宗昌的逮捕，经一夜严刑拷打之后，于次日凌晨被杀害于北京天桥。南京国民政府重建后，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人曾资助扶柩回乡安葬。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林白水为革命烈士，林白水之女、美国国防大学教授林慰君捐资在林白水故乡建立纪念堂、纪念碑。

林慰君在《我的父亲林白水》中写道：“《警钟日报》中所有的白话文，几乎全是由林白水执笔。此时的林白水以报纸为阵地、以笔墨为武器，坚持直率而有文采、尖锐而有感情的风格，笔耕不辍，成为辛亥革命前夕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阵营中的一员猛将。”在今天，人们纪念一代报人林白水先生，其意义依然重大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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