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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日热潮对中国近代史有什么影响

清末, 清廷实行了一系列“新政”措施, 带来社会对大批新式人才的急需, 尤其是法律人才的需求。与此同时, 1905 年清廷又诏废科举, 改兴学校, 断绝了以功名为进身之阶的途径。由此, 朝野之间鼓吹赴日留学蔚然成风, 清政府也被迫把派遣留学生作为一项国家政策予以积极推行。但由于时代的局限, 这一时期东渡留学的年轻学子所学科目主要以社会科学为主, 其中学习法政者居多。他们对于西方及日本的宪政、法律原理的传播和移植, 使清末中国政治、法律文化和教育打上了很深的日本印记。

一

在清末西学东渐的文化背景下, 留日热潮的出现实际是中西文化在近代激烈碰撞的产物。由于“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 广求智识于寰宇, 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 不下数千种, 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 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 等, 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①。因此, 欧美各国的学术名著, 无论政治、经济、教育等, 皆有日文译本。负笈东瀛的中国留学生置于迈向现代化的日本社会环境中, 同西方文明直接接触。在新知的启发和内忧国势的危迫下, 他们莫不奋然企图改革, 进而以日文为工具和中介, 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翻译西方社会科学名著, 由此西学源泉大开。虽然中国向日本派遣官费留学生晚至1896 年, 但“他们在学习和引进西方法律文化方面作出的贡献, 却远非前面任何一代留学生可比的”②。

日本较为自由的环境和较多的法律院校, 为中国留学生学习法律和政治提供了便利。据1902年《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统计, 学习法律、政治、军警一类的学生, 占一半以上。为向国人介绍新政, 他们组织了不少有影响的翻译团体, 主要有译书汇编社、教科书译辑社、湖南翻译社、普遍百科全书、闽学会等。其中, 最为著名的是译书汇编社。该社出版杂志《译书汇编》, 广译东西各国名著, 重点是政治和法律。译文常常分期刊载, 然后, 再出版单行本。该刊在东京出版后, 极受国内欢迎, “时人咸推为留学界杂志之元祖”③。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称赞说: “《译书汇编》至今尚存, 能输入文明思想, 为吾国放一大光明, 良好珍诵。”④冯自由在《辛亥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中也评价说: “《译书汇编》留学界出版之月刊, 以此为最早促进吾国青年之民权思想, 厥功甚伟。”⑤另一有重要影响的翻译团体湖南编译社于1903 年发行了月刊《游学译编》, 其除译书外, 还译各种杂著、论文、小品和新闻消息。与纯学术性的译书汇编社相比, 湖南译编社略带政治倾向。

与此同时, 以各省份为单位的杂志也相继出现。其中, 著名的有《湖北学生界》(后易名《汉声》, 1903 年)、《浙江潮》(1903 年)、《江苏》(1903 年)、《河南》(1907 年)、《江西》(1908 年) 等等。对于这些由留日学生主办的刊物, 顾燮光在《译书经眼录》(1904 年) 的《述略》中说: “留东学界, 颇有译书, 然多附载于杂志中, 如《译书汇编》、《游学汇编》、《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各类, 考其性质, 皆藉译书别具用心, 故所译以政治学为多。”⑥这些刊物或专门开辟了“法政”专栏, 或经常刊载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法律和法学的译著文章, 并由此波及到国内知识界。以上海为例, 冯自由说, 1901 年至1902 年两年“为上海新学书报最风行时代, 盖其时留东学界翻译之风大盛, 上海作新社、广智书局、商务印书馆、新民丛报支店、镜今书局、国学社、东大陆图书局等各竞出新籍, 如雨后之春笋”⑦, 留日学生出了大力。于是, “欧西巨子之学说”, 借此“滔滔焉渡重洋, 竟灌输吾国同胞之意识界”⑧。虽然这些译著的内容十分庞杂, 所宣扬的理论有的在西方已陈旧过时, 有的内容且不乏反动之处, 但这些思想理论对于一个被卷进世界政治漩涡的封建帝国来说, 还是相对新鲜的东西, 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法律学说和民主思想, 还不失为先进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留日学生在大量翻译西方法文化书籍的同时, 也开始审视中国传统法文化和接受西方法文化, 并根据自己的理解, 撰写了许多介绍西方法文化的文章和书籍, 借以推动西方法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以《新民丛报》为例, 1902 年, 该刊发表各种文章、资料340 多个篇目, 其中评介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法律、文化等意识形态方面的文字, 就达180 多个篇目, 占总数的一半以上。以编译欧美法政为主的《译书汇编》, 在1903 年也从以译为主变为以著为主, 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法治思想。此时, 留日学生不断吸收来自西方的日本法政文化, 并加以消化和改造, 使之适合中国国情, 进而向国内大肆宣传, 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中国留学生所办的《留美学生年报》中的一篇文章说: “中国似醒未醒, 又似初醒之时, 人其从新欤? 从旧欤?未定也。因日本留学生之书报, 日本留学生之骂詈, 日本留学生之电争, 而通国之人大醒。开明者, 因明而醒; 顽固者, 因骂而醒; 不进者, 因驱而进; 退后者, 因鞭策而前。在此醒悟时代, 日本留学界, 大大影响中国。”⑨正是鉴于留日学生新思想的宣传, 给守旧的中国政治和法律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带来了上升期资产阶级的活力和朝气, 促进了国人的觉醒和政治的进步。因而, 梁启超等人对留日学生在思想启蒙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非常推崇, 进而指出: “要问中国诸种社会中, 其前途最有望, 而能负担将来之中国者, 则必日留学生。”10

历史的发展也充分印证了梁启超的预言。以1903 年发生的“苏报案”和拒俄运动的兴起为界线, 留日学生的刊物逐步摆脱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影响和控制, 转而公然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提倡建立民主共和国。据邹鲁在《中国同盟会》中说, 当时(1903 年) 各省的留日学生都组织了学生会, “会中多办一机关报, 报以不言革命为耻”11。除此之外, 留日学生还撰写了许多小册子, 借以宣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这些充满民主主义战斗气息的小册子里, 影响最大的是邹容的《革命军》。邹容的《革命军》理论来自于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重要著作, 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弥勒约翰的《自由原理》以及《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文献。在邹容看来, 这些著作是“起死回生之灵药, 返魄还魂之宝方”。在《革命军》一书中, 邹容用整整一章篇幅向人们宣告革命后要仍照“美国革命独立主义”, 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革命军》自1903 年5 月出版后, 以各种名目在清末销售100 万册以上, “不翼不胫, 而飞走海内”, 其“出世兮, 张我大武; 奋三寸管以哀告同胞兮, 庶挽回我国步”12。它极大地激发了人们革命排满的热情, 吹响了时代前进的号角。

二

清末进行的立宪和修律是产生新式法学教育发展的前提。由于清末需要大批法政人才, 法学教育便盛极一时。甲午战争前, 清廷主要学习英、美的法学教育模式; 甲午战争后, 学习日本成了时尚, 学习日本法律成了中国法学界的主流。

清末留日热潮的出现就是适应时代需要。在以尊君爱国为国策的清末统治者看来, 派留学生到日本留学, 更符合清王朝的阶级利益。对此, 清驻日公使杨枢就明言: “盖法美等国, 皆以共和民主为政体, 中国断不能仿效。而日本立国之基实遵守夫中国先圣之道, 因见列强逼处, 非变法无以自存, 于是锐意立宪以尊君权而固民志。考其立宪政体虽取法于英德等国, 然于中国先圣之道仍遵守而弗坠, 是以国本不摇有利无弊, 盖日本所变者治法而非常经, 与圣训正相符合, 即中国舆论, 亦以日本之变法参酌得宜最可仿效。”13亦即清末立宪和修律应在不触及封建王朝国体和政体的前提下, 通过改良的方式, 使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现代化。这种特定历史环境孕育的法学教育自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由此, 中国对外派遣留学生也开始由欧美转向日本。

在清末国人看来, 日本是一个由师法西方而致富强的成功榜样, 很多东西经过日本的消化、改造与中介, 更便于中国吸纳使用。张之洞就明确指出: “西书甚繁, 凡西学不切要者, 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 易仿行, 事半功倍, 无过于此。”14凡此种种, 认为获得有利无害的西学, 可以走捷径, 直接取自东洋。早在1896 年, 清政府就向日本派出了13 名留学生,其中出现了学习法政正规课程的学生——唐宝锷。1898 年, 清政府在正式确立留学日本的政策后, 又陆续派出留学生赴日学习法政。此后, 各省督抚也相继派遣学生赴日, 官费和私费生纷纷涌入日本。时人青柳笃恒描述中国留学生蜂拥去日的情况说:“学堂虽得开设, 代替昔日时科举,惟门户狭隘, 路径险险, 攀登甚难, 学子往往不得其门而入, 伫立风雨之中; 惟舍此途而外, 何能跃登龙门, 一身荣誉何处而求, 又如何能讲挽回国运之策? 于是, 学习互相约集, 一声‘向右转’, 齐步辞别国内学堂, 买舟东去, 不远千里, 北自天津, 南自上海, 如潮涌来。”15日本方面为中国留学生所开设的学堂亦如雨后春笋, 应运而生, “陆军方面有私立之成城、振武, 法政方面有私立法政大学, 普通补习与师范方面有宏文学院为最此外东亚同文会所设立之东亚同文书院与私立早稻田大学亦均有特殊设施, 专收中国学生。”16其中, 1904 年法政大学专为中国学生开设的法政速成科, 到1908 年, 在速成科毕业的学生就达1070 人之多17。据统计, 从1905年至1908 年, 有案可稽的赴日公费法学留学生约有1145 人18。可见, 清末留学日本学习法政者,毕业者大多以速成科程度居多。清末法学留学的这种实用性价值取向, 虽然使得中国近代法学留学教育起点较低, 但留日学生在清末新式教育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清末, 在政府的明令推动下, 全国法政教育迅猛发展, 公立与私立法政学堂遍地开花, 遍布各省。这一时期法律教育骤然勃兴, 虽然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积极意义, 但法科学校发展过多, 也造成了师资和教材的严重匮乏, 并且呈现出泛滥成灾的趋向。

综观清末法学教育的发展, 清末虽如火如荼地大办法政学堂, 但办学条件十分有限。由于法学人才短缺, 最早办的几所大学的法学教育不得不依靠洋人教员, 尤其是依赖日本教员。稍后, 大批速成的留日法政学生回国, 正好满足了法学教育大发展的需要。作为国内第一批了解近代法律的群体, 理所当然, 他们被补充到法学教员队伍中, 在地方各省兴办的法政学堂, 更主要依靠留日学生支撑, 赴日法政学生对中国法律教育的影响, 也自此滥觞。

清末法学教育的盲目发展有悖教育发展的自身规律。由于缺乏法学研究成果的支撑和指导,造成法学教材的严重匮乏。为此, 留日法政速成学生将日本当时著名的法学家梅谦次郎等人的著作译为中文, 成为清末兴起的法政学堂的教科书, 甚至他们留日期间的笔记也权充作教材之用。其虽为清末法政学生解了燃眉之急, 促进了新型法律人才的培养, 但其教学质量显然无法保证。杨兆龙先生在总结清末以来法学教育的经验教训时说: “现在有许多法律学校, 对于理论法学不甚重视像法理学、法律哲学、法律方法论、立法原理等科目, 只在少数学校里被列入课程, 而与其他法律科学并重对于各种法律制度, 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视条文、判例及解释例为法律学的全体而置法律的理论于不顾。”19 追根溯源, 民初法学教育的重实用轻理论的风气与清末法学教育的盲目性和实用性带来的失误不无关联。

清末法学教育的实用性和盲目性, 带来中国近代法学教育起点较低, 制约了中国后续法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个中缘由, 与学成归国的留日法政学生的影响大有关联。他们作为近代中国新式法学教育的第一批师资, 在带来日本法律文化的同时, 由于他们大多是学自速成,学术基础不扎实, 其教授法律的结果自然也有功利的因素, 把速成之风带至国内。因此, 清末新式法政学堂一哄而起, 也难免不是受这种法学教育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而清末过速地扩大法政人才的培养规模, 则导致了法学教育在整个教育中的畸形发展, 造成即便是以“端正趋向, 造就通才”为宗旨的几所早期大学的法学教育, 实际上也未能达到培养目标, 当时学生所获得的充其量是法学的基本知识20。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在《法律教育》(1948年) 一文中, 总结先前50 年法学教育状况时评价说, 清末“国内的法政学校, 应时而起, 入学程度既低, 师资亦或缺乏, 因陋就简, 当然谈不上法学, 所以学法律的人数虽属不少, 而有用之才却又不多综观50 年来, 我国法律教育开始虽早, 而进展则较迟缓。”

清末法学教育在变革中诞生, 在动荡中运作。在留日热潮推动下, 日本法学教育模式成了清末乃至国民政府法学教育的主流模式, 法学教育界也几乎为留日学生所独占, 而日本的法学成就本来就落后于欧美, 特别是法律哲学。加之, 清末法学教育的急功近利和过热发展,使得清末法学教育从起始之初便踏上了一条不属于自己的路。

三

清末留日学生踏上维新有成、国势蒸蒸日上的日本国土后, 置身于全新的政治环境中, 很自然将其与国内的腐朽政治统治相对照, 并深受日本先进法律文化的影响, 进而萌生出变革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强烈欲望。在清末法制现代化舞台上, 留日学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从中涌现出了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和法政人才21。从某种意义上说, 他们的作为左右了清末法制现代化的基本走势。

在清末内忧外患的局面下, 许多留日学生是抱着爱国救亡的愿望赴日留学的。他们疾呼:“留学外国者, 今日之急务也, 无贵、无贱、无富、无贫、无长、无幼, 所宜共勉者也。”22为了救亡出国留学, 出国之后一心救亡, 这股留学救亡思潮促进了中国传统政治法律和社会的转型, 为清末法制现代化奠定了社会基础。对于留日学生的政治法律活动及其影响, 黄福庆有一评说, 认为“清末革命运动的成功, 主要由于革命、立宪两派人士的推动与努力, 他们曾唤起全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 共同参与活动, 推翻君权, 建立民主共和。在这个过程中,留日学生的贡献尤大。因为他们提供了理想的政治思想、发展组织以及传播主张, 使海外的涓滴汇成国内的洪流。而留日学生的革命与立宪论调, 主要外感于列强的侵略与愤懑专制统治, 加上他们受到近代教育的洗礼而形成。”23此评价是合乎实际的。时人刘厚生也说: “宣统元年, 各省咨议局成立, 当选之议员, 以主张立宪留日归国之学生为大多数。于是国内之知识分子, 若教育界, 若工商界, 翕然和之, 其势大张。”24正是由于留日学生的主体参与, 使国内立宪运动和立宪思潮不断向纵深发展。

清末中国开始走向世界, 民主法制的洪流已无法阻挡, 时势也逼迫清统治者考虑如何移植西方的民主法制。在留日学生中, 由于法政留学生所学专业涉及国家政治和社会统治的基本方面, 因此, 留日法政学生自然成为他们必须依赖的一支队伍。而与此同时, 在时代潮流的洗礼下, 留学生中的许多人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个人抱负, 自称“对外为全体国民之代表”, “对内为全体国民之师资”25。不论维新派或革命派, 都对他们寄予厚望, 尊为“中国将来之主人翁”26。他们也欲藉清廷政治和权利改造现实, 具有强烈的参政欲望, 这样二者之间的结合就有了某种现实的可能。

清政府“仿行宪政”的上谕发布后, 大大激发了人们的政治热情。在留日学生的积极参与下, 国内外立宪团体应运而兴。1906 年12 月9 日, 上海首先组成了立宪派的团体宪政研究会, 该会编辑出版了《宪政杂志》月刊, 宣传立宪理论, 介绍外国立宪的情况。同月16 日, 上海又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 该会编辑出版了《预备立宪公会报》半月刊, 开办法政讲习所, 编订了《公司法》和《商法总则》, 并推动实行地方自治。虽然预备立宪公会成立时, 会员不到50 人, 但到1908 年发展到345 人, 已发展成为国内最有影响的立宪团体, 其中最活跃的成员则是一批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年轻人27， 日本东京是国外组织立宪团体最多的地区。 1907 年6 月, 由提倡革命转向主张立宪的杨度等人成立了宪政讲习会。1908 年1 月, 杨度将宪政讲习会更名为宪政公会。宪政讲习会、宪政公会以《中国新报》、《大同报》作为舆论阵地, 大力宣传宪政, 反映自己的社会活动和政治要求, 努力扩大自己的社会政治影响。

清政府颁布的预备立宪上谕, 直接引发了立宪团体的比肩而起, 而立宪团体的纷纷成立, 又反过来力促清廷速行立宪。1907 年7 月8 日, 清政府发布了号召上下同心共图立宪的上谕, 谕令“凡有实知所以预备之方推行之序者, 准备条举以闻”28。从1907 年冬起, 一个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迅速兴起。最早揭开了这一序幕的是宪政讲习会和宪政公会, 而国会请愿理论的创立者则是杨度。1907 年1 月, 杨度在《中国新报叙》中, 认为“立宪之事, 不可依赖政府, 而惟恃吾民自任之”, 要实行立宪, 关键在于人民自己起来争取早开国会29。与此同时, 他又致书梁启超, 请求他在《时报》等报刊上大力宣传开国会一事。梁启超对此深感赞同, 复函说“至专提倡开国会, 以简单直捷之主义, 求约束国民心理于一途, 以收一针见血之效, 诚为良策。”30在此前后, 宣传立宪的主要报刊《中国新报》、《大同报》、《政论》、《时报》、《大公报》以及《预备立宪公会报》等, 都连篇累牍地发表呼请和评论开国会的文章。他们明确指出: “中国去年虎头蛇尾之改革, 三权分立之制度未见之实行, 若循此不变自甘灭亡, 斯亦已矣。若将来犹有整顿内治以图自强之一日也, 则未见不采三权分立之制度而能整顿内治者也。”31要求建立一个以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 即实行国会制度, 建立内阁, 以及司法独立。面对这一局面, 清政府不得不于1908 年8 月27 日发布上谕, 一面宣布预备立宪以9 年为期逐年筹备宪政, 一面又发出警告: “如有不靖之徒附会名义, 藉端构煽, 或躁妄生事, 紊乱秩序, 朝廷惟有执法惩儆, 断不能任其妨害治安。”32对此, 立宪派人士自然是不满的, 但鉴于不久前清廷颁布了《各省咨议局章程》、《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议院法要领》及《逐年筹备事宜清单》等文件, 规定1909 年各省一律设立咨议局, 1920 年召开资政院, 立宪毕竟不是遥遥无期了, 有了具体的规划方案。可以说, 至此有留日学生积极参与的立宪运动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但接受了西学熏陶的留日学生, 他们中作为改良主义者的一些人, 在推进清末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中, 忽略了西方法律文化最本质和深层次的批判和选择,“只热衷于实用性制度的宣传, 忽略了对人权、平等与立宪主义直接相关的观念的培养。”33

日本法律文化给清末中国法制现代化带来的影响, 是当时复杂的历史情况和背景造成的。一方面, 清廷迫于内忧外患的局势, 愿借效法日本以速振国势, 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另一方面, 日本方面为示好中国, 希望能够通过培养留学生来输出法律文化, 怀有更大的野心。甲午战争之后, 日本“朝野上下涌起一股研究中国的热浪, 纷纷设立研究会或其他团体, 以研究和调查中国实情。他们在表面上, 美其名为亲善提携, 保全东洋, 实则包藏祸心……日本官绅纷纷来华, 游说地方当局派遣学生赴日留学, 藉以培植新人材”34, 对日本法文化输入中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总之, 清末留日热潮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 它有极其复杂的社会原因, 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其主流是为了寻求新知, 探究振兴国运之道。清政府派出大批留学生赴日学习法政, 虽是权宜应变之计所需, 但赴日法学留学生学成归国后, 在清末新政的特殊政治环境下, 迅速成为立法、司法和法律教育的主要力量, 并在中国法制现代化史上留下了深深的日本烙印。

马克思主义如何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的指导思想

一，1899年，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一份中文报刊——上海的《万国公报》上。到了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发表了一篇文章，成为第一个在文章中介绍马克思的中国人。

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在五四运动前后，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和共产主义小组，创办报纸杂志，积极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三，1919年，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发行，这份刊物歌颂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

1920年，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第一个中文单行本问世了。这就是由陈望道所翻译的《***宣言》。1920年陈望道携《宣言》来到上海，而刘少奇、任弼时等年轻人也相继来到上海，成了他的学生。与此同时，一批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也开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其中就包括周恩来、蔡和森和邓小平。

三，1921年，中国***成立，并把马克思主义列为党的指导思想。年轻的中国***人不仅认真汲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而且热情地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最重要的是，中国***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结合了起来，探索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扩展资料

中国***从成立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然而，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崭新的思想武器，并不意味着就能够自然而然地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

党的早期***李大钊等都曾经提出过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实践当中去的思想，但在党的幼年时期，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形成深刻的、完整的、统一的认识。党的中央领导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在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而就全党来讲，则是在延安整风以后。

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地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具体化。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社会科学网-徐光寿：百年前，马克思主义曙光初照中国

护国运动兴起的原因是什么？

1915年，袁世凯加紧推行复辟帝制的活动，激起了全国人民及其资产阶级各派政治势力的坚决反对。孙中山自“二次革命”失败后，便组织了中华革命党，继续从事反袁的武装斗争。曾在许多地方进行武装暴动和暗杀活动。袁世凯称帝后，孙中山立即撰写了《讨袁檄文》，呼吁人们起来斗争。黄兴和一部分另组欧事研究会的革命党人，也在袁世凯帝制活动公开化以后，放弃了“停止革命”的错误政策，重新举起反袁旗帜。原拥护袁世凯的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和他的学生蔡锷在饱尝了自己酿造的袁世凯专制统治的苦酒之后，也走上了反袁的道路，在云南起义中发挥了主要的组织和领导作用。终于，由34岁的蔡锷亲自发起的护国运动，打倒了袁世凯。

蔡锷六岁入私塾就读，资读聪颖，刻苦好学，十岁时便读完“四书五经”，十三岁应院试，被补为县学生，十六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当时，在这个学校教书的有梁起超、谭嗣同等维新派人物。蔡锷在全班年龄最小，体质文弱，但成绩优异，思想激进，深得当时任学堂中文总教习的梁启超的赏识，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师生友谊。

1899年，蔡锷应梁启超海外函招，东渡日本留学。到日本后，他先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后入横滨华商东亚商业学校求学。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四月，蔡锷随唐才常等人潜回国内，组织自立军，准备在武汉发动武装起义，不幸事败，同行的师友多遇难，他被迫再渡日本。经过这次失败的教训，蔡锷认识到：要救国，就要研究军事，掌握统率、训练军队的实权。于是愤然改名为“锷”，取意为“砥厉锋锷，从头做起”，决心从此投笔从戎，做一柄为救国救民开辟道路的锋利的剑刃。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七月，蔡锷学成回国。他先后应聘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等职。后来，赴云南任标协统。

当时大批同盟会会员和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军官分布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新军第九镇中。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十月十日，革命党人在武昌举行起义，声势浩大，各地纷纷响应。云南革命党人也积极行动起来。十月十九日起，云南同盟会员连续五次召开秘密会议，酝酿响应武昌起义。蔡锷虽不是同盟会会员，但也应邀参加了后四次会议，并被推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领导预定在十月三十日(农历九月初九日)夜十二时举行起义。

十月三十日晚十时，辛亥云南起义爆发。原讲武堂监督李根源等率领云南新军七十三标由昆明北门进攻五华山和军械局；蔡锷则率第七十四标和炮标由南门外巫家坝向城内推进，进攻总督署和五华山。经过一夜激战，起义军攻陷云贵总督衙门，活捉总督李经义，第二天占领昆明全城。十一月一日，云南军政府宣告成立，蔡锷被推举为都督，李根源任军政部总长，唐继尧任次长。接着，云南各府、州、县传檄而定，全省迅速光复。

蔡锷就任都督后，进行大胆改革：撤换贪官污吏，选贤任能；整顿财政，取消各种苛捐杂税，开设银行，提倡节俭；兴办教育，开发实业。云南这个新兴资产阶级政权省份，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三月，孙中山兴师讨袁，发动“二次革命”。蔡锷暗中派兵援助四川熊克武讨袁。袁世凯为了控制云贵，认为必须拔掉蔡锷这颗钉子。于是下令调蔡锷进京，蔡锷迫于形势及对袁的某种幻想，便于十月到了北京，决心要干一番事业。到北京后，蔡锷的这种热忱很快就被袁世凯专制独裁和卖国行径所扑灭。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五月，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企图为复辟帝制寻求靠山。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也使蔡锷看清了袁的丑恶面目，决心以武力反对袁世凯的帝制活动。于是，蔡锷表面若无其事，常去北京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厮混，以蔽骗袁世凯，暗中却多次潜往天津，与恩师梁启超商量讨袁计划，并初步拟定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构想。十一月，蔡锷秘密赴津，以治病为名东渡日本，经台湾、香港、越南河内抵达云南。

蔡锷到达云南时，云南军队中下级军官就积极活动，酝酿发动讨袁起义。蔡锷一到，群龙获首，斗志激昂。蔡锷到后，来不及休养，便连续召开两天紧急会议，决定先礼后兵。十二月二十三日，以云南都督与巡按使名义，拍发电报，责令袁世凯取消帝制，诛除祸首，限二十四小时内答复。袁世凯假装糊涂，电询此电报是真是假。二十五日，蔡锷等在昆明护国寺宣告云南独立，组成维护共和政体、反对复辟帝制的“护国军”，向全国通电讨袁。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扼守长江上游；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两广，相机进取湘赣；唐继尧为云南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留守后方，负责前线补给。

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元旦，是袁世凯预定举行称帝登基大典的日子，护国军檄告天下，痛数袁贼十九大罪状，号召全国人民不分地域，不分党派，不分种族，团结一致，共讨袁逆。五日，再次通电全国，宣告护国军出师的目的在于维护共和国国体，反对复辟帝制，促进各省经济民力自由发展，建设真正的民主政体，提高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十日，蔡锷率第一军分三路向四川进发：左路经昭通，进取叙府(今属宜宾)；右路经松坎，攻綦江；蔡锷亲自率领主力中路，经永宁，进攻泸州。这时，敌军也已密集叙浈前线，打击护国军。蔡锷指挥大军不畏强敌，英勇奋战，先后攻占了叙府、泸州，给袁世凯军队以沉重打击。

正当护国军节节胜利之际，袁世凯急调曹锟、张敬尧等率军赶赴四川。护国军三千余人与敌军数万人作战，力量悬殊，再加上唐继尧为了保存实力，拒绝援助蔡锷，蔡锷不得不指挥部队放弃叙府、泸州，退守大洲驿，据险固守。蔡锷不顾自己的身体虚弱，带病赴前线指挥战斗，与士兵同甘共苦。

三月十五日，广西宣布独立，誓师讨袁，打乱了袁世凯对护国军的作战部署，消息传来，四川前线的护国军精神大振，蔡锷乘机整顿部队后，即下令发动反攻。几天之内，连克江安、南溪等县，敌军伤亡惨重，全线崩溃。在护国军的沉重打击和全国人民反对帝制的浪潮中，袁世凯惊慌失措，于三月二十二日宣布取消帝制，并派人与护国军谈判。五月八日，南方反袁势力由护国军军政府联合滇、黔、粤、桂、浙五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同袁政府对峙。接着，陕西、四川、湖南等省也相继独立。卖国贼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于六月六日丧命。

六月七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这时蔡锷已患喉结核病，饮食困难，只有去上海或日本的专科医院，方有治愈的希望。在处理完几件最紧要的公事后，这位拚死征战的将军才离开他眷恋的战场，搁下他建设四川的规划，于九月赴日本就医。十一月八日凌晨四时，蔡锷终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于东京福冈医院，时年仅三十四岁。

蔡锷生命虽短，却为后人留下了值得纪念的两件大事：在辛亥革命时期，他领导云南“重九”起义，为推翻清朝作出了贡献；袁世凯称帝时，他毅然组织“护国军”，发动讨袁战争，为打倒“洪宪”帝建立了功勋。孙中山对他作了极高的评价，寄赠他的挽联是：“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把蔡锷与东汉名将班超和马援相比。

《明暗之间：鲁迅传》05:留学日本

1902年4月，鲁迅抵达日本，他首先进入东京的弘文学院就读，这是一所专门接纳“清国留学生”的预科学校，主要教授日语。

同样在这段时期里，梁启超、孙中山等维新、革命之士也聚集到了日本。

一时间，《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宣扬新文化的报刊流行开来，大大小小的集会、讲座也在东京遍地开花。

在弘文学院学习之余，鲁迅经常去参加集会、听演讲。在活动中吸收新思想的同时，鲁迅也结识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其中就有鲁迅的同乡、后来成为终生挚友的许寿裳。

鲁迅和许寿裳两人经常聚在一起讨论问题。据说，二人最常讨论三个问题：一是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是中国人的国民性最欠缺的是什么；三是它的病根何在。

在这些革命义士、同学伙伴中，有一个人对鲁迅的影响最为深远，直到鲁迅临终前，回忆起这位前辈，还大赞他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

这个对鲁迅影响最深的人，就是章太炎先生。

早先，章太炎因参加维新运动而遭到清政府通缉，一度被捕入狱。出狱后，章太炎流亡日本。

他在日本遇到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担任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主笔。章太炎运用自己在中国古典、印度哲学、西方哲学领域的渊博知识，倡导革命，批判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论。鲁迅经常在报刊上读到章太炎的文章。

此外，鲁迅每周日都会与好友许寿裳、钱玄同等人去民报社听章太炎的讲座，听章太炎讲授知识，评点时事。

来到日本一年后，在新思想的感召下，鲁迅剪掉了自己的辫子，决心做一名新时代的“现代人”。

不过，第二年回乡探亲时，鲁迅还是在上海买了一条假辫子，因为按照清朝的法规，男人不留辫子是要被砍头的。

从弘文学院毕业后，鲁迅本应按照清政府指定的升学方向，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部采矿冶金系，但他却选择了医学。

鲁迅当时的梦想是，毕业回国后，救治像父亲一样被庸医耽误的病人，如果发生战争，就去当军医，以此为民族革命做贡献。

他对医学的热情，甚至让一位原计划学习师范的朋友，改学医学专业。

鲁迅非常反感东京那些为了拿文凭而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他们会为了一张证书而兴高采烈地跳舞，会成群结队去上野赏花。

所以他决定远离喧嚣的东京，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潜心学医。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的诗意

“大江歌罢掉头东”起句气势雄伟，表达了 周恩来负笈东渡寻求真理的决心。“大江歌罢”指刚唱罢令人豪情四起的苏轼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其词开篇即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句子。

周恩来此处用此典，一是表明其志向的豪迈，二也是为了照应东渡日本横跨大洋江海的经历。“掉头东”，掉指船桨，则表明义无反顾的抉择。

梁启超在1898年 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时，曾有诗句曰：“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梁启超表达的是离开中国而到日本寻求真理的决心，周恩来此诗句反映的也正是他1917年东渡时立志救国的抱负。

“难酬蹈海亦英雄”，则表明他此次为了革命需要放弃留学的豪气。“难酬蹈海”即难酬蹈海之志的意思。“蹈海”可有两种理解，一是跳海殉身之意，如近人陈天华留学日本，为唤醒沉睡的中国民众，毅然投海自杀，以示警醒；二是到了晚清时，出洋寻求真理亦称“ 蹈海”。此处我取第二意，恐更符合周恩来此诗的背景。

原诗：

《大江歌罢掉头东》近现代：周恩来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释义：

唱完了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掉头东去日本留学,精深严密的多种科学能够救世上的穷困。用了十年苦功，学成以后要回国干一番事业，挽救中国。假如这个志愿难以达到，即使像陈天华用投海而死来唤醒国人，也称得上是英雄。

扩展资料：

此诗作于1917年，作者赴日留学前夕，时年19岁。一九一九年九月，周恩来为了投身到祖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洪流中去，毅然放弃在日本学习的机会，决定回国。周恩来日本回国 前夕，他的同学好友张鸿浩等人为他饯行，请书赠留念。

周恩来挥毫书赠了这首诗，并在诗后写有“右诗乃吾时所作”，“返国图他兴，整装待发，行别诸友”等字句。 这首诗的手迹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面壁十年图破壁”，据《名画记》记载，南北朝著名画家张僧繇在金陵（今南京）安乐寺，画了四条没有眼睛的龙。他说：如果点了眼睛，龙就要飞走。别人认为这话说得荒唐，他于是点了龙的眼睛，不一会儿雷电大作，轰毁了墙壁，巨龙乘云飞去，而没有点眼睛的龙还在。

这个具有神话色彩的故事，是形容张僧繇画技的高超。“画龙点睛”和“破壁”两个词语都是来源于此。这里表示学成之后，像破壁而飞的巨龙一样，为祖国和人民做一番大事业。

百度百科——大江歌罢掉头东 （大江歌罢掉头东）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壁破，难愁蹈海亦英雄。”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唱完了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掉头东去日本留学，精深严密的多种科学能够救世上的穷困。用了十年苦功，学成以后要回国干一番事业，挽救中国。假如这个志愿难以达到，即使像陈天华用投海而死来唤醒国人，也称得上是英雄。

出自：周恩来[近现代]《大江歌罢掉头东》。

“大江歌罢掉头东”起句气势雄伟，表达了周恩来负笈东渡寻求真理的决心。“大江歌罢”指刚唱罢令人豪情四起的苏轼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其词开篇即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句子。

周恩来此处用此典，一是表明其志向的豪迈，二也是为了照应东渡日本横跨大洋江海的经历。“掉头东”，掉指船桨，则表明义无反顾的抉择。

梁启超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时，曾有诗句曰：“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梁启超表达的是离开中国而到日本寻求真理的决心，周恩来此诗句反映的也正是他1917年东渡时立志救国的抱负。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此诗作于1917年，作者赴日留学前夕，时年19岁。一九一七年九月，周恩来为了投身到祖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洪流中去，毅然放弃在日本学习的机会，决定回国。周恩来日本回国前夕，他的同学好友张鸿诰等人为他饯行，请书赠留念。

周恩来挥毫书赠了这首诗，并在诗后写有“右诗乃吾时所作”，“返国图他兴，整装待发，行别诸友”等字句。 这首诗的手迹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面壁十年图破壁”，借达摩面壁修禅的故事反映出诗人刻苦钻研欲达到的境界和追求。西来的达摩禅师从长江之南一苇渡江到达嵩山少林寺，在山洞里面壁十年默默修禅，终于将印度佛教成功传入中国，成为禅宗初祖。周恩来表示东渡留学也要有达摩面壁的精神，而且学成之后要达到如巨龙破壁腾飞的境地。

“破壁”之说源自《历代名画记》中所记载的传说，说南朝著名画家张僧繇在金陵安乐寺的墙壁上画了四条没有眼睛的龙，一经他点出龙的眼睛，巨龙则破壁而出腾空飞去。周恩来将“面壁”和“破壁”巧妙地结合起来，不仅在修辞手法上是一种艺术创造，更重要的是表达出一种不同凡响的人生追求。

“难酬蹈海亦英雄”，则表明他此次为了革命需要放弃留学的豪气。“难酬蹈海”即难酬蹈海之志的意思。“蹈海”可有两种理解，一是跳海殉身之意，如近人陈天华留学日本，为唤醒沉睡的中国民众，毅然投海自杀，以示警醒；二是到了晚清时，出洋寻求真理亦称“蹈海”。此处我取第二意，恐更符合周恩来此诗的背景。

关于梁启超 到哪里找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把持的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梁启超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写下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他一生著述宏富，所遗《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其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学贯中西，囊括古今，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一生著述等身，总约千万余字，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

1912年回国，1918-1920年旅欧，回国后不遗余力地从事讲学和著述，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主要著作收入《饮冰室文集》。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别署中国之新民，广东新会人，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举人。近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他因参与戊戌变法而成为彪炳史册的风云人物。1920年以后，梁启超脱离政治活动，专心学术研究，于文、史、哲诸方面多有著述。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但他与康有为迥然不同。如果把康有为的书法比作大海的潮音，那麽梁启超的书法就是山涧的清泉。康有为追求的是一种雄强博大的风格，而梁启超的书法所显现出来的则是一种典型的平和恬静的格调。

一岁 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 癸酉 正月二十六日（公历二月二十三日）生于新会茶坑村。

五岁 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 丁丑 由祖父和母亲教读四书五经。

十二岁 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 甲申 应广州童子试 中秀才。

十六岁 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 戊子 广州学海堂正班生、兼菊坡、粤秀、粤华书院外生。

十八岁 一八九0年光绪十六年 卯寅 经陈千秋介绍，就学于康有为。

十九岁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 辛卯 入京与李蕙仙完婚。

二十岁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八年 壬辰 祖父卒，回乡居年余。

二十三岁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 乙未 随康有为入京会试，落第。参与组织“公车上书”。助康创建强学会。

二十四岁 一八九六年光绪廿二年 丙申 筹办《时务报》，任总编述，发表《变法通议》等文章，名声噪起。

二十五岁 一八九七年光廿三年 丁酉 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参与创设不缠足会和女学堂。

二十六岁 一八九八年光绪廿四年 戊戍 参与“百日维新”，光绪帝赏六品衔，奉旨办译书局。八月政变起，逃往日本，与陈少白往还，协商与兴中会合作事宜，因康有为阻挠末果。在横滨主编《清议报》。

二十七岁 一八九九年光绪廿五年 已亥 七月创粉高等大同学校于日本东京。

二十八岁 一九00年光绪廿六年 庚子 与康有为、康才常等发动“勤王运动”事败。

三十岁 一九0二年光绪廿八年 壬寅 《清议报》停刊，创《新民丛报》、《新小说报》，倡“小说界革命”。

三十五岁 一九0七年光绪卅三年 丁末 《新民丛报》停刊、成立政闻社。

四十岁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 壬子 由日本返国，创《庸言报》。

四十一岁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 癸丑 参与共和党。熊希龄内阁成立。任司法总长。

四十三岁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 乙卯 创《大中华》月刊。辞币制局总裁。四月回乡省亲。六月写《导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斥袁称帝，南下从事倒袁运动。

四十四岁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 丙辰 在上海策动反袁。三月抵广西，发动广西宣布独立。在肇戾成立护国军两广者司令部任参谋。后成立军务院，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

四十五岁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 丁已 七月，参与段祺瑞反对张勋复辟。任段祺瑞 内阁财政总长，十一月辞退。

四十七岁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 已末 到欧洲各国考察。

五十岁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 壬戌 先后到北京、济南、苏州、上海等地讲学。

五十三岁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 乙丑 在清华研究院讲学，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

五十七岁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 己已 因肾病于一月十九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京沪开追悼会，参加者甚众。

梁启超一生有过两位夫人：李蕙仙和王桂荃。1889年（光绪十五年）年仅十七岁的梁启超考中了举人，与主考官李端棻的堂妹李蕙仙订婚，1891年（光绪十七年）梁启超十九岁时入京与与长他四岁的李蕙仙成婚。婚后夫妻二人的感情一直很好。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带了两位丫环，其中一位即王桂荃，王桂荃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喜欢，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1924年9月13日，李惠仙因病而逝，梁启超为此写下了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梁夫人文》。1968年在“文化革命”中，王桂荃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死在在一间阴暗的小屋里。

梁启超共有有9个子女：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杰出的人才。

梁思顺（令娴）（1893年－1966年），长女。

梁思成（1901年－1972年），长子，著名建筑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其妻为林徽因。

梁思永（1904年－1954年），次子，著名考古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

梁思忠（1907年－1932年），三子，曾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因病早殇。

梁思庄（1908年－1986年），次女，著名图书馆学家。

梁思达（1912年－），四子，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

梁思懿（1914年－1988年），三女，从事社会活动。

梁思宁（1916年－），四女，投奔新四军参加中国革命。现已离休，住在山东济南。

梁思礼（1924年－），五子，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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