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刘海粟法国留学时间的更新速度越来越快。今天，我将和大家分享关于刘海粟法国留学时间的今日更新，让我们一起跟上时代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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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粟的劣迹谁知道？

1、模特儿事件

刘海粟1914年，在自己创办的上海美专破天荒地开设了人体写生课，最初只聘到男孩为模特儿。1917年，上海美专成绩展览会，陈列人体习作，某女校校长看后谩骂：“刘海粟是艺术叛徒，教育界之蟊贼！”一时舆论界纷纷扬扬，群起而攻，刘海粟则干脆以“艺术叛徒”自号自励，一如西方“野兽派”之先例。

2、人体写生

一天夜里，美专的画室被流氓捣毁了。孙传芳对刘海粟也甚为恼怒，当即下了通缉刘海粟的密令，又电告上海交涉员许秋风和领事团，交涉封闭地处法租界的美专，缉拿刘海粟。急得刘海粟之师康有为一天三次去找他，劝他离开上海，他坚守美专不离寸步。

法国总领事认为刘海粟无罪，尽管许秋风一再交涉，并不逮捕刘海粟，领事馆为了让孙传芳下台阶，只好在报上登了一条消息，说孙传芳严令各地禁止模特儿，前次刘海粟强辩，有犯尊严，业已自动停止模特儿。这个叫刘海粟的画家，因为这一事件从此名扬天下。

3、结识贵人

蔡元培在刘海粟的人生艺术道路上，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刘海粟后来之所以能成为一代艺术宗师，中国新兴美术的奠基人，与蔡元培对他的支持和提携是分不开的，在刘海粟的人生关键时刻，他给予了坚定的支持。最重要的是他帮助海粟到欧洲考察艺术和促成了柏林中国画展。

这两件事对刘海粟的艺术人生非常重要，可谓转折和升华。蔡还是刘海粟的艺术知音。在刘海粟的藏画中，有很多他的题跋。海粟终生感激他，蔡去世后，为了纪念蔡元培，刘海粟在美专设立了蔡孓民先生纪念奖学金，建立了蔡孓民美术图书馆。

4、艺术叛逆

1925年1月10月，画家刘海粟大力向国人推荐生前潦倒，死后荣耀无限的荷兰大画家梵·高，称他为“艺术叛徒”。文章中说：“非性格伟大，决无伟大人物，也无伟大的艺术家。”

5、争议

2005年，近代美术教育的先驱人物周湘的孙儿周传写了万言长文，揭露“洋场恶少”刘海粟的劣迹：刘本纨袴子弟，1909年在光绪帝内廷画师周湘创办的上海布景画传习所中学画两个多月，因调戏周宅一名丫头而被开除。

刘怀恨在心，买通文化稽查部门诬指画院没有注册，继而怂恿税务稽查部门胥吏以偷漏税收罪名强行封闭学校，又指周湘教学生画模特儿为“藏污纳垢”兴讼。刘唆使黑社会流氓砸烂画院门窗课桌，把学生赶出校门。

最令人发指的是把周湘打成重伤，七孔流血，肋骨折断。在讼事审理过程中，刘海粟奸占周湘的丫头孙姝，且一再迷奸周夫人孙静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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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人体艺术”这门学术？

人体艺术起源于古希腊。当时的人们出于对人体包括生殖的崇拜而通过雕塑绘画的形式将人体表现出来，渐渐地形成了一门艺术。

14世纪至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将人体艺术推向了顶峰，涌现了一大批擅画裸体油画的画家，产生了数量众多的人体绘画作品，对欧洲乃至世界绘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20世纪初，我国画家徐悲鸿、刘海粟等从法国留学归来，带回了在欧洲盛行的人体绘画艺术并试行传播推广。刘海粟等人还创办上海美术画院，开设人体绘画艺术课程。但由于几千年来传统思想的根深蒂固，人体艺术遭到强烈反对和抵制，始终未能形成气候。据说当时即便是在中国最“开放”的上海想找一个人体模特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体艺术创作环境和氛围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人体艺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接受和认可。在许多高等院校，人体艺术上了课堂。在许多城市，人体艺术绘画雕塑展览成为正常的文化活动。人体艺术早已登上了大雅之堂。

但是毋庸讳言，即使是在今天，对人体艺术仍存在不小的争议。特别是在民间，很多人对人体艺术“颇有微词”。有的是看不惯，有的压根就不认为人体艺术是“艺术”，甚至还有人认为人体艺术是“下流*秽的图画”，是丑陋的东西。

笔者在最初的时候对人体艺术也是一种质疑审慎的态度，后来逐渐改变了看法。认为，人体艺术不失为一种美的艺术。只要你以宁静的心理和审美的眼光去审视“她″，欣赏“她”，确实能给人带来精神的愉悦，心灵的感悟和美的享受，而且是其他艺术作品所不能替代的。

中国近现代女画家

1、何香凝

何香凝（1878.06.27-1972.09.01），女权运动的先驱之一，民革主要创始人，国民党元老，建立民国的功臣，“三大政策”的忠实执行者，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方面军，也是新中国创始人之一。

1909年4月10日，何香凝转学东京本乡女子美术学校日本画高等科。在学校里，她除接受老师端管紫川先生讲授的山水、花卉画外，还每周两次向日本帝室画师田中赖章学画狮、虎等动物。

作为中国革命的元老级人物，何香凝一直没有放下画笔，早期作品有浓厚的日本画风格，她以梅花和老虎为题材的绘画作品享誉海内外。

她擅作花鸟，偶作山水，笔致圆浑细腻，色彩古艳雅逸，意态生动。擅长中国画。作品有《狮》、《梅花》、《高松图》等。

何香凝的画作立意讲究，她常借对松、梅、狮、虎及山川等的描绘，抒情明志。她的充满斗争之意的作品不仅记录着本世纪初叶以来的变幻风云，是中国现代史的缩影，同时也是她七十年革命生涯和人格品行的生动写照。

2、潘玉良

潘玉良(1895—1977年)，中国著名女画家、雕塑家。1921年考得官费赴法留学，先后进了里昂中法大学和国立美专，与徐悲鸿同学，1923年又进入巴黎国立美术学院。

潘玉良的作品陈列于罗马美术展览会，曾获意大利政府美术奖金。1929年，潘玉良归国后，曾任上海美专及上海艺大西洋画系主任，后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

1937年旅居巴黎，曾任巴黎中国艺术会会长，多次参加法、英、德、日及瑞士等国画展。曾为张大千雕塑头像，又作王济远像等。潘女士为东方考入意大利罗马皇家画院之第一人。

代表作品《格鲁赛头像》。

3、陆小曼

陆小曼 （1903年11月7日－1965年4月3日），名眉，别名小眉、小龙，江苏常州人，近代女画家。师从刘海粟、陈半丁、贺天健等名家，晚年被吸收为上海中国画院专业画师。

曾参加新中国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画展。陆小曼擅长戏剧，曾与徐志摩合作创作五幕话剧《卞昆冈》。

她还谙昆曲，也能演皮黄，写得一手好文章，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和扎实的文字修饰能力。因与徐志摩的婚恋而成为著名近代人物。1965年4月3日于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62岁。

4、方君璧

方君璧（1898—1986年），女，福建闽侯人。中国二十世纪初为数不多的女性画家之一。出生于名门望族，曾经留学法国，在巴黎期间其作品《吹笛女》作为第一位中国女性画家的作品入选“巴黎美术展览会”。

1984年巴黎博物馆为她举办了“方君璧从艺六十年回顾展”，给予这位在巴黎起步的东方女画家的业绩以充分的肯定。被誉为“东方杰出的女画家”。代表作品《吹笛女》、《拈花凝思》等。

5、陈小翠

陈小翠（1907-1968），又名玉翠、翠娜，别署翠候、翠吟楼主，斋名翠楼。女，浙江杭县人。擅长中国画，十三岁即能诗，有神童之称，后从杨士猷、冯超然学画。

擅长工笔仕女和花卉画，风格隽雅清丽，饶具风姿。擅书法，笔致清峭，有俊拔挺秀之趣。上海中国画院画师。著有《翠楼吟草》十三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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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女画家，黄蜀芹导演的**《画皮》讲述了其生平

画魂

导演: 黄蜀芹 (Shuqin Huang)

编剧: 刘恒 (Heng Liu) / Min Anqi / Shi Nan

主演: 巩俐

上映年度: 1993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 / 法国 / 台湾

民初女画家潘玉良的传奇一生。

潘玉良原是江南的妓女出身,对绘画独有天分，却无人赏识。

一次机缘让她认识了芜湖海关盐业总监潘赞化（尔东升饰），随即被纳为妾。她随潘赞化到了上海,因为见她喜欢绘画，潘赞化介绍了专业老师让她学习，从此开始了学画的学生生活。

其后由于潘赞化的正室的介入让原本感情很好的二人渐渐产生了矛盾。她于是留学巴黎,渐渐成为国际著名的画家。上海美术学院校长刘海粟观念开明,请她回国任教,不料学风开放的欧洲与国内艺术界的情形大相径庭。一心为艺术的潘玉良被保守的知识分子们指责为“妓女艺术家”，抨击与阻碍她教授的人体画艺术......

潘玉良，1895年6月14日出生于江苏扬州。她本名陈秀清，后来被亲属收养，改姓张。她两岁的时候，父亲和姐姐相继病故。8岁时，母亲也在贫困交加中去世。于是她成了孤儿，开始和舅父生活在一起。她的舅父是一个出了名的赌棍，一旦赌输就常常对她拳打脚踢。没有爱的童年生活是暗无天日的，没有丝毫的快乐可言。13岁那年，她那没有人性的舅父为了积聚赌资，将她骗到安徽芜湖，卖给那里的妓院当烧火丫头，不久被迫卖艺，易名张玉良。在妓院里，她开始学吹拉弹唱的技艺，学唱京戏中黑头、花脸的曲调，这些都为她后来拥有的良好艺术感觉打下了基础。

整个妓院的氛围是女性化的，权力的主导却是男性。为了更好地生存下去，出卖灵肉的女子们只能一味地温顺，而从小的苦难再加上生活的穷困，使玉良过早尝遍了人间的酸苦，也使她的性情格外刚烈、倔强，坚决不拿自己的身体作交易。因为拒绝接客，她逃跑过10多次，甚至毁容上吊过数回，却依然无法摆脱这个遭人唾骂的阴影。她知道当妓女不是自己的错，一切都是险恶的人世所带来的，她孤寂的心强烈渴望着开始另一种清新的生活。

终于，4年之后，命运向她伸出了慈爱的手。一位改变了她一生命运的男人——潘赞化走进了她的生活。

潘赞化当时是芜湖海关监督，他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是同盟会会员，为人正直，富有同情心。他是那个时代多余的人，对于功名利禄他毫不上心，只向往有一个家，一个安定的、平和的生存环境。他曾参加过云南起义，极力宣扬自由时代的可贵，但自己的生活却总是事与愿违。矛盾痛苦中，他来到青楼之地放纵自已，却被玉良的身世和才情所打动，二人相知相爱并相惜。他最终用重金将她赎出。为表达对他的知遇之恩，玉良便将潘字冠在自己名前，改名叫潘世秀。

1913年，由惟一的来宾——当时中国***总书记陈独秀证婚，她和潘赞化在上海成婚，从此成为他的第二位夫人。

投身艺术

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政治上动荡不安，文化上变化多元的城市，旧与新，地理与人文，商业与文化都极发达。

成为年轻**的潘玉良由于出身的卑微，常遭到潘赞化的原配夫人的恶语相向。潘夫人是一个裹着小脚的旧式女人，极为陈腐，对于这个突然闯入她的生活、与她争夺丈夫的女子，她睚眦必报，寸土必争。因此，虽然衣食无忧，玉良却成天闷闷不乐。她对平静、陈旧的生活感到索然无趣，对常常需要的忍气吞声感到不满，她向往做自己喜欢的事。于是，家务之余，她开始跟从潘赞化学习读书识字，有意无意间接触了许多艺术家，也接受了许多新的思想。

她天资聪慧，对色彩极其敏感，求知欲和上进心很强，在学习上进步得很快。1917年，在潘赞化的鼓励下，她跟随他们的邻居，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师洪野学画，开始了艺术启蒙。第二年，她又在他的建议下，报考了该校。入学考试时，她的成绩最好，可当时美专的教务主任考虑到学校因为人体模特风波已经受到社会各界的攻击，若再接受一个妓女出身的女子，可能会把学校的牌子砸了，就没有录取她。赞赏她的校长刘海粟得知后，连忙拿起毛笔赶到榜前，在第一名的旁边写了“潘玉良”三个大字，并亲自通知她被录取了。就这样，她改名潘玉良，进入专业学校，师从刘海粟、王济远、朱屺瞻等人，接受传统艺术教育和素描、速写、色彩写生等基础训练，开始了她布满荆棘、历经磨难的艺术之路，成为中国最早进入专业美术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艺术女性之一。

她很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十分刻苦勤奋，因此常受到教师们的鼓励。在这些具有开创精神的新一代艺术家的教导下，她认识到生活原来是可以更加高远、更加自由、更加自我的。她这样描绘自己当时的心情：“不止一次地从梦中笑醒。”

她的优秀很快招来了别人的妒忌，有人开始故意探听她的身世并四处散布，顿时，污言秽语漫天飞扬。据说，还有一个富家**竟为此退了学。然而，潘赞化一如既往地支持她。这种救助和支持，与其说是出于个人的感情，不如说是出于一种信仰和道义。他一向开明，主张男女平等，曾有人悄悄告诉他“潘玉良常和男同学出去写生”，他听了不以为愠，反而明白表示支持她这样做：“男女社交公开嘛！” 这对她是难得的理解。

正是在这种无条件的支持和理解下，1921年，她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美专毕业。恰逢当时留法勤工俭学兴起，为了使她摆脱这个令人窒息的为封建势力所包围的恶劣环境，当然，也是为了让她艺术上有更大的长进，导师刘海粟建议她去法国深造。于是，潘赞化又通过安徽省教育厅为她取得了官费留学名额。在“法华教育会”安排下，她远渡重洋，开始了第一次欧洲之行。当时同行的还有苏雪林、林宝权、罗振英、杨润余等13名女生。

在上海不足10年的生活就此改变了她的一生。她的成长虽经历了无数的坎坷，却也有不少幸福的成分——问茫茫人世又有多少人可以遇到这样的贵人，这样不嫌弃她，又这样无条件地提携她呢？

异国学梦

潘玉良来到法国后，先进入东部的里昂美术学院学习法文，两个月后考进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专攻油画。

当时的巴黎，是欧洲各种艺术思潮融合的殿堂。从古希腊、古埃及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从法国古典主义、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到现代绘画，各种流派的思想在这里激荡、交融，纷呈在她的眼前，她如饥似渴地沉迷在小“花都”的艺术世界中。毕业后，她又考取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师从达仰·西蒙，与后来的一代画师徐悲鸿同窗。

1925年是她留学生活中最为艰苦的一年。因国内动乱不断，留学津贴十分紧张，在巴黎生活愈加不容易。在许多人选择回国的时候，怀着对绘画的热爱，她毅然选择到意大利继续进修。同年，她考入罗马国立艺术学院，跟随绘画系主任康洛马蒂学习。她的绘画天赋深得其赏识，被破格直接升入该学校三年级学习，成为该院的第一位中国女画家。两年间，她创作作品众多，凡意大利国家美术展，她的作品每必入选。1927年，她的作品《裸女》参加意大利美术展览获金奖和5000里拉的奖金。从此，她的艺术创作开始备受世人关注。

1928年冬季，潘玉良学成回国。8年的留学生活使她大开眼界，也丰富了她的艺术世界。而此时的中国，外敌入侵，内乱不断，民不聊生，许多画家的艺术才华和艺术追求难以施展。面对国内的作风迂腐、理念僵化、封建自闭，她感到深深的失望，倔强的本性和完美主义的特点使她决心努力去改变这一切，却也因此招致很多世俗的恶毒中伤。

回国不久，她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受导师刘海粟之聘，她回到母校上海美专任西画系主任、教授，除此之外，她还兼任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中央大学艺术系美术科教授，先后与王济远、庞薰琴、徐悲鸿等名家共事。1936年，她回到上海美专任西画研究所所长、教授，同时笔耕不辍，又随后举办了四次个展，并出版了《潘玉良油画集》。

由于接受了欧洲画坛的先进思想，她的画独特新颖，这在其早期的作品中一一反映出来。她的《春之歌》吸取了印象派绘画的光色变化，以自然抒情的笔调表达出生活中蕴涵的美的境界。而《仰卧女人体》则用笔刚劲，造型简洁，色彩浑厚，似乎又有19世纪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的影子。然而她这一阶段更多的还是像《红衣老人》、《黑女像》等风格典雅、构图庄重的作品。其娴熟的技法，遒劲的笔力，充分展示了她师承古典主义的严谨作风和良好的学院派传统。据说，她的一幅《壮士头像》曾被当时的外交部部长以1000银元收购，轰动上海滩，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她还有许多作品入选“首届全国美展”（解放前国民政府时期），被画界誉为“中国西洋画坛的第一流人物” 。

抗战前，她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美术教学和研究上。这期间，她的作品多为油画、素描，也有少量的雕塑，题材十分广泛，功力扎实，同时又或多或少闪现出一些西方绘画流派的烙印。此时的她在艺术创作上已经如日中天，逐渐走向成熟，并在画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可惜她的现代主义画风并不被当时的主流文化所认可，也与当时在社会中占有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艺术产生严重分歧，因而时常受到排斥和贬损。

抗战期间，她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参与当时的现代主义艺术的倡导活动，与前辈和同僚们一起，成为中国现代艺术思潮的骨干力量。1931年，她协助蔡元培组织“中国艺术学会”。1934年，她捐赠玉雕佛像支援绥远军民抗日。同时她还参加了多次当时美术界的义卖活动，并多次发表讲话，谴责一些“知名人士”远离现实、话多画少，并因此受到一些诸如“妓女不能玷污象牙之塔”的诽谤攻击。但她不为所动，反而以加倍的努力投身艺术创作和社会活动。她创作的油画《白菊》，就寄托了自己对艺术、对爱情无限忠诚的追求。

可惜的是，虽然她有志于献身国内美术教育，但早年不幸的出身，却使她难以在保守的中国社会立足。1937年，借参加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和举办自己画展的机会，她终于再次离开生活了八年的中国，远赴欧洲继续深造，开始了她长达40多年客居他乡的生活，直至去世。

旅居生涯

自古以来，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女性要成功往往比男性困难，必须付出更多牺牲，才能成就事业，潘玉良也不例外。

初到法国，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紧张，许多留法习画者正纷纷离去，她的生活也十分窘困。据当时正在法国留学的著名歌唱家周小燕回忆，她的住处就是在歌剧《波西米亚人》中所描绘的许多穷画家、穷学生聚居的“拉丁区”的一个小阁楼里。房间的墙上贴满了她画的素描，线条非常流畅，而且很有力，多是裸体，其中还有她的自画像。

在法国，画家属于自由职业者，要靠卖画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巴黎又是高消费的城市，为人忠厚诚实的她，没有代理商代理出售作品，也不会宣传“推销”自己。于是她的画卖出的很少，往往入不敷出，只能靠社会补助金勉强维持生计。然而，巴黎浓厚的艺术氛围很快使她忽略了一切的困难，依然孜孜不倦地创作。旅法画家贺慕群曾回忆说：“潘玉良生活并不富裕，但是生性豪爽乐于助人。她常留短发，喜喝酒，不拘细节，说话时声音很大，气势不让须眉，颇有男子气度。晚年时生活在蒙巴拿斯附近的一条小街，她住在顶楼，住房兼画室，生活清苦，但是勤于作画，有时候一天到晚在家作画，整天都不出来。1954年，法国曾拍过一部记录片《蒙巴拿斯人》，介绍这个地区的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潘玉良，她是片中惟一的一个东方人。”

此时的她比第一次赴法时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她开始有选择地从众多艺术大师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广征博采，融合了后期印象派、野兽派以及其他流派绘画的某些风格和韵味。她在借鉴他人的同时还能明确地抒发自己的感受和创造，没有拘泥于一种风格、一种形式之中。

1944年8月巴黎解放后，社会慢慢恢复正常，她更加积极地投入创作，每年定期参加在巴

黎的一些团体展。1945年，她被选为中国旅法艺术学会会长，并于当年与同仁致电国内当局，要求追索被日寇掠夺和破坏的中国艺术品。1948年10月，她与刚从上海来巴黎不久的赵无极以及其他两位中国画家举行联展。随后她又先后在法国、英国、德国、美国、意大利、比利时、希腊、日本等国举办多场个人画展。

在数十年的国外旅居生涯中，她不但在油画创作领域成就卓越，还尝试用中国画、版画、雕塑等艺术形式进行创作。主要的代表作有：油画《自画像》、《假面具》、《裸女》、《周小燕像》、《花摊》，雕塑《王济远像》、《张大千像》等。她参加过法国的第51届、55届、56届“法国独立沙龙展”，作品油画《裸女》还参加过1946年“秋季沙龙展”、联合国举办的“现代国际艺术展”，并且在美国、英国、意大利、希腊等国巡展。她荣获的国际奖项共有21个。除了前面提到的意大利国际艺术展览会金奖外，还有法国国家金质奖章，法国艺术、科学、文学、教育促进会金奖，巴黎市“多尔烈奖”，比利时金质奖章等。除油画之外，她还创作了雕塑《格鲁赛头像》、《蒙德梭鲁头像》，后分别为巴黎尚拿士奇博物馆和法国国立教育学院收藏。

虽然她才华横溢、勤奋有加，但因为她极强的个性，罗马、巴黎艺术殿堂大师级的位置始终与她无缘。认识她的朋友说，她有“三不”女士的称号：一生坚持不入外国国籍，不恋爱，不和任何画商签订合同，努力做一个独立的人。这样的想法，前两项对她似乎不难，但第三项不免影响了她在巴黎艺术界的利益。特别是战后，艺术家与画廊的合作更为密切，拒绝与画商合作，成功的机会就减少了许多。尽管如此，仍有赏识她才华的法国文化界人士，邀请她在巴黎塞努希博物馆举行展览。

然而，她在赢得功名的同时也失去了心灵的自由，失去了心灵自由的最高结晶——爱情。

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艺术家返回国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刘海粟也给她去信，希望她能回国。随着年岁的增长，体力的衰退，她也格外思念故土和亲人。1951年，她致信家人提及回国之事，1956年她申请回国，但法国当局却不准她将自己的作品带回。就在她迫切想抛开法国的一切荣誉返乡之时，她的大恩人潘赞化却活得越来越低迷。

1960年，潘赞化在安徽病逝。闻此消息，她悲痛欲绝，从此染病，很少再提起画笔。他是她一生的至爱，他对她有再造之恩，而她却没能陪伴他，照顾他，哪怕是在他弥留之际。她的心开始苍老了，有人说她已经不爱潘赞化了，她只爱她的画。她不为所动，在关系到自己尊严、事业、爱好的问题上依然我行我素。几年前，她曾寄给潘赞化一首小诗，写道：“遐路思难行，异域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身处繁华界，心涌故国情。何日飞故里，不作寄篱人。”怀着浓浓思乡情，她独自在法国勇闯一道一道的难关，在自省中攀登，在攀登中升华，追寻心灵的快乐，追求人生的真谛。终于，她成了才女，成就了自己，万众景仰，百世流芳。而这是否就是当她还是潘家二夫人时，就一直做的梦呢？

1964年中法建交，她应邀出席中国驻法大使馆举办的首次“国庆招待会”。首任驻法大使向她介绍了祖国的发展情况。目睹这么多中国人聚在一起，她又萌发了回国的念头。于是，她立刻写信给儿子，要他办理回国探亲手续，可是就在她动身之时，却听到刘海粟被打成“大右派”的消息，她只得放弃了回国的念头。“四人帮”被粉碎后，她又重燃起回国的希望，却因百病缠身，医生最终不允许她出行。1976年，她给儿子潘牟写信说：“我的精神很痛苦，一接到家信，就老想回祖国。你喜欢吃我做的红烧肉，等我把身体养好了，就回来做给你吃……只要回去，我的病就好了。” 她自知病入膏肓，来日不多，回乡的心更急切。在她的枕头底下，总压着一张纸条：“这是我的家信。如果我死了，烦朋友们将这封信寄给小孙潘忠玉留作纪念。中国，安庆市，郭家桥41号。”她是多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自己的作品运回祖国，给亲人一睹真面目啊！然而，她没能盼到这一天，带着凝聚毕生心血的绘画作品，她在巴黎的边缘地带度过了余生。

1977年7月22日，巴黎众多的艺术沙龙，笼罩在一片悲哀之中。在安眠着许多杰出艺术家的墓地里，新添了一座平滑如镜、悬挂着10多枚奖章的黑色大理石墓碑，碑上镶嵌着长眠者的白色大理石浮雕像，雕像的下方有一行用中国隶体字镌刻的碑文——“艺术家潘玉良之墓”。墓前鲜花遍地，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美的追求者，手捧翠菊和紫红色康乃馨花束，表情悲哀，泪流满面。可是，墓前独独缺少了她亲人的哭泣。这位艺术美的制造者，出生和死去都得不到命运的宠幸，最终只能长眠在异域的土地上。

人格的魅力

从小生活在尔虞我诈的怡春院，使潘玉良很早就意识到要拯救自己不能靠色情的诱惑，不能将命运托付给男性，而要靠另一条道路——自强不息。从一个没有受过最基本教育的青楼女子成为蜚声世界艺坛的艺术家，可以想像她所付出的艰辛和所经历的坎坷。当人们赞美她的生命和才华时，是否想到，这全是她靠自己的奋斗不息，孜孜不倦所得来的？

虽自幼沦落风尘，她为人处世却绝不沾染风尘女子的习气，从不扭扭捏捏，也不卖弄风情。还在上海美专念书时，她和同班同学，后来的画家刘苇一起在杭州山上写生，她躲到雷峰塔墙圈里小便，这时一伙男同学过来了，刘苇喊她快出来。她却蹲在里面说：“谁怕他们！他们管得着我撒尿吗？” 她善于唱京戏，课堂休息的时候同学们叫她唱一段，她毫不胆怯，立刻清了清嗓子，唱一段《李陵碑》。声调十分凄凉，老师和同学们都听得呆了，待她唱完后好久才想起鼓掌。真实的她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男子气质的女人，做事、说话都直来直去。

当年旅居法国巴黎时，走在香榭丽舍的大街上，她就有很高的“回头率”。并非因为她十分漂亮，而是她狮子鼻、厚嘴唇的相貌十分奇特，甚至可以说很丑，穿着打扮也十分奇怪。但和她接触过的人都说她为人善良、内心坚韧。也正是因为这些，她最终得以凭着出色的艺术成就获得人们的尊敬。周小燕回忆说：“潘玉良其实长得很难看，但人很善良、很朴实，这就是她当时给我的印象。”后人也许出于对她的敬慕，总愿意把她想像成一个美女。

这里还要提到的是她第二次到法国后的一段情感纠葛。当时她境况窘迫，生活十分困难，一位开餐馆的华人老板王守义常默默地接济她。王守义受惠于他的老乡李石曾所开创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于1920年去法国，后来在巴黎圣·米歇街开了一间中餐馆，取名叫东方饭店。他为人善良，富有同情心。他的接济使潘玉良有了安定的生活环境，也抚慰了她“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寂，给她带来了一丝温暖。有一阵她的画室漏雨，不能作画，王守义就立刻去买材料修理装修。潘赞化死后，她开始和他同居，直到去世。

纵观潘玉良的一生，传奇性远远多于艺术性。她用自己的行动，突破了当时以男性为主体的绘画风气，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而她的传奇性成长经历，也展现了性别文化上的独特风景。当然，她在艺术史上也是不可替代的。她是20世纪初在社会变革和东西文化碰撞的融合下，经过个人努力获得成功的女性，与众不同的经历和性格使她的画风自成一家。她并未继承传统士大夫文人的绘画风格，而是很好地统一了西洋画和中国画的长处。她的绘画中有雕塑感，雕塑中又有绘画感。与她一样有如此好的写实功力，又不墨守成规，具有创新精神的画家不多见，女画家更是少之又少。

人死如灯灭。潘玉良死后，她留在巴黎的大量绘画作品不为人所知。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她的学生、著名画家郁风与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吴作人借巴黎之行，顺便寻访她的生活踪迹，结果在她终老的拉丁区地窨子里发现了她的遗作。据资料记载，有油画、水墨画、版画、雕塑、素描、速写等多达4000多件。由于长期缺乏保护，有的已霉变腐烂。郁风对完好无损的油画、中国画一一进行分类。整理工作结束后，他请中国驻法大使馆代为保管这些作品。后来，这批作品由当时的美协安徽分会在文化部和驻法使馆的协助下运回国内，转交安徽省博物馆收藏。同时 “潘玉良纪念馆” 也开始筹建。

40年后，这位细腻、刚强、坚韧的女画家终于圆了许久的愿望，得以魂归故里。经过时代的洗礼和锤炼，她用自己的精神品质和艺术才华抒写了一代中国女性的精神历史，铸就了中国女性艺术家新的精神灵魂和审美高度，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代女性画家的“画魂”。

她是民国著名人体女画家，作品拍出上亿天价，出身青楼一生无子

2012年，台湾罗芙奥春季拍卖会中，一位民国女画家的彩墨画《浴后四美姿》以113.732万美元的高价成交，这位女画家最高拍卖纪录是2005年在香港佳士得拍出的《自画像》，成交价为1021.8万元，从2000年以来，这位女画家的画作屡次创下拍卖纪录，四千多幅作品拍卖总价已达数亿美元，直逼刘海粟、徐悲鸿、赵无级等著名画家。

在民国时期知名的男画家挺多，女画家却极少，而这位女画家居然是从青楼出来的，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她就是**《画魂》的原型潘玉良，她的人生故事跟她的画作一样极具传奇。

01

1895年，潘玉良出生于江苏杨州，那是个烟花烂漫，文人如云的地方，潘玉良家境贫穷，小时父母双亡，8岁只能随舅舅生活，她舅舅是个无赖，天天吃喝嫖赌、游手好闲，她在那里五年受尽了折磨。

潘玉良13岁时，舅舅欠了一笔财债，竟然把她卖进了青楼，潘玉良姿色平凡，单眼皮大宽嘴，发育又比较晚，13岁看上去还像个营养不良的小孩子，老鸨没有让她马上接客，让她先去厨房做点粗活，等以后再做打算。

潘玉良想跳出这个火坑，好几次试图逃跑都被发现毒打在青楼里，老鸨制服逃跑姑娘有损招：抓只猫放进姑娘的裤腿里，然后束住裤脚，狠狠地打里面的猫，猫急了就四处乱抓，一般姑娘都不敢再逃了。

当时离开青楼有两个方法：一是自己存钱，然后自行赎身；二是期待有人给她赎身。命运给潘玉良打开了一扇幸运之门，没过多久，她生命中的第一位贵人出现了。

02

在青楼，潘玉良虽然逃跑未成功，但平日里也跟师傅学一手好弹唱功夫，1913年，新任盐督潘赞化到芜湖上任，当地盐商为了巴结他请了一批青楼的姑娘作陪，潘玉良就是众多唱小曲中的女童之一。

潘赞化是个新思维的青年，对官场老一套有点看不惯，参加这种活动只是应酬，没怎么上心，刚好潘玉良一反常态地唱起了京剧中的黑头唱腔，引起了潘赞化的注意，他不禁夸奖了几句。

盐商们见机行事，一顶小轿把潘玉良送进了潘府，准备用美人计收买潘赞化，潘赞化酒醒已是第二天，见到潘玉良大吃一惊，忙命仆人送她回去，潘玉良心知这是唯一机会，于是跪倒在地，请求潘赞化不要送她回去，并向他哭诉了自己的遭遇。

潘赞化动了恻隐之心，决定为潘玉良赎身，潘玉良再次跪倒表示愿意做牛做马一生伺候潘赞化，由于潘赞化在老家已经结婚，如果潘玉良跟了他只能做妾，潘玉良表示不在意。

便以侍女身份服侍左右，没想到相处下来，两人竟然日久生情，潘赞化发现了潘玉良为人善良真诚，而潘玉良发现潘赞化为官正直清廉，平时也没什么恶习，就是书法和绘画。

而且，潘赞化其人身材高大，举止言谈高雅，晚年他留了长须，还得了一个美髯翁的称号，潘玉良也心生爱慕。

一年后，潘赞化正式迎娶了潘玉良为妾，名人陈独秀做了证婚人。

03

潘赞化无意间发现潘玉良对绘画比较感兴趣，且颇具天赋，潘赞化思想开明，并没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板思想，便拿出大笔钱款请老师教潘玉良绘画，并在1918年送潘玉良参加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考试，没想到，潘玉良居然以素描第一名的成绩入学。

此后几年潘玉良像块海绵一样吸取着绘画知识，她师从当时著名的画家朱屺瞻、王济远，绘画水平突飞猛进，潘玉良性格豪爽，经常跟男同学出去写生、游玩，久而久之，有些风言风语传到潘赞化耳里，他也不以为意，认为那是正常交往。

潘玉良在这段学习期间接收到了当时人们眼中大逆不道的“人体绘画”，1917年，潘玉良的老师，大画家刘海粟在上海美专举办了人体绘画展，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有人抨击刘海粟是“艺术叛徒“。

1926年，北洋政府正式下令禁止上海美专进行人体写生，孙传芳还下令通缉刘海粟，模特也纷纷解散，潘玉良失去了学习的机会，不过她并未死心，接下来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

潘玉良为了画人体，跑去女浴室偷画那些来洗澡的妇女，可是有一次没等她画上几笔，就被人抓住了，一群妇女围过来，发现纸上都是luo体，生气得要打潘玉良，幸好一个老太太求请才作罢，几个妇女把画纸撕了个粉碎，潘玉良也抱头夺路而逃，再也不敢去浴室偷画了。

潘玉良又突出奇想，脱光了衣服画自己，完成了几幅人体自画像，没想到被潘赞化发现，勃然大怒，在那个年代就算思想再新潮，任何一个男人也无法接受妻子的人体画出现在别人面前。

由于这件事，夫妻之间产生了隔阂，潘玉良在老师刘海粟建议下准备去法国留学。

1923年，潘玉良考取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师从仰.布佛莱、西蒙等大家学画。

1925年，潘玉良已优异成绩毕业随后前往意大利，进入罗马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油画和雕塑。

1926年，潘玉良的作品在罗马国际艺术展览会上荣获金奖，打破该院历史上没有中国人获奖的纪录。

潘玉良把西洋绘画和中国元素结合，组成了她极具个人特色的作品，正是她与众不同的中西结合画法，让她成为20世纪前期最具代表性的女性艺术家。

04

1928年，潘玉良学成回国，第二年被任命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主任，次年，当时中国最高艺术学府——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学长徐悲鸿聘请她为油画教授，此后十年是她作品的黄金期。

但是潘玉良的青楼经历为她带来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1932年，潘玉良举办了个人第一次画展，其中最著名的一幅画《壮士》，画的是一个肌肉发达的男子正努力搬开一块巨大岩，下面脆弱的小花得以展露笑脸，这幅画被一位官员以1000块大洋定购，没想到画展结束后，这幅画被人写上”ji女对嫖客的颂歌“，让潘玉良深受打击。

有女同学知道潘玉良之间的经历去校长那要求退学，名为：“誓不与ji女同校”。还有一些同僚在后面风言风语：“凤凰死光光，野鸡称霸王。”说得特别难听，还有一个跟潘玉良有矛盾的男老师当面骂她“biao子”

还有人怀疑潘玉良的画是请了“枪手”，并不是她本人所作，理由是女人不可能画出这么好的作品。潘玉良在上海办第四次画展时当场作画，让谣言不攻自破，记者们也无话可说。

05

潘玉良事业成功，感情却一直不太美好，由于潘玉良无法生育，她让潘赞化把大夫人的儿子接到上海养育，视如己出，潘赞化的大夫人想念儿子也从老家来上海与他们一起生活，这个大夫人对从青楼出来的潘良玉一直没什么好眼色，处处要压着她。

大夫人一到上海的家，就狠狠将了潘玉良一军，让她跪地倒茶，行旧式礼仪。首次见面，潘玉良忍了，可是大夫人逢年过节都要她行礼，还当着家人的面对她说：“不要以为当了教授就可以和我平起平坐了，我才是潘家明媒正娶的太太。”

不过潘玉良跟大夫人儿子潘牟倒是感情深厚，潘牟12岁时生了场大病，是潘玉良衣不解带照顾了一周才把他从鬼门关外拉回来。潘玉良出国后他们书信来往，都是以“亲爱的吾妈”“牟儿”互称，据说后来潘玉良喜欢画牛也是因为牛的叫声跟“牟“同音，这表现了潘玉良对潘牟的挂念，真正让我们明白了什么叫“视如己出”。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潘赞化大力支持，为抗战多方宣传，时局乱，潘玉良只好与大夫人住一起，双方矛盾再次爆发，此时潘玉良决定再次出国，没想到这一去就与潘赞化永别。

此后，潘赞化在国外待了四十年，以卖画为生，她还将卖画的钱寄回国支持抗战事业，创作名为《屠杀》的画作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罪行。

在这四十年的时间里，潘赞化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王守义出现了，王守义早年到巴黎勤工俭学，他挖过煤、洗过盘子，还修过汽车，后来存下了一笔钱，在巴黎近郊处开了一家名为东方饭店的中餐馆。

他们相识在中餐馆，那时二战暴发，并没什么人买潘玉良的画，她经常三天两头饿着肚子还昏暗的地下室里作画。王守义早听说过潘玉良的事迹，便拿着一些食物去拜访，还帮潘玉良办画展。

潘玉良也明白王守义的心意，但她坦白自己国内已嫁人，并且总有一天要回国，王守义只能将这份爱深藏心底，从此两人成为知心好友。

06

国内，抗战胜利后，潘赞化元配夫人已去世，潘赞化也返回老家桐城当了一名中学教师，可惜由于内战爆发，潘玉良的回国之行一直没有成功，真到潘赞化去世，两人也没有最后团聚。

1959年潘赞化去世后，潘玉良也失去回国的动力，她自称“三不女人”：不谈恋爱，不加入外国国籍，不依附画廊拍卖作品，她天天在画室作画，打发时间。

由于潘玉良的画作并不被欧洲主流艺术界所认可，因此她生活很困难，只能靠友人和法国政府提供的救济金度日。

1977年，潘玉良于法国去世，临终前，她交代给友人三个遗愿：第一，为她换上一套旗袍，作为一个中国女人下葬；第二，将潘赞化送给她的项链和怀表转交给潘家的后代；第三，把她的作品带回祖国。

友人将她的四千多幅作品交给了中国驻法大使馆，1984年，潘玉良的画作载着她的灵魂又回到了国内。

揭秘民国三大“文学恶魔”刘海粟女裸模第一

什么是「文学恶魔」？我的理解是，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怪物”，或者说是非常“怪物”的知识分子。那么什么是“怪物”呢？标新立异、古怪、叛逆、不道德、触目惊心，甚至“变态”的重口味；也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些学者被称为“文学恶魔”。我还特意查了资料。在百度词典中，“文瑶”被定义为“影响社会正统的文章或作家”，似乎也是这个意思。比如字典上说元代文人杨维桢的诗歌风格独特，擅长乐府诗。他的诗大多以历史事件和神话为题材，怪诞可笑，曾被嘲讽为“文学恶魔”。但“诗精致典雅，别具一格，长于乐府诗，多以历史事件和神话为题材”。这就是“文学恶魔”吗？这不是很正常很好吗？如果后面没有“怪异可笑”二字。而且就算有，也不构成“妖”！况且这个杨伟贞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和名气都不是很大。我觉得像东方朔、竹林七贤、陶渊明、白行健、柳永、扬州八怪、八大山人、兰陵潇潇生、李渔、袁枚、龚自珍、康有为、陈独秀等，是不是更像他们？其实“妖”也是需要分等级的，一般人是封不了“妖”的。今天的话题是，民国三大“文学恶魔”是谁？原来，这其实出自李敖早在1962年写的一篇文章《由一丝不挂说起》，源于当时好莱坞性感明星玛丽莲梦露的自杀，于是我就用话题来玩，被别人引用，谈人的肉体解放，谈人性美，谈性感，谈现代化，谈世界的开放与进步。文章说：身体概念中最正常的法律开放是艺术家面前的模型。模特的出现最早出现在私人工作室。1989年，上海有人发动攻击。最著名的是常州怪人刘海粟，他公开呼吁“模特要进课堂！”提倡在教室里公开做人体素描。当时这件事在全市引起了很大的宣传。守旧的人诅咒他，记者攻击他，五省联军在孙逮捕了他。人们把他和写性史的张竞生、唱《毛毛雨》的黎锦晖并称为“三大文学恶魔”。然而，最终，时代的潮流证明了“文瑶”是一个先知。全国各地一个个成立了艺术学校，裸体模特一个个合法了。在道统与法律的夹缝中，模特几乎成了唯一的漏网之鱼。这里说的是主张当众在教室里画人体的常州怪人刘海粟，写了一本书《性史》被人诬为“卖春博士”的张竞生，唱“黄歌”《毛毛雨》的黎锦晖，是民国三大“文怪”，刘海粟居首。当时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令人震惊，甚至是不道德的，让他们声名狼藉，流口水。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演进，时代潮流的推进，他们最终被视为先知和先行者。有人甚至写了一本

1917年上海美院展览展出人体练习。某女校校长看后骂：“刘海粟是艺术叛徒，是教育界的害虫！”一时间舆论界一片哗然，纷纷发难。刘海粟干脆鼓励自己是“艺术叛徒”，就像西方“野兽派”的先例一样。1920年7月20日，女模特陈晓君被录用。裸女最早出现在工作室。然而世俗的议论让刘海粟伤心。更有甚者，他听说江苏教委要禁止模特写生，于是在1925年8月22日给教委写了一封公开信，为模特辩护。上海市议员江怀素看了这封信后，在《申报》上撰文，要求当局严惩他，并解散美院。刘海粟马上写文章反驳：“我反抗！我们的学校永远不会关闭！刘海粟为艺术而生，我愿为艺术而死！我宁死也不坚持真理，绝不受权贵的委屈！”不料上海总商会会长、江苏省政协主席朱再次发难，在报纸上发表了致刘的公开信，骂他“禽兽不如”。一天晚上，美院的画室被流氓破坏了。军阀孙也对刘海粟非常生气，并于1927年秘密下令逮捕他。他还打电报给上海谈判代表许和领事使团，交涉关闭法租界美国学院并逮捕刘。他不得不流亡日本和欧洲，直到几年后才回到上海。但在这里，我不得不说，刘海粟的艺术追求还是无所谓的，但他个人的爱情生活和婚姻世界都很复杂。2/张竞生张竞生：性学第一人被误称为“卖身博士”。让我们来谈谈张竞生，我在之前的博客文章中介绍过他，标题是《中国性学第一人被诬“卖春博士”险遭枪毙》。文章写道：孔子和他的老人早在2000年前就说过“食性也”，性活动是人的本能需要，就像人要吃饭喝水睡觉休息一样。尤其是谈性的时候，有什么不能谈性的？关键是怎么谈，谈什么，在哪里谈，和谁谈。为什么严肃、正经、正规、科学的性话题不行？如果抛开性本身的神秘性和独特性，它的确是一门科学，一门大学问。并且掌握一些性学的基本知识和技巧，这样人自然会快乐、幸福、健康、长寿，也会少犯疾病。但在被封建礼教和道家思想禁锢了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对性这个话题一直讳莫如深，一提到“性”就变得苍白无力。人们认为性是一件肮脏和*秽的事情，不能讨论，只能秘密和私下进行。同时，“外表道貌岸然，衣冠楚楚，背后却是贼妓、女魔头”，“仁义道德满满，迂腐酸胃”，纳妾、骨灰养叔、隆阳女同性恋、头脸恋童癖、性交、以阴为阳、以阳为阴盛行。这是中国人和中国人的特点。近年来，情况已经好了很多。西方开放之风吹了进来，

他也是民国第一批留学的博士生之一；民国“三博士”之一；岭南文化代表人物之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与胡适一起，他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最年轻的两位教授之一。张竞生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性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家，是一位“文化奇葩”，著作和译著众多。原名张、张公士，广东饶平人。他身上的“第一”“第一”太多了，除了上面提到的。他在中国近代史上做了许多开拓性、开创性、前瞻性的工作，得到了国人和后人的高度评价。但他生不逢时，命不好，人生经历坎坷，历尽艰辛。中国在五四后期，大谈“德师”“赛师”，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恋爱婚姻自由，同时也带来了性伦理和性道德革命的诉求。张竞生不是先锋，但他的努力已经加强。他直奔“肚脐下三寸”而去，冒着全世界不赞成的风险。他从来不想被打败。毕竟“国情”不同。在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中国社会，《性史》的出版无异于一颗精神原子弹或“洪水猛兽”，各种骂的声音铺天盖地。他的儿子张也说，“西方性学家金赛大约比我父亲落后一代，但他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这就是文化差异。”他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地点，对错误的对象，用错误的方法，收到了错误的效果。3/李金辉：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是“黄”吗？之后，我的家乡湖南，黎锦晖，湘潭人，“李氏八马”之一。他的哥哥黎锦熙是毛泽东的主要教师和语言学家之一。李的弟弟，是现代著名作家，深受鲁迅先生赏识。他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中国有史以来创作歌曲最多的音乐人之一，娱乐圈明星经纪制度的首创者，中国第一所歌舞学校的创始人，“中国儿童歌舞剧之父”。《毛毛雨》是中国近代第一首影响深远的流行歌曲。但他在湖南最出名的作品还是第《桃花江是美人窝》首，《桃江县制造》从此不胫而走，名声传到潇湘，甚至红遍全国。李金辉的流行歌曲《毛毛雨》，《桃花江》，《夜深沉》，《特别快车》等。主要创作于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期间的上海。他们被称为“颓废之声”和“无精打采”。

请看《妹妹我爱你》的歌词全文：毛毛雨/下不停雨/微风不停吹/刘青青/哎呦/刘青青的小吻不要你的金/小吻不要你的银奴，只要你的心/哎呦/你的心在毛毛下着雨/别不好意思/微风不停吹/懒得风雨难去/哎呦/难去的少年郎孙刚。毛毛的晚霞雨/潮湿的灰尘/轻微的风/寒冷的感觉。雨会停的。你会来/哎哟/你会很难来，等等。你不会来/你将无法忍受抱怨我的爱/哎哟/我的爱，毛毛的雨/我脸颊的泪水/轻微的风/我不敢抬起头。暴风雨我该怎么安排/哎呦/我该怎么安排除非我脱不开身/除非我出生？好人的歌词通俗，生动，简洁轻快，容易抓住，深情，浪漫，温柔，撩人。他们将外国音乐与民歌相结合，新颖活泼，深受大众接受。它们对中国流行歌曲的创作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周宣、王、白鸿起初到李家义、李等。后来，他们都能看到自己明亮的影子。但也有人认为其格调不高，有些还相当低俗，迎合了普通市民的低级趣味，广受诟病。比如聂耳就曾撰文斥责这些作品。有人说：“中国的流行音乐一开始就没有走一条健康的路。除了内容平庸之外，粗制滥造的音乐，风骚的唱腔，嘈杂的声音，都对后续的发展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但问题是，这不就是面向普通人的流行歌曲的内容和风格吗？这不还是流行歌曲吗？还能流行吗？年月日月日月日月日月日月日月日月日月日月日月日月日月日月日月日月日月日月日月日月日月日月日过犹不及，过犹不及，就会导致质变，适得其反。会庸俗而不是开放，不文明而会倒退。今天的中国就是这样。过度的，不堪的现象很多，但就整个社会而言，利大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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