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沛霖,科学需要人的全部生命,为什么这么说?
1、科学需要人的全部生命,为什么这么说?
这句话是俄罗斯伟大科学家巴甫洛夫的名言,它伟大的地方就在于,这句话成功的在大多数科学家上应验。比如说早些年的罗沛霖、张维、张光斗等院士,现在的袁隆平、钟南山、李兰娟等,他们都把这句话践行在自己身上。他们为科学不断的付出,甚至是打算献出自己的生命。
1、罗沛霖
罗沛霖是两院院士之一,他的人生经历过很多的事情,在1933年的时候就和钱学森相识。也是钱学森告诉他,读书并不能真正的救国。罗沛霖是我国著名的电子学家,在1978年的时候,国家还没有工程院。他基于对其他技术发展的前提,跟其他院士联合提出建议,最终促成了工程院。因为当时的他发现科学院学部院士增选,有很多有成就的专家都不能进入,而这些专家都是工程技术工作者。当时公认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也没能进入科学院。为了促进工程和技术科学的发展,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
2、袁隆平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1930年生人的杂交水稻之父,到现在已经有90岁的高龄了。可是他依旧没有退休,现在还奋战在工程的一线。跟很多老院士一样,他们都是工程技术工作者,只有一线才是他们真正的阵地。像袁老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比如说在这次疫情期间站出来的钟南山和李兰娟,他们的年龄也不小了。如果不是这次疫情的话,谁又能知道他们还奋战在一线,为人民为国家奋斗。
3、值得付出一生的职业
科学家是个值得让人付出一生的职业,很多科学家都是奋战到自己无力,从最初加入到不得不离开。他们在不同的领域为人们付出,可是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目的,那就是希望国家强盛,希望人民过上好日子。

2、杨苡的译作
杨苡的译作有《呼啸山庄》、《永远不会落的太阳》、《俄罗斯性格》、《伟大的时刻》、《天真与经验之歌》、《兄妹译诗》等。
杨苡以翻译质量高、语言美广受赞誉。她翻译的《呼啸山庄》是最流行的中译本之一,她也是此中文书名的首译者,此前它一直被译为《咆哮山庄》,但杨苡总觉得缺点味道。
在翻译家的身份之外,杨苡还是一名写作者,著有《青青者忆》、《雪泥集》、儿童文学《自己的事自己做》等。
值得一提的是,杨苡多位亲人也是社会各界的卓越人士。哥哥杨宪益是著名翻译家,姐姐杨敏如是古典文学专家,姐夫罗沛霖是电子学与信息学家。
《咆哮山庄》小说
《呼啸山庄》是英国女作家勃朗特姐妹之一艾米莉·勃朗特的作品,是19世纪英国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小说描写吉卜赛弃儿希斯克利夫被山庄老主人收养后,因受辱和恋爱不遂,外出致富。回来后,对与其女友凯瑟琳结婚的地主林顿及其子女进行报复的故事。全篇充满强烈的反压迫、争幸福的斗争精神,又始终笼罩着离奇、紧张的浪漫气氛,此作品多次被改编成电影作品。
《呼啸山庄》通过一个爱情悲剧,向人们展示了一幅畸形社会的生活画面,勾勒了被这个畸形社会扭曲了的人性及其造成的种种恐怖的事件。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呼啸山庄

3、南唐二主词作者
南唐二主词作者杨敏如。
北师大教授杨敏如,是已故著名翻译家杨宪益的妹妹。
她一生追随词学大师顾随,著有《宋词百阕》、《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唐宋词选读百首》等。
杨敏如(yang min ru),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精于唐宋词研究。祖籍安徽泗县某村(后来其村归今江苏盱眙县)鲍集镇梁集村,1916年生于天津。中学时期就读于天津中西女中。
1934年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师从顾随等名师,专攻古典文学方向,兼研俄罗斯文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不久考取燕大硕士研究生。
1940年在重庆开始教书生涯,先任教于重庆南开中学,抗战后后在南开大学中文系、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
1954年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文革中深受迫害,直至2007年才以90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敏如先生是民盟一位老盟员,曾任第五届全国妇联执委,民盟中央第七届委员,民盟中央妇女委员会第五、六届副主任和北京师范大学支部主任委员等职。
杨敏如是我国著名古典文学学者,她讲过的课很多,但她最为喜爱、讲授最多的是唐诗宋词。讲起唐诗宋词时,她旁征博引,她的心、神、灵魂完全融入其中,精彩的讲解使古典诗词长久而深远的艺术魅力在莘莘学子心中激起感情波澜和思想上共鸣。
杨敏如先后出版好几本唐诗宋词著作,如《宋词百阙》、《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等。
1997年叶嘉莹先生为杨敏如著《唐宋词选读百首》作序,不由得赞叹道:“讲到稼轩词的慷慨激昂之处,就真的投入了稼轩这位词人的激昂慷慨的感情境界之中,所以能使在场的听众举座动容。”此外,她还和刘东宇合著《红楼梦讲读》。
2006年杨敏如90寿辰时,北师大文学院赵仁硅教授作了一首《望海潮·贺杨敏如先生九十大寿》:
左芬兄妹,易安伉俪,今生泗水杨家。即席吟诗,当堂应对,敏如临场八叉。妙语出奇葩。生徒争列座,击节称佳。七秩耕耘,新桃旧李遍天涯。
平生回首堪嗟。有雄心壮志,非止文华。耿耿衷情,唯天可表,怨谁阴错阳差。莫道黑云遮。且幸晚风吹,天满红霞。眉寿有如梅树,老干着繁花。
(注:左芬,西晋女文学家,我国最早的女诗人,其兄左思是西晋著名文学家;易安指李清照,南宋杰出女文学家,其夫赵明诚,南宋著名金石学家、文物收藏家;杨敏如哥哥杨宪益,大翻译家、当代学人;丈夫罗沛霖,物理学家、两院院士。
“八叉”指晚唐诗人温庭筠,他才思敏捷,每临场作赋时,叉手八次即可成文,时人称之“温八叉”。)
4、拉洋片的洋片故事
“拉洋片”这词儿也许您还不感到陌生,但要问:“您看过老北京的拉洋片吗?”回答大概就含糊了。 拉洋片诞生在天桥,孕育、抚养它的人名叫焦金池,最初还叫“拉大画儿”,后来来自河北的焦金池(艺名大金牙)落脚天桥,撂地卖艺。初到天桥,拉大画儿用的道具极其简单,最主要的“片箱子”(安放、观看洋片的箱子)只是用青皮席子四面围起,上面掏几个圆孔,里面放几张画片。表演时,演员在一旁说唱,观众要趴在席子上,由圆孔向里观看。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出设备也“进化”了不少,除锣、鼓、镲三大件外,带圆孔的席子也演变成带有“光子”(观看窗)、可更换画片的木制“片箱子”了。
经过多年苦苦经营,拉洋片逐渐在天桥站住了脚,名声也日渐响亮。焦金池去世后,天桥的拉洋片就由其徒弟罗沛霖继承下来。罗沛霖技艺高,为人也直,因此徒弟不少,而和他感情最深的,还得说是关门弟子尚斌生。
天桥市场东面,有一条叫中恕里二横巷的胡同,这条胡同中有一个最大的院子,住着三四十户人家,其中有拉车的、有扛大个儿的,还有做小买卖的,而不显山不露水的“皮匠尚家”却一直很受敬重。“皮匠尚家”在这生活了很多年,全家4口。父亲摆个鞋摊儿维持生活,母亲里里外外操持家务,兄弟两个,弟弟帮父亲摆旧鞋摊,惟有哥哥尚斌生是个“闲在”人。尚家以修鞋为生,生活十分艰苦,小斌生只上了两年私塾就再也上不起了。
斌生家就在天桥边,每天出出进进天桥,在那些唱大鼓的、练气功的、变戏法的、卖小吃的人中间,最令斌生入迷的,还是那有说有唱的拉洋片。 从懂事开始,斌生每天都去看拉洋片,时间一长,经常听的《大闹义和团》等唱段,他也能完整地唱 下来了。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转眼间小斌生已经二十多了,对洋片也更入迷了。于是一个念头在脑子里形成了:为了家里的生活,为什么不拜拉洋片的先生为师呢?既学东西又挣口饭吃。这个念头形成几次,可每次自己走到先生面前都没勇气开口。直到有一天,洋片摊子的生意也不太好,先生正在那里发呆,这时,尚斌生鼓足勇气走上前说明心意。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位拉洋片的先生正是人称“小金牙”的罗沛霖。罗沛霖此时也正在为生计着急。在天桥卖艺多年,徒弟教了不少,可如今改行的改行、单干的单干,眼下又一个人在这里支撑着,要说人手还真缺一个,今天,这个孩子前来拜师正合心意。于是师傅高兴地收了徒,徒弟也郑重其事地给师傅磕了头。
给“小金牙”当了徒弟,尚斌生每天早早就来到摊子前,摆凳子、支片子、扫地、倒水,一阵儿忙活之后,师徒便静等看客们的来临。北京解放前夕,兵荒马乱,百姓生活不安定。这期间来市场的,多数都是穷人,也就图个热闹,买不起什么东西。就拿拉洋片来说,很多人都是围在圈外看个热闹,真要5分钱一位坐下来看,可就没几个了。 每当表演前,师徒二人便忙起来。这时,师傅在台上唱开了滑稽小调,尚斌生则走到围观的人群前张罗座儿:“您看看吗,老北京的拉洋片?”人群中有犹豫不决的和脸皮儿薄的,就坐下来看,等观众快坐满了时,师傅便一面拉动片绳更换洋片,一面放开喉咙演唱起来。随着高亢、洪亮的嗓音和烈酒般浓浓的韵调,故事中的人物一个个鲜活地站在面前。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每天除了张罗座、收钱、打扫外,尚斌生就是和师傅学演唱。学唱就得会唱词,这二十多篇唱词就得背它仨月俩月的,可这事儿对于尚斌生来说并不难,因为拜师前就在这儿听了几年了,经常表演的唱段已背得滚瓜烂熟。只要师傅再讲一讲演唱中的韵调和腔调,一般的唱段他就能唱得不错了。每天结束表演后,罗沛霖还都给尚斌生讲解表演的门道儿。
拉洋片的唱段是将北京琴书、京韵大鼓、评剧、河北梆子中的精华综合而成的,风格质朴自然,京腔京韵听着亲切,一面看画面一面欣赏唱段,观众也不知不觉地被故事所打动。天桥的拉洋片从焦金池开始,到罗沛霖这一代,表演的唱片已发展为二十几段。这些根据历史故事改编的唱段有《大闹义和团》、《更子年间》、《刘大人私访》、《大闹月明楼》、《刘伯温修北京》……
天表演时观众多,挣钱也多,师傅高兴,快收摊时把尚斌生叫到面前说:“斌生,趁现在没人,师傅把《大花鞋》教给你。”这可是“小金牙”的压轴绝活儿,只有在演出气氛好观众多时才会唱。于是尚斌生赶紧坐下,听着师傅唱起来。《大花鞋》篇幅长,在这以后的几天里,尚斌生把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背唱词上,空闲时背、吃饭时背,就连晚上说梦话都在背唱词。而背词这一关刚过,就迫不及待地唱给师傅听。师傅笑着说:“总的来说唱的还不错,不足的地方是该‘抬’时没‘抬’,该‘焖’时没‘焖’,另外表情也得多变,要让观众乐出声来,你别忘了,《大花鞋》是滑稽唱篇。”说完以后,又有声有色地把《大花鞋》唱了一遍。这次听师傅演唱,尚斌生可用上了心思,哪句词幽默、哪个动作滑稽、哪句词真切、哪个动作夸张,恨不能全都记在心里。回到家里,还找来一面镜子,自己对着镜子唱,整整练了仨月。就这样才一年,尚斌生不仅可以上台演唱,而且很好地继承了师傅声情并茂的表演方法,能根据故事内容的变化,将人物的喜、怒、哀、乐,将故事曲折、幽默或夸张的内容,表现得淋漓尽致。 跟随师傅两年,尚斌生不仅艺业精进,而且懂得了很多道理,懂得了生活的艰难,从而更加珍惜和师傅在一起的时光。不过,当时看洋片的一律5分钱一位,一天下来才挣几块钱,所以在这儿帮忙师傅也没法儿给他钱,也就是中午管顿饭。时间一长尚斌生也不得不思量一番:如今自己和弟弟越来越大,而母亲的负担却越来越重,眼下家里迫切需要有人支撑起来。为了家庭、为了生活,尚斌生最后还是无奈地告别了师傅,告别了他喜爱的洋片,到市政工程局参加了工作。
参加工作的尚斌生,生活有了保障,但生活好了,却始终未离开师傅和洋片。平日下班以后和周日,都要到天桥帮师傅收拾收拾场地,招呼招呼观众,空闲时还能和师傅学学新编的段子。1954年,尚斌生成家了,后来有了孩子,单位和家里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即便是这样,心爱的拉洋片也从未放下,孩子小的时候抱着孩子唱,孩子大了领着孩子唱,到后来就和孩子一起唱,和师傅的联系也从未中断。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天桥市场关闭。 老天桥市场是个艺人们聚集的地方。就在焦金池、罗沛霖师徒的摊位旁边,就有一个曲艺大棚,侯宝林、孙宝才、赵连生等名艺人,都在这里卖艺。而与各位同台演出的毕学祥,也是一位身手不凡的人。毕学祥师从高凤山,学习快板和相声。由于名师的传授和自己的勤奋,多年后他的大名在天桥流传很广。
也许是早有缘分,毕学详所在大棚的旁边,就是焦、罗的拉洋片摊位。他每天来表演都能看到拉洋片在表演,每次表演间隙,都能听到拉洋片的演唱。日久天长,颇有心计的毕学祥已经把拉洋片的表演和唱词全都记在了心里。
1987年,毕学祥随“中国民间艺术团”到日本演出,在一次演出后,几位日本朋友和毕学祥聊天时问:“你们北京有两位拉洋片的艺人唱得很好,你们会不会拉洋片。”这一问,对毕学祥触动很大,引起了他的深思:拉洋片是老北京的传统艺术,现已断档,非常可惜。自己虽没有学过拉洋片,可却完全有能力把它恢复起来。
回国后,毕学祥开始找材料、备锣鼓,准备恢复拉洋片:先找来大量秫秸秆儿,凭着记忆开始“片箱子”的试制。开始是用木头搭好框架,然后用秫秸秆儿将四周围起,看看效果如何,不合适重新来。整整一个冬天,毕学祥就是这样搭了拆,拆了又搭,反复试制着他的“片箱子”,直到最后,搭建的“模型”合格了,他才请来木工,按照模型做出了正式的“片箱子”。
“箱子”有了,上面的“光子”(观看窗)则请眼镜厂的朋友,制作了放大效果好、不变形的8块镜片,这8块镜片安到“箱子”上后,就像为其安上了8只眼睛,使高大的“片箱子”更加楚楚动人。这边“片箱子”刚做好,那边又请人画了《闯王起义》、《炮打天坛》等8张画片,待绳子、滚珠装好后,拉洋片的设备就算做好了。
1988年,毕学祥把“片箱子”拉到龙潭庙会,开始了恢复拉洋片的第一场表演。其后,他还在大观园设立了拉洋片表演的长年摊位,让中断了二十多年的老玩意儿又回来了。
从1988年开始,毕学祥先生每年春节都在龙潭湖表演拉洋片,另外,他又在大观园设立了洋片摊位,每天都到这里表演。有一天,他从大观园回家,路过红桥市场时,迎面碰上了尚斌生。 老朋友见面,彼此都讲了最近的生活。当毕先生得知尚先生仍希望表演拉洋片时,心里非常高兴,因为自己在大观园的表演正缺人手。两个人的心愿不谋而合,都是为了演好拉洋片。就这样,拉洋片为媒,让两位分别二十多年的老艺人,又走到一起来。
时隔不久,尚先生来到大观园,与毕学祥一起放声唱起了拉洋片。在这里他们唱古说今,新编的红楼梦故事就有十几篇。这些唱篇讲历史、唱传统,字字句句饱含着老艺人们对传统艺术深深的感情。
拉洋片的表演,实际就是在装有8个“光子”的特制木箱里,装上数张画片,画片的内容根据唱篇的中心内容绘制,一篇绘1张或几张。比如《闯王起义》一篇要唱四五分钟,而观众看到箱子里的就是闯王骑马进城门时高潮部分的场景。洋片表演开始,演员要拉动绳子配合演唱更换画片。观众一面听唱篇、一面看画面,不由得被故事情节所打动。
1994年,平日在大观园表演的毕学祥患了病,不久便辞世。大观园的摊位由毕夫人和师弟、徒弟管理。龙潭湖的摊位就由他的儿子毕连生接了过来。受父亲的影响毕连生从小就爱说唱,长大后拜天桥艺人王学治为师,学快板、相声。日后其演技大长,一直被同行所称道。从艺多年,除了师傅的传授外,回到家里父亲就是他最亲近的老师。当初,父亲在家研究洋片的日子里,毕连生每天出出进进的都能看到,脑子里自然有些印象,可他怎么也没想到,日后自己的命运会与拉洋片相连。
直到今天,毕连生和尚斌生这两位洋片艺人,一位在龙潭湖为春节演唱,一位在大观园带着徒弟表演。当有人问到他们为拉洋片东奔西走累不累时,他们回答说:“表演拉洋片确实很辛苦,可是喜欢这种表演的还有很多人,看到他们欣赏表演后高兴的样子,辛苦和劳累也就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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