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将与大家共同探讨梁启超日本留学时间的今日更新，希望我的介绍能为有需要的朋友提供一些参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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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日热潮对中国近代史有什么影响

清末, 清廷实行了一系列“新政”措施, 带来社会对大批新式人才的急需, 尤其是法律人才的需求。与此同时, 1905 年清廷又诏废科举, 改兴学校, 断绝了以功名为进身之阶的途径。由此, 朝野之间鼓吹赴日留学蔚然成风, 清政府也被迫把派遣留学生作为一项国家政策予以积极推行。但由于时代的局限, 这一时期东渡留学的年轻学子所学科目主要以社会科学为主, 其中学习法政者居多。他们对于西方及日本的宪政、法律原理的传播和移植, 使清末中国政治、法律文化和教育打上了很深的日本印记。

一

在清末西学东渐的文化背景下, 留日热潮的出现实际是中西文化在近代激烈碰撞的产物。由于“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 广求智识于寰宇, 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 不下数千种, 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 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 等, 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①。因此, 欧美各国的学术名著, 无论政治、经济、教育等, 皆有日文译本。负笈东瀛的中国留学生置于迈向现代化的日本社会环境中, 同西方文明直接接触。在新知的启发和内忧国势的危迫下, 他们莫不奋然企图改革, 进而以日文为工具和中介, 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翻译西方社会科学名著, 由此西学源泉大开。虽然中国向日本派遣官费留学生晚至1896 年, 但“他们在学习和引进西方法律文化方面作出的贡献, 却远非前面任何一代留学生可比的”②。

日本较为自由的环境和较多的法律院校, 为中国留学生学习法律和政治提供了便利。据1902年《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统计, 学习法律、政治、军警一类的学生, 占一半以上。为向国人介绍新政, 他们组织了不少有影响的翻译团体, 主要有译书汇编社、教科书译辑社、湖南翻译社、普遍百科全书、闽学会等。其中, 最为著名的是译书汇编社。该社出版杂志《译书汇编》, 广译东西各国名著, 重点是政治和法律。译文常常分期刊载, 然后, 再出版单行本。该刊在东京出版后, 极受国内欢迎, “时人咸推为留学界杂志之元祖”③。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称赞说: “《译书汇编》至今尚存, 能输入文明思想, 为吾国放一大光明, 良好珍诵。”④冯自由在《辛亥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中也评价说: “《译书汇编》留学界出版之月刊, 以此为最早促进吾国青年之民权思想, 厥功甚伟。”⑤另一有重要影响的翻译团体湖南编译社于1903 年发行了月刊《游学译编》, 其除译书外, 还译各种杂著、论文、小品和新闻消息。与纯学术性的译书汇编社相比, 湖南译编社略带政治倾向。

与此同时, 以各省份为单位的杂志也相继出现。其中, 著名的有《湖北学生界》(后易名《汉声》, 1903 年)、《浙江潮》(1903 年)、《江苏》(1903 年)、《河南》(1907 年)、《江西》(1908 年) 等等。对于这些由留日学生主办的刊物, 顾燮光在《译书经眼录》(1904 年) 的《述略》中说: “留东学界, 颇有译书, 然多附载于杂志中, 如《译书汇编》、《游学汇编》、《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各类, 考其性质, 皆藉译书别具用心, 故所译以政治学为多。”⑥这些刊物或专门开辟了“法政”专栏, 或经常刊载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法律和法学的译著文章, 并由此波及到国内知识界。以上海为例, 冯自由说, 1901 年至1902 年两年“为上海新学书报最风行时代, 盖其时留东学界翻译之风大盛, 上海作新社、广智书局、商务印书馆、新民丛报支店、镜今书局、国学社、东大陆图书局等各竞出新籍, 如雨后之春笋”⑦, 留日学生出了大力。于是, “欧西巨子之学说”, 借此“滔滔焉渡重洋, 竟灌输吾国同胞之意识界”⑧。虽然这些译著的内容十分庞杂, 所宣扬的理论有的在西方已陈旧过时, 有的内容且不乏反动之处, 但这些思想理论对于一个被卷进世界政治漩涡的封建帝国来说, 还是相对新鲜的东西, 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法律学说和民主思想, 还不失为先进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留日学生在大量翻译西方法文化书籍的同时, 也开始审视中国传统法文化和接受西方法文化, 并根据自己的理解, 撰写了许多介绍西方法文化的文章和书籍, 借以推动西方法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以《新民丛报》为例, 1902 年, 该刊发表各种文章、资料340 多个篇目, 其中评介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法律、文化等意识形态方面的文字, 就达180 多个篇目, 占总数的一半以上。以编译欧美法政为主的《译书汇编》, 在1903 年也从以译为主变为以著为主, 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法治思想。此时, 留日学生不断吸收来自西方的日本法政文化, 并加以消化和改造, 使之适合中国国情, 进而向国内大肆宣传, 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中国留学生所办的《留美学生年报》中的一篇文章说: “中国似醒未醒, 又似初醒之时, 人其从新欤? 从旧欤?未定也。因日本留学生之书报, 日本留学生之骂詈, 日本留学生之电争, 而通国之人大醒。开明者, 因明而醒; 顽固者, 因骂而醒; 不进者, 因驱而进; 退后者, 因鞭策而前。在此醒悟时代, 日本留学界, 大大影响中国。”⑨正是鉴于留日学生新思想的宣传, 给守旧的中国政治和法律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带来了上升期资产阶级的活力和朝气, 促进了国人的觉醒和政治的进步。因而, 梁启超等人对留日学生在思想启蒙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非常推崇, 进而指出: “要问中国诸种社会中, 其前途最有望, 而能负担将来之中国者, 则必日留学生。”10

历史的发展也充分印证了梁启超的预言。以1903 年发生的“苏报案”和拒俄运动的兴起为界线, 留日学生的刊物逐步摆脱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影响和控制, 转而公然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提倡建立民主共和国。据邹鲁在《中国同盟会》中说, 当时(1903 年) 各省的留日学生都组织了学生会, “会中多办一机关报, 报以不言革命为耻”11。除此之外, 留日学生还撰写了许多小册子, 借以宣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这些充满民主主义战斗气息的小册子里, 影响最大的是邹容的《革命军》。邹容的《革命军》理论来自于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重要著作, 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弥勒约翰的《自由原理》以及《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文献。在邹容看来, 这些著作是“起死回生之灵药, 返魄还魂之宝方”。在《革命军》一书中, 邹容用整整一章篇幅向人们宣告革命后要仍照“美国革命独立主义”, 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革命军》自1903 年5 月出版后, 以各种名目在清末销售100 万册以上, “不翼不胫, 而飞走海内”, 其“出世兮, 张我大武; 奋三寸管以哀告同胞兮, 庶挽回我国步”12。它极大地激发了人们革命排满的热情, 吹响了时代前进的号角。

二

清末进行的立宪和修律是产生新式法学教育发展的前提。由于清末需要大批法政人才, 法学教育便盛极一时。甲午战争前, 清廷主要学习英、美的法学教育模式; 甲午战争后, 学习日本成了时尚, 学习日本法律成了中国法学界的主流。

清末留日热潮的出现就是适应时代需要。在以尊君爱国为国策的清末统治者看来, 派留学生到日本留学, 更符合清王朝的阶级利益。对此, 清驻日公使杨枢就明言: “盖法美等国, 皆以共和民主为政体, 中国断不能仿效。而日本立国之基实遵守夫中国先圣之道, 因见列强逼处, 非变法无以自存, 于是锐意立宪以尊君权而固民志。考其立宪政体虽取法于英德等国, 然于中国先圣之道仍遵守而弗坠, 是以国本不摇有利无弊, 盖日本所变者治法而非常经, 与圣训正相符合, 即中国舆论, 亦以日本之变法参酌得宜最可仿效。”13亦即清末立宪和修律应在不触及封建王朝国体和政体的前提下, 通过改良的方式, 使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现代化。这种特定历史环境孕育的法学教育自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由此, 中国对外派遣留学生也开始由欧美转向日本。

在清末国人看来, 日本是一个由师法西方而致富强的成功榜样, 很多东西经过日本的消化、改造与中介, 更便于中国吸纳使用。张之洞就明确指出: “西书甚繁, 凡西学不切要者, 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 易仿行, 事半功倍, 无过于此。”14凡此种种, 认为获得有利无害的西学, 可以走捷径, 直接取自东洋。早在1896 年, 清政府就向日本派出了13 名留学生,其中出现了学习法政正规课程的学生——唐宝锷。1898 年, 清政府在正式确立留学日本的政策后, 又陆续派出留学生赴日学习法政。此后, 各省督抚也相继派遣学生赴日, 官费和私费生纷纷涌入日本。时人青柳笃恒描述中国留学生蜂拥去日的情况说:“学堂虽得开设, 代替昔日时科举,惟门户狭隘, 路径险险, 攀登甚难, 学子往往不得其门而入, 伫立风雨之中; 惟舍此途而外, 何能跃登龙门, 一身荣誉何处而求, 又如何能讲挽回国运之策? 于是, 学习互相约集, 一声‘向右转’, 齐步辞别国内学堂, 买舟东去, 不远千里, 北自天津, 南自上海, 如潮涌来。”15日本方面为中国留学生所开设的学堂亦如雨后春笋, 应运而生, “陆军方面有私立之成城、振武, 法政方面有私立法政大学, 普通补习与师范方面有宏文学院为最此外东亚同文会所设立之东亚同文书院与私立早稻田大学亦均有特殊设施, 专收中国学生。”16其中, 1904 年法政大学专为中国学生开设的法政速成科, 到1908 年, 在速成科毕业的学生就达1070 人之多17。据统计, 从1905年至1908 年, 有案可稽的赴日公费法学留学生约有1145 人18。可见, 清末留学日本学习法政者,毕业者大多以速成科程度居多。清末法学留学的这种实用性价值取向, 虽然使得中国近代法学留学教育起点较低, 但留日学生在清末新式教育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清末, 在政府的明令推动下, 全国法政教育迅猛发展, 公立与私立法政学堂遍地开花, 遍布各省。这一时期法律教育骤然勃兴, 虽然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积极意义, 但法科学校发展过多, 也造成了师资和教材的严重匮乏, 并且呈现出泛滥成灾的趋向。

综观清末法学教育的发展, 清末虽如火如荼地大办法政学堂, 但办学条件十分有限。由于法学人才短缺, 最早办的几所大学的法学教育不得不依靠洋人教员, 尤其是依赖日本教员。稍后, 大批速成的留日法政学生回国, 正好满足了法学教育大发展的需要。作为国内第一批了解近代法律的群体, 理所当然, 他们被补充到法学教员队伍中, 在地方各省兴办的法政学堂, 更主要依靠留日学生支撑, 赴日法政学生对中国法律教育的影响, 也自此滥觞。

清末法学教育的盲目发展有悖教育发展的自身规律。由于缺乏法学研究成果的支撑和指导,造成法学教材的严重匮乏。为此, 留日法政速成学生将日本当时著名的法学家梅谦次郎等人的著作译为中文, 成为清末兴起的法政学堂的教科书, 甚至他们留日期间的笔记也权充作教材之用。其虽为清末法政学生解了燃眉之急, 促进了新型法律人才的培养, 但其教学质量显然无法保证。杨兆龙先生在总结清末以来法学教育的经验教训时说: “现在有许多法律学校, 对于理论法学不甚重视像法理学、法律哲学、法律方法论、立法原理等科目, 只在少数学校里被列入课程, 而与其他法律科学并重对于各种法律制度, 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视条文、判例及解释例为法律学的全体而置法律的理论于不顾。”19 追根溯源, 民初法学教育的重实用轻理论的风气与清末法学教育的盲目性和实用性带来的失误不无关联。

清末法学教育的实用性和盲目性, 带来中国近代法学教育起点较低, 制约了中国后续法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个中缘由, 与学成归国的留日法政学生的影响大有关联。他们作为近代中国新式法学教育的第一批师资, 在带来日本法律文化的同时, 由于他们大多是学自速成,学术基础不扎实, 其教授法律的结果自然也有功利的因素, 把速成之风带至国内。因此, 清末新式法政学堂一哄而起, 也难免不是受这种法学教育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而清末过速地扩大法政人才的培养规模, 则导致了法学教育在整个教育中的畸形发展, 造成即便是以“端正趋向, 造就通才”为宗旨的几所早期大学的法学教育, 实际上也未能达到培养目标, 当时学生所获得的充其量是法学的基本知识20。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在《法律教育》(1948年) 一文中, 总结先前50 年法学教育状况时评价说, 清末“国内的法政学校, 应时而起, 入学程度既低, 师资亦或缺乏, 因陋就简, 当然谈不上法学, 所以学法律的人数虽属不少, 而有用之才却又不多综观50 年来, 我国法律教育开始虽早, 而进展则较迟缓。”

清末法学教育在变革中诞生, 在动荡中运作。在留日热潮推动下, 日本法学教育模式成了清末乃至国民政府法学教育的主流模式, 法学教育界也几乎为留日学生所独占, 而日本的法学成就本来就落后于欧美, 特别是法律哲学。加之, 清末法学教育的急功近利和过热发展,使得清末法学教育从起始之初便踏上了一条不属于自己的路。

三

清末留日学生踏上维新有成、国势蒸蒸日上的日本国土后, 置身于全新的政治环境中, 很自然将其与国内的腐朽政治统治相对照, 并深受日本先进法律文化的影响, 进而萌生出变革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强烈欲望。在清末法制现代化舞台上, 留日学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从中涌现出了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和法政人才21。从某种意义上说, 他们的作为左右了清末法制现代化的基本走势。

在清末内忧外患的局面下, 许多留日学生是抱着爱国救亡的愿望赴日留学的。他们疾呼:“留学外国者, 今日之急务也, 无贵、无贱、无富、无贫、无长、无幼, 所宜共勉者也。”22为了救亡出国留学, 出国之后一心救亡, 这股留学救亡思潮促进了中国传统政治法律和社会的转型, 为清末法制现代化奠定了社会基础。对于留日学生的政治法律活动及其影响, 黄福庆有一评说, 认为“清末革命运动的成功, 主要由于革命、立宪两派人士的推动与努力, 他们曾唤起全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 共同参与活动, 推翻君权, 建立民主共和。在这个过程中,留日学生的贡献尤大。因为他们提供了理想的政治思想、发展组织以及传播主张, 使海外的涓滴汇成国内的洪流。而留日学生的革命与立宪论调, 主要外感于列强的侵略与愤懑专制统治, 加上他们受到近代教育的洗礼而形成。”23此评价是合乎实际的。时人刘厚生也说: “宣统元年, 各省咨议局成立, 当选之议员, 以主张立宪留日归国之学生为大多数。于是国内之知识分子, 若教育界, 若工商界, 翕然和之, 其势大张。”24正是由于留日学生的主体参与, 使国内立宪运动和立宪思潮不断向纵深发展。

清末中国开始走向世界, 民主法制的洪流已无法阻挡, 时势也逼迫清统治者考虑如何移植西方的民主法制。在留日学生中, 由于法政留学生所学专业涉及国家政治和社会统治的基本方面, 因此, 留日法政学生自然成为他们必须依赖的一支队伍。而与此同时, 在时代潮流的洗礼下, 留学生中的许多人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个人抱负, 自称“对外为全体国民之代表”, “对内为全体国民之师资”25。不论维新派或革命派, 都对他们寄予厚望, 尊为“中国将来之主人翁”26。他们也欲藉清廷政治和权利改造现实, 具有强烈的参政欲望, 这样二者之间的结合就有了某种现实的可能。

清政府“仿行宪政”的上谕发布后, 大大激发了人们的政治热情。在留日学生的积极参与下, 国内外立宪团体应运而兴。1906 年12 月9 日, 上海首先组成了立宪派的团体宪政研究会, 该会编辑出版了《宪政杂志》月刊, 宣传立宪理论, 介绍外国立宪的情况。同月16 日, 上海又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 该会编辑出版了《预备立宪公会报》半月刊, 开办法政讲习所, 编订了《公司法》和《商法总则》, 并推动实行地方自治。虽然预备立宪公会成立时, 会员不到50 人, 但到1908 年发展到345 人, 已发展成为国内最有影响的立宪团体, 其中最活跃的成员则是一批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年轻人27， 日本东京是国外组织立宪团体最多的地区。 1907 年6 月, 由提倡革命转向主张立宪的杨度等人成立了宪政讲习会。1908 年1 月, 杨度将宪政讲习会更名为宪政公会。宪政讲习会、宪政公会以《中国新报》、《大同报》作为舆论阵地, 大力宣传宪政, 反映自己的社会活动和政治要求, 努力扩大自己的社会政治影响。

清政府颁布的预备立宪上谕, 直接引发了立宪团体的比肩而起, 而立宪团体的纷纷成立, 又反过来力促清廷速行立宪。1907 年7 月8 日, 清政府发布了号召上下同心共图立宪的上谕, 谕令“凡有实知所以预备之方推行之序者, 准备条举以闻”28。从1907 年冬起, 一个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迅速兴起。最早揭开了这一序幕的是宪政讲习会和宪政公会, 而国会请愿理论的创立者则是杨度。1907 年1 月, 杨度在《中国新报叙》中, 认为“立宪之事, 不可依赖政府, 而惟恃吾民自任之”, 要实行立宪, 关键在于人民自己起来争取早开国会29。与此同时, 他又致书梁启超, 请求他在《时报》等报刊上大力宣传开国会一事。梁启超对此深感赞同, 复函说“至专提倡开国会, 以简单直捷之主义, 求约束国民心理于一途, 以收一针见血之效, 诚为良策。”30在此前后, 宣传立宪的主要报刊《中国新报》、《大同报》、《政论》、《时报》、《大公报》以及《预备立宪公会报》等, 都连篇累牍地发表呼请和评论开国会的文章。他们明确指出: “中国去年虎头蛇尾之改革, 三权分立之制度未见之实行, 若循此不变自甘灭亡, 斯亦已矣。若将来犹有整顿内治以图自强之一日也, 则未见不采三权分立之制度而能整顿内治者也。”31要求建立一个以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 即实行国会制度, 建立内阁, 以及司法独立。面对这一局面, 清政府不得不于1908 年8 月27 日发布上谕, 一面宣布预备立宪以9 年为期逐年筹备宪政, 一面又发出警告: “如有不靖之徒附会名义, 藉端构煽, 或躁妄生事, 紊乱秩序, 朝廷惟有执法惩儆, 断不能任其妨害治安。”32对此, 立宪派人士自然是不满的, 但鉴于不久前清廷颁布了《各省咨议局章程》、《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议院法要领》及《逐年筹备事宜清单》等文件, 规定1909 年各省一律设立咨议局, 1920 年召开资政院, 立宪毕竟不是遥遥无期了, 有了具体的规划方案。可以说, 至此有留日学生积极参与的立宪运动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但接受了西学熏陶的留日学生, 他们中作为改良主义者的一些人, 在推进清末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中, 忽略了西方法律文化最本质和深层次的批判和选择,“只热衷于实用性制度的宣传, 忽略了对人权、平等与立宪主义直接相关的观念的培养。”33

日本法律文化给清末中国法制现代化带来的影响, 是当时复杂的历史情况和背景造成的。一方面, 清廷迫于内忧外患的局势, 愿借效法日本以速振国势, 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另一方面, 日本方面为示好中国, 希望能够通过培养留学生来输出法律文化, 怀有更大的野心。甲午战争之后, 日本“朝野上下涌起一股研究中国的热浪, 纷纷设立研究会或其他团体, 以研究和调查中国实情。他们在表面上, 美其名为亲善提携, 保全东洋, 实则包藏祸心……日本官绅纷纷来华, 游说地方当局派遣学生赴日留学, 藉以培植新人材”34, 对日本法文化输入中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总之, 清末留日热潮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 它有极其复杂的社会原因, 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其主流是为了寻求新知, 探究振兴国运之道。清政府派出大批留学生赴日学习法政, 虽是权宜应变之计所需, 但赴日法学留学生学成归国后, 在清末新政的特殊政治环境下, 迅速成为立法、司法和法律教育的主要力量, 并在中国法制现代化史上留下了深深的日本烙印。

《中国周边国家》徐志摩原配张幼仪她在4月份被抛弃后成为了一名女银行家

张幼仪是徐志摩的前妻，也是徐志摩父亲徐神如的养女。她通过对徐氏家族的有限眷恋，逐渐在工商业领域创造了自强不息的女权传奇，从而赢得了上海女子储蓄银行副行长兼总经理的社会地位，成为了一个传统管家、现代经理人的徐氏家族代理掌门人。

士人家庭的包办婚姻

张幼仪，1900年出生于江苏省宝山县。她的祖父是清朝的知府，父亲张润之是行医者，家境比较富裕。后来，因为大儿子张家保涉嫌盗窃堂弟家的首饰，张润之愤然放弃祖屋到南翔县城行医，家境陷入贫困。随着8男4女逐渐长大进入上流社会，张家开始渡过难关，走向新一轮的繁荣。

张幼仪是家中第二个女孩，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八。她的二哥张君劢出生于1887年1月18日。1906年留学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和政治学。我在日本留学时，认识了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并与梁启超等人创办了政治通讯社。1910年回国考学部。次年，他通过科举考试，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成为清朝最后一位院士。辛亥革命爆发后，张君劢出任保山县议会议长，与唐华龙、林长民等人组织共和建设研讨会，改组为现代议会政党民主党。1913年，在梁启超的支持下，经俄国前往德国，进入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后，先后任浙江谈判局局长、《时事新闻》主编、内阁国际事务委员会秘书、总统府秘书冯等职。

张幼仪的四弟张公权，生于1889年，1904年考取秀才。1905年考入北京高等专科学校，师从著名教育家唐。1906年，在唐的帮助下，他去日本学习货币、银行、政治和经济。1909年初回国后，任邮电部道路管理处秘书，负责编辑《邮电通讯》。1911年8月，他前往上海，与好友朱清来开始组织政治团体“中国进步协会”。1912年7月任浙江巡抚朱瑞秘书。1913年12月，经中国银行行长唐觉敦推荐，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此后，他从事银行业22年。他曾任中国银行总经理、中央银行副行长和中央信托公司董事。

张幼仪

1913年，时任浙江巡抚公署秘书的张公权参观杭州附中学校时，被一篇学生作文吸引。这《论小说与社会的关系》生动地模仿了梁启超的“文笔飘逸，文笔白描”。他的书法水平高于常人。经过调查，他得知文章的作者是许申儒的独子，许申儒是海宁县的富商，后来在国内外小有名气。渴望爱情的张公权给许深如写了一封信，提议把他的二姐张幼仪许配给许的儿子。徐慎如虽是江浙首富，却办有电灯厂、丝厂、布厂、徐玉凤酱园、宇通银行等工商企业。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一切都是劣等的，唯有读书是高贵的”。他几代都没有成名，能嫁到张家也是理所当然。

13岁的张幼仪是江苏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一名大二学生。该校由江苏巡抚程德全于1912年7月创办。比他大3岁的徐志摩只有16岁。这是典型的包办婚姻。成年父母为未成年男女决定一切。

1915年12月5日，双方父母在石霞商会为16岁的张幼仪和18岁的徐志摩举行了极其隆重的婚礼。婚礼当天，张幼仪穿了一件红白粉色的礼服，因为徐志摩之前已经明确表示要新娘。新婚之夜，张幼仪想告诉徐志摩，她对命运心存感激。现在她是徐家的一员，她愿意为他们服务好。但是，她的传统教育不允许女性在这个时候先开口；徐志摩只是紧张而期待地看着她，一言不发。这是他们之间沉默的开始。

徐志摩和张幼仪

徐志摩的无情背叛

刚来的时候，张幼仪想出去走走，但徐家不允许她一个人出去，就整天待在深院里。她给婆婆做鞋的时候，一定要精心绣花，精心缝制，做得漂亮优雅，但对她自己来说，她是那么的普通，可以穿。她高贵、礼貌、沉默、端庄。虽然获得了徐志摩年长父母的宠爱，却没有触动徐志摩的心弦。

与张幼仪不同，徐申儒这个工商新贵的独子徐志摩在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甚至意气风发中茁壮成长。结婚几周后，徐志摩离开家乡去读书。1916年秋，考入天津北洋大学修法律预科。1917年，北洋大学法律系并入北京大学。在蒋百里、张君劢等人的介绍下，徐神如花了1000大洋让儿子拜倒在梁启超的门下，成为他的弟子。

1918年，绰号“阿欢”的孙子徐积锴出生，标志着徐志摩初步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1918年8月14日，在恩师梁启超的敦促和支持下，徐志摩带着“学以致用，利国利民”的政治抱负，从上海石浦码头乘南京轮船赴美。与他同行的有、朱家华、、查昭亮和董轼。

1920年9月24日，23岁的徐志摩在没有在哥伦比亚大学写硕士论文的情况下，跟随刘叔和前往英国，跟随颇具煽动性的费边社主义理论家拉斯基到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徐志摩刚进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时，一口气报了六门课，和拉斯基夫人一起去伍尔维奇码头观摩民主选举，为梁启超等人创办的《改革》杂志写了几篇长文。然而，这一切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与林的浪漫爱情和绝对的美好。在拉斯基的学识和林的美貌之间，徐志摩更迷恋后者。

因为心不在焉的徐志摩经常逃学，学校很容易找到拉西达官贵人，师生在学业上也有分歧。在英国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高斯沃森狄金森的帮助下，徐志摩不得不从伦敦大学经济学院转到剑桥皇家学院。他刚到国外，去了徐志摩去过的地方张幼仪，还得跟着徐志摩从伦敦到离剑桥六里的小城沙。张幼仪本以为出国后可以和老公一起唱歌，重新开始学习，结果却成了家庭主妇，忙着逛街，洗衣服，打扫房间，准备一日三餐。挥霍无度的徐志摩只把徐神如寄来的支票的一小部分拿出来给她养家。

张幼仪在伦敦期间，感受到了徐志摩爱上其他女人的直觉。1921年8月的一天早上，徐志摩告诉张幼仪，他的一个女朋友要来看他。张幼仪被误认为是徐志摩的第二任妻子。其实，她就是毕业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即将回国的袁。徐志摩送走袁后，张幼仪评价说：“嗯，她长得还行，就是脚和衣服不搭。”徐志摩转过身，粗鲁地吼道：“我就知道，所以我要离婚。”一周后，徐志摩突然从家里消失，背叛了怀孕四个多月的张幼仪。

尊男尊女的工商传奇。

怀孕八个月的时候，张幼仪陪着七哥静秋从巴黎来到柏林。1922年2月24日，她在医院生下第二个儿子彼得。当她回到她和七弟住的房子时，徐志摩写给吴的信已经在桌子上了。在张幼仪的坚持下，第二天她见到了来了半年的徐志摩。金、吴等参加了会见。直到现在，张幼仪才知道徐志摩爱上了林。

徐志摩单方面起草离婚协议一式四份，声明男女双方一致决定解除婚姻，女方获得赡养费5000元。张幼仪当着吴、金等人的面签了离婚协议书，然后在新婚之夜睁眼看向毫无用处的徐志摩：“去找个更好的老婆吧！”

当她和二哥张君劢在巴黎时，张幼仪给乔写了一封信，告诉她她怀孕了，想去学习。徐申如每月给她寄去300大洋美元的支票。在德国，张幼仪用这些钱交了房租和学费，还有养孩子和雇保姆的生活费。40岁的保姆多拉是一个善良温柔的维也纳女人。在她的帮助下，张幼仪申请进入佩斯塔罗齐学院学习幼儿教育。

1925年2月10日晚，因追不上林而陷入新一轮爱情纠纷的徐志摩，在陆小曼等人的注视下，登上了经西伯利亚前往欧洲的火车。他欧洲之行的第一站是德国柏林，他的二儿子彼得因腹膜炎住院。3月19日，彼得在三岁生日前不到一个月去世。从未做过父亲的徐志摩一周后抵达柏林。3月26日，不愿意也不能够做一个合格的丈夫或父亲的徐志摩，在给陆小曼的情书中，盛赞被他背叛的张幼仪：“C是一个有志气有勇气的女人。”这两年她进步很大，独立步伐坚定。她的思想确实有一个渠道."

1926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初九，徐志摩回到浙江海宁石霞镇与父母共度春节。他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陆小曼，说：“我们家的财产分的差不多了，和舅舅家是一家人。”但随着物业的运营，管理还是需要统一。所谓“支”是指每年都有进进出出，来源也多为普通。比如酱油，白银等行业。然后以爸爸的名义打开一式三份：老一辈自己留一份，晚辈乐器和欢儿留一份，我们各拿一份。这是行业的临时管制法。'

许荣初和许申儒兄弟从未分开过。这种分离，与其说是为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姻做准备，不如说是为被徐志摩背叛和抛弃的张幼仪解决了一种法律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小仪仍然以女儿的名义生活，承担着婚前教育孩子的责任。如果她终身不嫁，她将管理她的家庭财产。”

在此之前，在徐神如的要求下，张幼仪带着在西伯利亚的七哥静秋和八哥回国。为了用自己的方式教育儿子，说服徐志摩的父母让她带阿欢去北京读书，她一直抱着和徐志摩复婚的梦想。1927年初，张穆去世，张幼仪回上海与阿欢一起吊唁。从那以后，她就一直住在上海海格路125号许慎如送给她的一栋豪宅里。张幼仪曾在东吴大学教德语，后来在静安寺路开了第一家以尚云命名的上海时装公司。公司最大的股东显然是她的公公，养父许深如。正因为如此，徐志摩在1927年8月3日给周作人的信中介绍：“我有两家新店；新书店想听听老人的看法。还有一家尚云时装公司为女士们提供建议。你不笑吗？”

尚云成立后不久，张幼仪接受了中国银行上海总行副行长张公权的推荐，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行长。1931年4月23日，徐志摩母亲钱病逝，陆小曼赶到海宁。徐申儒拒绝让她进屋。被徐志摩背叛和抛弃的张幼仪，通过对徐家的有限眷恋，逐渐在商界创造了一个女权传奇，赢得了徐神如夫妇的充分尊重。在徐志摩不愿意也无力承担一个合格丈夫的家庭责任，陆小曼不愿意也无力承担一个合格妻子的家庭责任的情况下，张幼仪责无旁贷地充当了一个集传统管家与现代经理人于一身的徐家一家之主。钱婆婆的丧事，由张幼仪以教女的名义主持。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的邮政飞机坠毁在济南党家庄附近的一座山上。在法定妻子陆小曼处理不了的时候，公司代理董事张幼仪冷静果断地处理了一切：让哥哥余九带着13岁的阿欢去济南认领尸体。公祭仪式上，陆小曼想把徐志摩的衣服和棺材换成西式，被张幼仪坚决拒绝。

抗战时期，张幼仪囤积军用染料，价格涨到100倍时，从德国买不到，于是高价卖出。之后，她用赚来的巨款投资棉花和黄金，至今仍是星光璀璨，一帆风顺。

桓，人，毕业于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获学士学位，后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47年，他随张移居美国。

1949年4月，张幼仪离开大陆，移居香港。她的楼下邻居苏继志博士与妻子离婚，带着一个女儿和三个儿子谋生。交往一段时间后，苏继志向张幼仪求婚。1953年，53岁的张幼仪和苏继之在东京一家大酒店结婚。婚后，他们共同生活了20年。1972年，苏继之因肠癌去世。安葬了丈夫后，张幼仪搬到纽约，住在儿子附近，过着简单规律的生活。

1988年，张幼仪逝世，享年88岁，葬于纽约郊外风景优美的费尔诺埃夫公墓。墓碑上刻着“张苏友谊”几个字。梁实秋在第《谈徐志摩》篇中通过对男权家庭的有限依恋，对张幼仪在商界创造的自强自立的女权传奇表达了最中肯的看法：“她默默坚强地活着，她尽了自己的责任，对丈夫、对婆家、对儿子的责任。所有尽职尽责的人都应该受到尊重。”

收集名人给我国贡献资料

●曹禺，原名万家宝，1910年生于天津。1922年入天津南开中学，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参加南开新剧团，1925年开始演戏。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后读研究生，专攻戏剧。1934年初女作《雷雨》问世，获空前成功，被认为是中国话剧走向成熟的标志。《雷雨》之外，代表作还有《日出》（1936）、《原野》（1936）、《北京人》（1940）。1940年还写了《蜕变》，1942年改编巴金的小说《家》为四幕话剧。新中国成立后的主要作品有《明朗的天》、《胆剑篇》和《王昭君》，此外，还写有**剧本《艳阳天》（1947）。其剧作贴近社会现实，充满激情，艺术上贯通中西，创自己的话剧风格，把中国悲剧艺术推向新的高峰，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有的作品已被译成日、俄、英等国文字，并在国外上演。

曹禺是中共优秀党员，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著名戏剧大师，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戏剧教育家，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执行主席。于1996年12月31日因病去世，终年86岁。

●陈廷敬，曾任康熙皇帝的日讲官，后累官至光禄大夫，成为一代名相。深得康熙宠爱，曾主持编纂《康熙字典》、《明史》等巨著。故居位于山西省阳城县北留镇皇城村，为明清仿故宫式建筑。

●陈澧，晚清岭南学术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生著述颇丰，在学术界久负盛名。《东熟读书记》为其晚年作品，虽未完成，亦能代表他的学术见解，反映他的思想矛盾。

●陈树人，岭南派书画大家，曾任国民政府秘书长、侨务委员会委员长。

●邓肯?以沙多拉，19世纪第一跳舞艺术家，现代艺术舞的开创者，现代女子服装解放的先锋，复兴希腊美术精神运动的努力者，亦是一位有伟大人格和文学天才的艺术家。著有《自传》一书。

●方成，不知何许人也。原籍广东省中山县（填表历来如此写法），但生于北京，说一口北京话。自谓姓方，但其父其子都是姓孙的。非学画者，而以画为业。乃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但宣读论文是在中国化学会。终生从事政治讽刺画，因不关心政治屡受批评。

——漫画家方成自传

●丰子恺（1898——1975），现代散文家，画家。长期致力于艺术教育事业，进行美术、文学创作。散文集有《缘缘堂随笔》、《率真集》等。

●冯乃超，1901年10月12日出生于日本，后受成仿吾约请，弃学会国，参加革命。1928年，根据周恩来指示，冯乃超说服各文艺团体停止与鲁迅论争。随后，3次拜访鲁迅。1930年，左联成立，大会通过他起草的《理论纲领》。他与夏衍、鲁迅、田汉等六位一起，被选为“左联”常务委员，并担任党团书记。当年，他邀茅盾入“左联”。1949年，他又请老舍回国。冯乃超还是我国象征派诗歌的拯救者。1928年出版诗集《红纱灯》。冯乃超生前为原北京图书馆顾问。

——辑自2001年10月16日《中国教育报》陈中原文《精神不死追思乃超》

●傅雷（1908——1966），翻译家，字怒安，号怒庵，上海南汇人。他翻译的法国名著很多，有《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等。

●埃?弗洛姆（1900——1980），是当代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逃避自由》、《自为的人》、《罪恶的社会》、《人心》、《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等。舒尔兹在弗洛姆的《如何排遣你的烦恼——为了生活的爱》一书的前言中写到：（我经常去拜访弗洛姆）我总觉得来时和离开时判若两人：离开时头脑更清醒了，浑身充满了活力，不再畏惧那些压迫我们、使我们绝望的力量。

弗洛姆有这样一句话：大多数人在没有开始生活之前就已死去，这是个悲剧。

●高二适，书法家、诗人，江苏东台人，自号舒凫。桑作楷是他的学生。1997年第2期《随笔》有李廷华文《永远的高二适》。

●高烈特（1873——1954），法国著名女作家。早年创作《克劳婷在学校》，1903年创作《克劳婷出走》。一战后，写了两本最有影响的小说《吾爱》和《吾爱结束》，描写了一个50岁的女子与年轻小伙子私通的悲剧，刻画出灵与肉的矛盾。高烈特晚年写成了一部最成功的小说《姬姬》，后改编为**《金粉世家》。

●龚自珍（1792——1841）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生于时代书香和官宦的家庭。由于家学渊源，加上聪明好学，他20岁时已是一名诗人和学者了。1829年中进士，但一直都作小官，很不得志。1839年，48岁的龚自珍辞官南归。其后在丹阳和杭州的书院里讲学。1841年9月26日逝世于丹阳的云阳书院。

●光未然，即张光年，诗人，《黄河大合唱》词作者，曾为《人民文学》主编。

●海明威（1899——1961），一向以文坛硬汉著称。他从小热爱运动，18岁起进入报界，曾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出身入死以致伤痕遍体。1954年，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1961年，因不堪老年病痛的折磨，他开枪自杀，走完了他辉煌的一生。

海明威的文风一向以简洁明快著称，俗称“电报式”。他擅长用极精炼的语言塑造人物。

●胡小石，书法家。

●纪伯伦，纪伯伦的作品1923年被茅盾译介过五篇散文和散文诗，1931年，冰心又翻译出版了他的散文诗集《先知》。但从30年代到70年代末，他的作品又很少再介绍到中国来。

纪伯伦的散文诗具有独特的东方韵味和情感色彩，散发着醉人的艺术馨香，是东方现代文学的重要成果，属20世纪文学精品之列。

●季羡林，我国当代著名的东方语言学家、教育家、散文作家、翻译家，被尊为东方文化泰斗。1911年出生于山东清平县官庄村，清华大学毕业后于1935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1946年秋回国，受聘北大东语系教授至今。这期间，他兼任多种领导职务，但仍致力于佛教梵文和吐火罗文的研究，致力于中印文化关系史和印度佛教史的研究，同时写了大量的散文，出版了见解独到的学术著作，翻译了为数可观的外国文学作品，是在国内外具有很高威望的学者。他精通英语、德语、梵语、吠陀语、巴利语，还能阅读俄文、法文专业书刊，曾翻译过梵文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有《季羡林文集》24卷。

●吉洪诺夫，著名诗人，1952年作为苏联艺术家代表团团长参加我国举行的中苏友好同盟签约一周年纪念。

●贾平凹，姓贾，名平凹，无字无号。娘呼“平娃”，理想于顺利；我写“平凹”，正视于崎岖。一字之改，音同形异，两代人心境可见也。

生于1953年2月21日，孕胎期娘并未梦星入怀，生产时亦没有祥云罩屋。幼年外祖母从不讲甚神话，少年更不得家庭艺术熏陶，祖宗三代平民百姓，我辈哪能显发达贵？

原籍陕西丹凤，实为深谷野洼；五谷都长而不丰，山高水长却清秀。离家十年季季归里；因无“衣锦还乡”之欲，便没“无颜见江东父老”之愧。

先读书，后务农；又读书，再弄文学；苦于心实，不能仕途；拙于言辞，难会经济；捉笔涂墨，纯属滥竽充数。若问出版的那几本小书，岂是速朽玩意儿，哪能在此列出名目呢？

如此而已。

（贾平凹自传）

●姜椿芳，70岁时奠定了中国百科全书事业的基础。

●金岳霖（1896——1984），湖南长沙人，哲学家、逻辑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早年曾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之后在英、德、法等国留学，从事研究工作。1925年回国，1926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主要著作有《逻辑》、《论道》、《知识论》等。

●李大钊，1899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乐亭县一个农民家庭。出生时父亲已经故去，不久母亲也逝去了，是祖父把他抚养成人的。1907年，李大钊中学毕业考进了天津北洋大学法政专门学校。（当时他把自己的宿舍题名为“筑声剑影楼”）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被推举为北洋法政学会会刊《言治》月刊的编辑部长。当时还被推崇为“法政学校三杰”之一。（他的老师白雅雨在辛亥革命期间被袁世凯处死）1913年，李大钊东渡日本留学。

李大钊在日本期间就读的是早稻田大学。后因长期欠席被学校除名。这是他积极参加革命运动所付出的代价。1916年5月，李大钊回国。1916年7月，在北京创办《晨钟报》。1917年7月，张勋复辟，李大钊到上海。1918年1月，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1924年，代表中国***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0月回国。1927年4月6日上午，李大钊与妻子、两个女儿以及60多名国共两党的工作人员在北京同时被捕。1927年4月28日，被绞死。这一天离他38岁的生日还有180天。

中共党史界有一句话：“南陈（陈独秀）北李（李大钊）相约建党。”

《美国图书情报百科全书》中专有“李大钊”词条，称李大钊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

1999年10月29日，纪念李大钊诞辰110周年的电视文献记录片《李大钊》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梁实秋（1903、1、6——1987、11、3），北京人，祖籍浙江余杭，原名梁冶华，字实秋。1915年至1923年就学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1924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1926年回国任教于东南大学。为新月社主要成员。1949年去台湾，执教于台湾南北数所大学，直至65岁退休专事写作。译成400多万字的莎士比亚全部剧作和三卷诗歌，著成100万字的《英国文学史》，选译了120万字的《英国文学选》，译出124册《时界名人传》，编成30多种英汉字典和数十种英语教材。著有《雅舍小品》（四集）《雅舍杂文》《雅舍谈吃》《秋室杂文》《实秋杂文》《实秋文存》《槐园梦忆》等。

●梁思成（1901——1972），1901年出生于日本东京，当时其父梁启超正因戊戌变法失败而亡命日本。他自幼受父亲的熏陶，对中国古典文化素养深厚。11岁回国，14岁进清华学堂，23岁留美，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院和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建筑，兼攻西方建筑史。游历欧洲时，对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珍视和保护古典建筑的做法印象深刻。1928年回国后，一边教学，一边和夫人林徽因及同事、学生遍访中国各地的古代建筑。十几年中，足迹踏遍15个省，200多个县，测量、摄影、分析、研究的古建筑和文物达2000余项。对北京城内文物的保护和日本奈良的保护做了很大的贡献。

●林散之，书法家。

●刘半农，我只能说说临时想出来的半农的两种好处，其一是半农的真，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人都无恶意。其二是半农的杂学，他的专门是语音学，但他的兴趣很广博，文学美术他都喜欢，做诗、写字、照相、搜书、讲文法、谈音乐，有人或者嫌他杂，我觉得这正是好处。方面广，理解多，于处世和治学都有用，不过在思想统一的时代自然有点不合式。

——周作人《半农纪念》1934年11月30日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19 年第一次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随后连续发表《孔乙己》、《药》、《故乡》等著名小说。1921年发表《阿Q正传》，成功地塑造了阿Q这一典型形象，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不朽名著。1923年集成小说集《呐喊》，为革命现实主义的新小说奠定了基础，其后又发表了《祝福》等著名小说和《藤野先生》、《范爱农》、《野草》等著名散文。“四?一二”大屠杀后，愤然辞职，定居上海，专门从事写作，研究马列主义，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先后主编刊物和写作优秀杂文《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友邦惊诧”论》等。此外，还翻译果戈里、法捷耶夫等外国作家的作品。鲁迅是现代世界文坛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建国后出版《鲁迅全集》20卷。

鲁迅作品简况：

1、小说集两部：《呐喊》（1918——1922）、《彷徨》（1924——1926）

其中《呐喊》所收作品有：《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风波》、《故乡》、《阿Q正传》、《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14篇。

《彷徨》所收作品有：《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长明灯》、《示众》、《高老夫子》、《孤独者》、《伤逝》、《弟兄》、《离婚》11篇。

2、历史小说集一部：《故事新编》（1922——1935）

其中收录：《序言》、《补天》、《奔月》、《理水》、《采薇》、《铸剑》、《出关》、《非攻》、《起死》、《怀旧》10篇。

3、散文诗集一部：《野草》（1927）

4、散文集一部：《朝花夕拾》（1928，原名《旧事重提》）

5、杂文集十六部：

《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篇》（1926）、

《而已集》（1927）、《三闲集》、《二心集》（1930）、《南腔北调集》（1922——1933）、《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1934——1936）、《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集外集拾遗》。

6、翻译作品

俄国作家果戈里的《死魂灵》、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毁灭》。

●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是一位极著名的反对侵略、拥护苏联的杰出战士，是本世纪全人类伟大的良心之一。1935年6月23日至7月21日，罗兰对苏联进行了27天的访问。这27天的日记——《莫斯科日记》按他的遗嘱，50年后也就是1985年才得以公开发表。在日记里，罗兰已经看到苏联存在的危机，他在日记中说：“可要小心震动，有朝一日，在一个美丽的日子里，那震动会突然发生的！”历史证实了他的预言。90年苏联国家自行解体。

——节录自1997年第1期《随笔》

罗曼?罗兰是法国近代作家，社会活动家。受托尔斯泰思想影响很大。20世纪初写成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一战期间，积极投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行列。20年代曾发生思想危机，接受甘地的不抵抗主义。30年代初宣布和过去的错误思想决裂，此后积极参加反对法西斯和保卫和平的活动。还有长篇小说《欣悦的灵魂》等。

●南丁格尔，1820年5月12日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曾在巴黎大学就读，后去德国学习护理，并开始对英、法、德等国的护理工作进行考察研究，写出了不少护理学专著。1854年至1856年，英、法、土耳其联军与沙皇俄国在克里米亚交战，由于没有护士且医疗条件极差，英军伤病员死亡率高达42%。在这种情况下，南丁格尔率领38名护士奔赴战地医院，通过健全医院管理制度，提高护理质量，在短短数月内把死亡率降至2.2%。

战后，南丁格尔一直致力于护理工作，并于1863年在伦敦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护士学校，推动了西欧各国乃至世界各地护理工作和护士教育的发展。由于她的努力，护理学成为了一门科学。

为了纪念这位英国护理学先驱、护士职业创始人弗罗伦斯?南丁格尔对护理工作做出的卓越贡献，国际护士会于1912年把南丁格尔的诞辰日5月12日定为国际护士节。

●沈从文，解放后，沈从文被迫退出了文学阵营，搞起了古代服饰研究。他不想放弃钟爱的文学，一度精神失常，曾用小刀割破血管试图自杀，但是未遂。后来，沈从文被政治扭曲了意识，政治意识在他头脑里占了第一位。

——《文学故事报》

沈从文和萧乾也曾有一段从师生到绝交的故事。

沈从文妻张兆和。

●师哲，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辑局局长。当时，陈昌浩、张仲实、姜椿芳任副局长。

●苏曼殊（1884-1918），出生于日本横滨，祖籍广东香山县。俗名玄瑛，字子谷，小名三郎。其父苏杰生是横滨一大富商。苏曼殊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奇人，他半僧半俗，亦僧亦俗，通晓法文、英文、日文、梵文，又能诗能画，小说、翻译均超轶尘凡。他有浪漫传奇的身世，人们对他的称号很多：诗僧、情僧、革命和尚、风流和尚等等。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苏曼殊是一个彗星式的人物，一时间光芒夺目，随即悄然殒没。

他一生三次出家为僧（12岁、17岁，20岁），与一批中国革命先驱都有很深的友谊。1910年他加入南社（中国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曼殊所撰小说有《断鸿零雁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等。其中《断鸿零雁记》是一部长篇自传抒情小说，所写的就是曼殊的漂泊人生。

刘三在《赠曼殊》中写到：

只是有情抛不了，

袈裟赢得泪痕粗。

表现了他学佛与恋爱的内心痛苦。

●泰戈尔（1861——1941），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是印度伟大诗人、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被尊称为“东方诗圣”。1913年，泰戈尔以其“敏锐、清新、优美”的诗歌创作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获得此奖的首位亚洲人。

泰戈尔的家庭是一个较有文化修养的家庭。他从小就喜欢文学艺术，8岁开始诗歌习作，14岁公开发表作品，17岁时，前往英国，学习英国文学，为自己的创作做了充分的准备。

1880年，泰戈尔回国后，陆续出版了一系列诗集、戏剧和长篇小说，他的创作也逐步走向成熟，开始以崭新的诗歌形式反映现实生活，形成一种质朴、清新的散文诗。

进入20世纪，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泰戈尔积极参加这一活动，写了许多爱国诗篇。1910年，他发表了长篇小说《戈拉》，歌颂爱国行为，表明对祖国自由的坚定信念，同时批判了传统的落后思想。同年，又发表了抒情诗集《吉檀迦利》，诗中以优美的笔调，描写了现实中的欢乐与悲哀，歌唱生命的荣枯，表达了对祖国前途的关怀和对人生理想的探索与追求。诗人的幻想与现实，通过优美的诗句，融洽地揉为一体，反映了诗人对美与善的追求与热望。1912年旅英，该诗的英文版倍受英文学界推崇。

泰戈尔一生中共出版了诗集50多本，代表作有《吉檀迦利》、《新月集》、《飞鸟集》、《园丁集》等。还创作了几部中、长篇不说，上百篇短篇小说，20多部剧本，以及大量关于文学、哲学、政治方面的论著。泰戈尔不仅是一位诗人、作家，还是一位颇有造诣的画家和音乐家，他留下了1500多幅绘画作品，并谱写了大量歌曲，其中《人民的意志》于1950年被确实为印度国歌。

1924年四五月间，泰戈尔曾应梁启超之邀，以学者身份来华访问，他主要到了上海、北京、武汉、太原等地，其间与徐志摩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泰戈尔回国后出版了《在中国的讲话》一书，“谨以此书献给挚友徐志摩和伟大的中国人民”。1929年，泰戈尔再访中国，徐志摩、陆小曼夫妇热烈欢迎、盛情款待。在华访问期间，泰戈尔给徐起了一个印度名字——素思玛，而梁启超给泰戈尔起了个中国名字叫竺震旦，泰戈尔的原名含有太阳和雷的意思，而“竺”是古印度的别称，震、旦正蕴含着雷和太阳的意思，是古印度对中国的别称。

●吴宓（1894——1978），字雨生，亦作雨僧。吴宓生前常对人说，他的一生以28年为一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出生到28岁（1894——1921）为第一阶段：少年发奋，清华求学，哈佛留洋，学成回国服务；从29岁到56岁（1922——1949）为第二阶段：主编《学衡》杂志，创办国学研究院，筹建清华外文系，执教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这是吴宓一生中事业和梦想的高峰期；从57岁（1950）起为第三阶段：吴宓一直隐居在北碚缙云山下的西南联大，他预估自己只能活到84岁。1978年，吴宓在老家陕西泾阳县去世，正好活够84岁。

吴宓曾自撰联总结自己的一生：

一生长畏风雨雷，

三宝终归佛法僧。

陈寅恪集杜甫《秋述》文和李商隐《马嵬》诗，写到：

新雨不来旧雨往，

他生未卜此生休。

●闻一多，

●肖娴，书法家。

●余光中，闽南人，1928年出生于江苏南京，曾在美国、香港教书多年，现为台湾高雄市“国立中山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院院长。右手写诗，左手成文，并兼擅翻译与评论。其诗文多年来风格屡变，日臻圆满，受到海内外文坛一致推崇。现已出版诗集15部，散文及文学评论集12部，译著多部。

●俞平伯，是一位学者兼诗人，散文家，他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俞平伯自1921年4月受胡适《红楼梦考证》的影响与顾颉刚讨论《红楼梦》起，便与《红楼梦》结下不解之缘。1923年出版他的第一部、也是奠定他红学学术地位的专著《红楼梦辨》，1952年又将它修订改题为《红楼梦研究》出版。1954年出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1958年出版《红楼梦八十回校本》，1954年1月至4月发表读《红楼梦》随笔三十八篇，后结集为《读红楼梦随笔》，直到晚年，他还不时发表有关红学的文字。

——石昌渝《俞平伯和新红学》刊于2000年2月《文学评论》

●恽代英，中国***创建时期的重要***，我国早期青年运动的杰出领袖。1895年生于武昌，就读于中华大学，毕业后，应陈时校长之邀，留校任附中部主任（即校长）。现华中师大校内有恽代英全省汉白玉雕像。

●张艺谋，原陕西国棉八厂辅助工，1978年考入北京**学院，后成为国际知名导演。

●章士钊，自号孤桐，曾主办《甲寅》。

●赵熙，字香宋，四川“五老七贤”之一，著名书法家和诗词家。

●钟敬文，我国著名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诗人、散文家、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广东海丰人，生于1903年3月20日。1922年毕业于陆安师范学校。1927年到中山大学任教。1928年到浙江大学任教。1934年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研修。1936年回国，继续在浙江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积极从事救亡工作，后到中山大学和香港达德学院任教。1949年以后，一直在北京师大任教。钟先生是中国文联荣誉委员，历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荣誉理事长、中华诗词学会副主席等。

钟先生是我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创始者和奠定人之一，在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领域辛勤耕耘了80年，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自己所钟爱的事业。钟先生1950年参加创办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53年开始招收我国首届民间文艺研究生，1955年组建了我国第一个民间文学教研室，被誉为“中国民俗之父”。

2002年，钟先生因患老年性综合症，医治无效，于本年1月10日0时1分在北京友谊医院与世长辞，享年100岁。

《明暗之间：鲁迅传》05:留学日本

1902年4月，鲁迅抵达日本，他首先进入东京的弘文学院就读，这是一所专门接纳“清国留学生”的预科学校，主要教授日语。

同样在这段时期里，梁启超、孙中山等维新、革命之士也聚集到了日本。

一时间，《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宣扬新文化的报刊流行开来，大大小小的集会、讲座也在东京遍地开花。

在弘文学院学习之余，鲁迅经常去参加集会、听演讲。在活动中吸收新思想的同时，鲁迅也结识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其中就有鲁迅的同乡、后来成为终生挚友的许寿裳。

鲁迅和许寿裳两人经常聚在一起讨论问题。据说，二人最常讨论三个问题：一是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是中国人的国民性最欠缺的是什么；三是它的病根何在。

在这些革命义士、同学伙伴中，有一个人对鲁迅的影响最为深远，直到鲁迅临终前，回忆起这位前辈，还大赞他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

这个对鲁迅影响最深的人，就是章太炎先生。

早先，章太炎因参加维新运动而遭到清政府通缉，一度被捕入狱。出狱后，章太炎流亡日本。

他在日本遇到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担任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主笔。章太炎运用自己在中国古典、印度哲学、西方哲学领域的渊博知识，倡导革命，批判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论。鲁迅经常在报刊上读到章太炎的文章。

此外，鲁迅每周日都会与好友许寿裳、钱玄同等人去民报社听章太炎的讲座，听章太炎讲授知识，评点时事。

来到日本一年后，在新思想的感召下，鲁迅剪掉了自己的辫子，决心做一名新时代的“现代人”。

不过，第二年回乡探亲时，鲁迅还是在上海买了一条假辫子，因为按照清朝的法规，男人不留辫子是要被砍头的。

从弘文学院毕业后，鲁迅本应按照清政府指定的升学方向，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部采矿冶金系，但他却选择了医学。

鲁迅当时的梦想是，毕业回国后，救治像父亲一样被庸医耽误的病人，如果发生战争，就去当军医，以此为民族革命做贡献。

他对医学的热情，甚至让一位原计划学习师范的朋友，改学医学专业。

鲁迅非常反感东京那些为了拿文凭而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他们会为了一张证书而兴高采烈地跳舞，会成群结队去上野赏花。

所以他决定远离喧嚣的东京，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潜心学医。

少年中国说作者流寓日本时期是什么时候？

八国联军侵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少年中国说》写于1900年，正在戊戌变法后，作者梁启超流亡日本之时。

那年是庚子年，当时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爆发了义和团爱国运动。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组成八国联军，勾结清政府，镇压义和团运动，攻陷了天津和北京等地。

当时八国联军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是“东亚病夫”，是“一盘散沙”，不能自立，只能由列强共管或瓜分。而中国人中，有一些无知昏庸者，也跟着叫嚷“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任何列强三日内就可以灭亡中国”，散布悲观情绪，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戊戌变法失败迫使梁启超逃亡日本，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变法图强的努力，到日本的当年就创办了《清议报》，通过媒介竭力推动维新运动的继续。当时帝国主义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

为了驳斥帝国主义分子的无耻滥言，也纠正国内一些人自暴自弃、崇洋媚外的奴性心理，唤起人民的爱国热情，激起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梁启超适时地写出这篇《少年中国说》。

扩展资料

《少年中国说》是梁启超的代表作之一，是当时发表在《清议报》上的一篇著名文章。

此文影响颇大，是一篇篇幅较长的政论文，作者站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上，在文中将封建古老的中国与他心目中的少年中国作了鲜明的对比，极力赞扬少年勇于改革的精神，鼓励人们肩负起建设少年中国的重任，表达了要求祖国繁荣富强的愿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被公认为梁启超著作中思想意义最积极，情感色彩最激越的篇章，作者本人也把它视为自己“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所之暗潮”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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