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有机会参与这个清朝出国留学时间问题集合的讨论。这是一个多元且重要的话题，我将采取系统的方法，逐一回答每个问题，并分享一些相关的案例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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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什么时候去美国留学的？

宋庆龄1893年生于上海，1907年①去美国求学，那时还不到15岁。她先在新泽西州萨米特市一所高中上学，不久就到南方，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学院。她在学校里还有一个名字“洛士文②·宋”，她的亲密朋友则称她“苏西”——对她的姓氏英文拼法简化而来的昵称。那个带点浪漫色彩的名字“洛士文”后来随着时间的过去而消失了，但另一个朴素的名字“苏西”，她却继续经常用于给新老好友们英文信的署名，直到生命的终结。　①她赴美求学的年份常被写作1908年。这是她进威斯里安学院的年份，在此之前她在萨米特市上过一段时间学。　②此名英文为Rosamonde，现音译为“罗莎蒙德”，但过去译作“洛士文”，各种史料中均用此译法，故仍其旧。——译者　前面所说的那张照片，就是她20岁在威斯里安毕业时的照片。它同她后来的许多照片不一样，那些照片给人的印象是一位娴雅——有时显得柔弱——美丽的女性。但如果仔细看，人们也能感觉到那种内在的力量。这种坚强的力量在那张毕业照里表现得最早、也最明显，所以它被选来作为向读者介绍宋庆龄的第一张照片。　当然，年轻时的面容，不论如何显示本性，不能说明一个人的一生。性格可能改变，有时会改变得很厉害。但宋庆龄性格中的力量却是始终不变的核心。　力量有各式各样，特别从后果来看是如此。她的妹妹宋美龄和姐姐宋霭龄，她们的坚决不下于她——前者后来嫁给了国民党的独裁者蒋介石，后者则成为蒋的财政部长、聚敛自肥的孔祥熙的妻子。但正如30年代在她们的同胞们中间所流传的那句话说的那样：宋氏三姊妹中，一个爱权、一个爱钱、一个爱国——这最后一个指的是宋庆龄，她爱国爱人民。她的声望来自她在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始终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的战斗经历。至于说到财富，她是一无所有的。　在拍摄毕业照那个时候，宋庆龄已经显示出她未来的品质和人格。从校刊中不难看到有关她的兴趣和才能的线索。校刊里一般都会写明每个毕业生的课外活动和所得奖励。关于宋庆龄是这样写的：“1912—1913年，校刊《威斯里安》文学编辑；舞蹈戏剧社社员；哈里斯文学社通讯干事”。更引人注目的是照片旁的题词：“从她的两眼和额头流溢出内心的光彩”。①一个人能从同学中引发出如此富有诗意的文辞一定是很不寻常的——不只是给人印象深刻，而且热诚、受人喜爱。她确实是这样，而且将始终是这样。　①关于采自威斯里安学院出版物和档案的材料，本书作者首先要感谢他的朋友、《中国建设》老同事张彦，张在1981年担任《人民日报》驻美记者期间曾赴梅肯市收集有关宋庆龄的史料。还要感谢纽约州立思派亚学院的A．汤姆·格伦斯菲尔德教授、西佐治亚学院的乔纳森·戈尔茨坦教授以及北京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的傅伍仪和张爱荣女士，她们去访问了威斯里安学院和新泽西州萨米特市，带回了更多材料。　她在校刊《威斯里安》上发表的文章反映了许多她当时的看法。其中最突出的是爱国主义。　在1911年发表的《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①一文中，她写道，中国人出国留学的目的应该是“把一切有价值的、好的东西学到手”，以便带回国去“解决中国当前存在的各种重大问题”。确实，她还幻想现存的君主政府——它直到这时才装出一副赞同现代化的样子——会实行某些积极的改变。而且她认为，国家的复兴和进步只要增加受过西方教育的“较好阶级”出身的青年的人数并让他们有所作为就可以达到。他们将成为行政和技术进步的传送者和教育者。他们将带头废除妇女缠足、男子留辫等陋习、消除最恶劣的贫民窟式的居住条件，作为前进的起步。　①见《威斯里安》（英文），1911年11月出版，第42—44页。这是她在校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显然是在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前写的。她署名宋庆龄（“庆”字的英文拼法稍有不同），可见她的父母虽给她取了“洛士文”这个英文名字，她的同学也这样称呼她，她自己在正式的场合（如载入学校纪录的正式发表的文章）却不用。　这是她写的第一篇政治评论，那时才18岁。她是在西方受的教育，对西方的一些体制和方式是称赞的。即使如此，宋庆龄坚定地立足于本国。她深信，中国的革新只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他们用自己的才智和努力是能够完成的。她对中国的落后状态感到愤慨，但她没有丝毫民族自卑感；她非常赞成向别人学习，但她一点也不认为有必要请外国人来当指导或者监督。她也从没有——不管是当时或以后——表示过任何想要移居国外的念头。她回国后近70年的生涯中，除非是在政治上被迫或者是为了实行她的政治信念，她从未离开过中国，不得已或有必要出国也都尽快回来。1949年前，曾有几次出国的计划，由于蒋介石政权的阻挠而未实现。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她担任了高层公职，多次出国正式访问。但她从未为消遣或游览出过国。直到最后，到了暮年，她才说想再去少女时代生活过的一些地方看看，同仅存的几位当时的好朋友见见面，但这时她的年纪已经太大了，身体也不行了。　尽管民族自尊心在宋庆龄身上是如此根深蒂固，她始终没有一点排外思想。她在一生中都广泛阅读英文及其他外文出版物，并且同许多外国友人联系或通讯。　她的父亲宋耀如（英文名字是查理·琼斯·宋）很早就倾心于孙中山的共和思想。从这一点看来，她毫无根据地期望清朝政府会进行改良似乎有点奇怪。但可能当时她的父亲没有把他的思想以及同孙中山的关系告诉她，因为这是很危险的。另一种可能是，她的文章同她的姨父温秉忠的地位和观点有关系。正是这位在清朝政府驻美留学生监督处任职的姨父把她带到美国来的。　不管什么原因，在那一年的辛亥革命骤然胜利之后，改良主义色彩在宋庆龄的文章里就从此消失了。她对辛亥革命胜利的反应是热情爆发。“她的同学们谈到她在收到父亲寄来的共和国新国旗①后就站在椅子上扯掉墙上那面清朝的龙旗，把它扔到地上，用脚去踩，兴奋地大喊‘打倒龙！高举共和国的旗帜！’”②　①《来威斯里安上学的中国姊妹》（回忆录摘要），载《威斯里安校友通讯》（英文），17卷1期（1941年2月出版），第4—8页。　②指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初成立时的国旗。——译者　在几个月之后写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①一文中，充满了她的欢乐的声音：“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压迫导致了这场奇妙的革命……”　①载《威斯里安》1912年4月号，第206页。中译文曾载《中国建设》杂志中文版1983年5月号，张珏翻译。　男人头上的辫子是令人厌恶的、屈服于清朝统治的明显标志，也是中国落后于现代世界的象征。现在，这些辫子正在革命的剪刀下如秋风扫落叶似地纷纷落下。亟待解决的许多重大问题要比剪辫子复杂得多。但宋庆龄满怀信心：“我们坚信，中国人能够明智地、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在这里又一次流露出她对国家和人民的自傲感。　她不无夸张地写道，“革命已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但她看到更远的目标，“博爱是人类尚未实现的理想……”、“缺少了兄名情谊，自由就没有牢靠的基础；在人们还没有彼此以兄弟相待之前，真正的平等也只不过是梦想”。　这个姑娘高兴地默想，她自己的国家将首先达到这样一种境地：“指出通向博爱之路的任务可能就落在中国这个最古老的国家身上……拿破仑·波拿巴说过，‘一旦中国动了起来，她将推动整个世界。’……多少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以它众多的人口和对和平的热爱……必将推动那个人道主义运动，即实现世界和平，使权利无需依靠军队和‘无畏’战舰作后盾”。在国际事务上，她还没有用革命变革的眼光去分析问题。她天真地写道，“一切政治分歧都将最后由海牙法庭来裁决。”　世界和平以及中国在实现这一目标中的作用后来一直是她漫长的一生中所最关心的事情，此外就是国家复兴和社会公正。怎样才能达到这些目标、为此需要进行什么样的斗争，她当时还不清楚。这对于一个如此年轻和缺乏生活经验的人来说，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重要的是，她以后逐步建立起一个个信念，并且一旦树立，就永不后退。正是在这些信念的激励下，在中国和世界历史后来的艰危进程中，她挺身进入无数艰苦的战斗。　对妇女和劳动人民的关心是她终生不渝的另外两大特征，在大学时期也已表露出来。　在《现代中国女性》①一文中，她说妇女教育在旧中国只是为少数出身高贵的妇女办的，而现在则正在普及。取得学校毕业文凭的女性正在开始考虑她们有责任去为公共福利而工作。她们追求在知识界的地位不是为了进入脱离社会的“上层圈子”，或者成为“被人供奉起来”的精神贵族。年轻的宋庆龄接着写道，妇女们正在要求普选的权利，因为“要使人类的一半提高起来是不可能的，除非同时把另外一半也提高起来。”她预言，“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的女性将“在各方面都比得上男性”。　①载《威斯里安》1913年4月号，第160页。据查证，此文是在辛亥革命前写成的，但因某种原因压了很长时间。　在这篇文章里也有一些陈旧的东西，比如，她说中国妇女“天性驯顺胆小”。她对基督教精神、甚至对旧的封建政府立意维新，说了不少称赞的话。这个年轻作者在希望中国也会产生一批像英美的“潘克赫斯特①和贝尔蒙特②”那样坚定的女权运动者时，提出了一个调和的附加条件；中国女权运动者所用的方法应该同那些西方的斗争派不同，她们应该实行这样一个口号：“要妇女的权利，但不要男人那种好勇斗狠。”　①潘克赫斯特夫人（1858-1928）是有战斗精神的英国女权运动者，斗争40年，多次入狱，至去世时终使英国妇女获得完全平等的选举权。其女哈里特·洛克赫斯特（1880-1958）亦为女权运动之佼佼者，主张用激烈手段争取英国妇女参政权，1903年与其母共建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1905年曾被捕入狱。A.E.S.v.　②贝尔蒙特（1853-1933)为美国女社会名流，积极参与女权运动，曾创建纽约妇女参政机构“政治公平联盟”。——译者　但在宋庆龄思想中，有一种看法是已经明确的，那就是：中国妇女的解放是整个民族解放的不可分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过来，中国的民族解放也离不开妇女的解放。后来，她不再期望在老的政府形态下妇女或整个国家会获得有效的进步，转而支持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并把它作为革命斗争的一部分，这一革命斗争是她的被欺凌的祖国和人民中占大多数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不分男女——所进行的。　在《阿妈》①一文中，她怀着敬爱之情叙述一位社会地位低下以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的女仆。虽然目不识丁，这个女仆却熟悉自己民族的传统，有头脑，很能干——“她很会说话，随便什么事都做得很成功”。年轻的宋庆龄是在富裕人家出生的，迄至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劳动妇女只有女仆，但她已能把她们看成同自己平等的人，认为她们的品格是值得钦佩的，她们的潜力是不可限量的。　①载《威斯里安》1913年4月号，第164页。　60年以后，宋庆龄多年的贴身女侍李姐（李燕娥，她的身世同《阿妈》中所写相似）比她先4个月去世。那时宋庆龄已是世界上地位最高、最受尊崇的女性之一，但她却亲自安排，要把李姐葬在她自己将来的墓地上，位置一样，连墓碑大小也一样。事情后来就是这样办了的。今天，她们一同长眠在上海的宋庆龄纪念公园里。　宋庆龄在美国的居留到1913年8月结束，这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启程回国。　在太平洋邮船公司的“高丽”号上，她曾给教过她的老师哈泽德夫人写过一封信，原信保存至今。①这信是从8月14日在船上开始写的，直到9月12日才在加了一段附言之后在日本神户寄出。　①这封信的笔迹清楚有力，她一生中的字迹都是如此。张彦在访问威斯里安学院时得到了一个复印件，并热心地提供给本书作者使用。　这封信的两个部分（主体和附言）很不一样，其不同的程度有如她已离开的那个环境同她正要进入的那个环境之间的差别——前者是安静的梅肯校园，后者是动荡的中国革命。从孙中山在日本的流亡地，也就是中国革命的临时指挥部看来，革命正进入第二阶段。　信的头六页是在旅途中写的，是一个生气勃勃、交游广阔的大学生一口气写下来的旅行随笔：“现在我正航行在太平洋上，过得非常快活。……我在6月22日离开波士顿去加利福尼亚……我在伯克利〔中国）代理公使夫人（我家的朋友）家里度过了愉快的两周。驻旧金山的总领事正巧是我温姨父在大学里的好朋友，他们一起为我安排了一个很有趣的日程。　“我游览了所有有趣的景点，成天不是宴会就是看戏，直到我习惯于这种高级的生活——和简单的头脑（？）。在中国留学生招待会上，我又是‘贵宾’……我上船时，发现船舱里装饰着鲜花，堆满了各种报刊和水果。我真觉得自己成了要人了。”　这番自我嘲讽的话表现了她在当时及以后都能客观地、自得其乐地看待自己。她的这种有点调皮的幽默还可以从她对旅伴们和船上活动的评述中看到。比如她写到由一个夏威夷乐队伴奏的舞会：“就连传教士也来参加了一呵！一当然只是作为观众。”这个来自威斯里安的姑娘是严肃的，但不古板、也不显得道貌岸然。　她对家庭的感情是浓重的。“再过五天，我就要在横滨见到父亲——也许是全家人了！时光怎么过得这样慢呀！”　接着，语言转得严肃一些。“我带着一封给孙逸仙博士的信……在中国，局势正在变得严重起来，我猜想我们大概将不得不在日本呆一段时间，因为即使在‘不许插手’的上海①，也不安宁。”　①上海的外国租界在中国时局发生混乱时往往可以免于波及，所以这里这么说。　但她觉得她回家乡的时间不会延误太久，所以她写下了复信的地址：“上海东余杭路628号”。她还说，想重访美国。“如果不是更早一些，那末我希望在1915年的巴拿马博览会上①会见到你。”　①指191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中国参加了这次博览会。　在9月12日写的那段附言里，她主要谈的是她在日本上岸后所听到的日趋黑暗的中国政治风云。“战事还在中国进行，我们因为是南方领袖孙先生的亲密伙伴，所以目前在中国是不安全的。”　在宋庆龄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中那种万事大吉的幸福感已经烟消云散了。不到两年前，她曾为中华民国国旗的升起自傲地欢呼。现在，在这面旗帜下正在进行内战。在旧势力的压迫和欺骗下，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了军阀袁世凯。这个前清王朝的总督是在眼看王朝摇摇欲坠的时刻，怀抱野心，投机共和的。　宋庆龄在这里所说的战事是指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因为袁世凯违背了他所作出的保证，并对一些革命派实行暗杀。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下令逮捕孙中山本人。孙中山被迫流亡。　正是在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命运看来处于最低点的时候，宋庆龄在回归祖国途中、在走向她自己未来目标的路上，在日本上了岸。

清朝灭亡前，120名孩童被送到美国做试验，后来他们都过得如何？

留学生作为当今世界上一个数量非常庞大的群体，他们的存在几乎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在国际化成为趋势的如今，出国留学显然不是一件大事。不过要说起我国的第一批留学生，那可在当时曾掀起了一阵不小的热议，毕竟走出国门，在当时看来还是一件非常新奇且危险的事。清朝灭亡前，陈镪，120名孩童送到美国做实验，灭亡后结果出人意料！

在1875年的时候，清政府在全国选取了30名孩童，准备将他们送往美国旧金山学习，而他们其中年龄最大的不过才16岁。由于当时留学环境非常险恶，所以清政府还特意与家长签订了协议，其中清政府全权负责留学开销，但一旦出现问题，政府一概不负责。在不久之后，清政府又选取了90名年龄参差不齐的孩童再次送往美国，而他们因此成为了我国的第一批留学生，也成为了第一批试验品。

要说起清政府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举动，这与当时一位名叫容闳的大臣息息相关。因为当时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之下，清政府可以说是受尽屈辱，而为了缓解这样的局面，“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便被提了出来，而容闳就是其中力主的一位。而且由于意识到孩童具有更好的学习能力，所以容闳上书建议派遣幼童留学，最终清政府也同意了这一请求，所以这便产生了第一批幼童留学生。

而在经过十多年的学习之后，这批留学生的能力和见识果然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其中他们有很大一部分人都纷纷回国效力，成为了当时各界的精英。他们有的成为了外交大臣，有的成为了教育者，有的还成为了海军将领。其中较为出名的包括北洋大学的校长蔡绍基，以及我国近代史上最为著名的工程师詹天佑。他们凭借着在海外留学而来的知识，在回国后用一己之力扛起了中国的各个领域，可以说他们不仅是中国近代史的推动者，也是中国技术的革新者，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是中国近代化的见证者！

洋务运动中对于出国留学采取了什么措施

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来改变清政府落后面貌是洋务派发起留学运动的最初目的。洋务时期的留学教育较有影响的主要有两次：幼童留美和福建船政学堂学生留欧，即1872-1875年清政府向美国派遣了四期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学；1877-1897年先后派出四批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赴欧留学。

（一）幼童赴美

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迫使清朝签订了一系列屈辱条约，清廷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形势，从“天朝上国”的梦中醒来。自强以图御侮成为朝野上下的主体意识，于是以向学习西方为目的留学运动得到了实现。1872年8月11日，三十名幼童自上海驶往美国旧金山，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留学生活。幼童留美作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发端，是洋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在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之事被誉为“中华创始之举，亦古来未有之事”。

清末留学教育始于留美，主要得益于以下三点：

一是容闳倡导留美。容闳是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的第一个中国人，他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教育，了解了西方政治和文教等制度。他认为要改变中国的面貌必须造就一批具有新思想的人才，学习先进的西式教育。留学教育思想经由容闳提出，在上层实力派官员中宣传，使一部分中国人逐渐意识到了留学教育的重要性，引发了对中国历史有深远影响的幼童赴美。

二是美国最早与清政府订立了留学条约。1868年在美国人蒲安臣的协助下，国人出访美、英、法等国，并和美国政府订立了《蒲安臣条约》。该条约第七条规定：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可以在中国按约只准外国人居住地方设立学堂，中国人亦可在美国一体照办。

三是日本向西方学习的举措影响了清政府。19世纪中叶，世界资本主义殖民者在世界范围内扩张，日本也被迫同西方列强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由于中国和日本历史上关系十分密切，故双方都很关注对方的情况。在日本向美国订购了两艘军舰，并计划学习其海军军事学及造船航海技术时，这些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政府传统观念的改变。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清廷在洋务派大员的促请下，于1872年夏末派出了第一批幼童赴美学习。

（二）福建船政学堂学生留欧

在洋务运动时期政府除了派幼童留美之外，还派了福建船政学堂学生留欧学习。政府派留学生赴欧，主要出于加强海防的需要。清政府在面对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威胁，急切希望创办一支近代化的海军，但是人才奇缺，技术问题也难以解决。

于是清廷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重金雇用洋人，充当技术顾问。但是，雇用洋人花钱多且有许多弊病。

二是开办新式水师学堂，培植海军人才。福建船政学堂是我国第一所学习自然科学新式学校，由于水师学堂的课程太浅且技术知识落后，满足不了培养新式海军人才的需求，再者聘请的外国教师和技术人员按合同约定期满归国。如何使船政学堂继续办下去及提高船政学堂毕业生的水平，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船政大臣沈葆桢提出派遣学生留学的建议，“臣窃以为欲日起……赴英国深究驶船之方，速则三年必事半而功倍。”

和留美幼童派遣的动机一样，清廷向欧洲派留学生也是出于办洋务企业的需要，只是更具体而明确地和创办海军联系在一起了。留美幼童的扬帆赴美，开了留学生的先河；国人有去欧洲各国游历，介绍欧洲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1876年郭嵩焘出任驻英公使，中英有了正式外交关系，这都为留欧生的启程铺平了道路。

洋务留学时期的留学生的选派工作

作为第一批清代官派留学生，政府并未设立专门的选派机构，选派工作主要由曾国藩等地方洋务大员负责。1871年初“访选”首批赴美留学生时，在上海设立了出洋肄业局这一临时机构，负责留学生的选派。1872年洋务大臣曾国藩的去世，使幼童留美事业的主要责任人改为李鸿章，他的态度直接决定着出洋肄业局的命运。尽管他给予了很多的扶持，但终因受到清政府更高层权力的制约，裁撤了出洋肄业局。

清政府在这一时期也未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留学教育在中央没有一个单独的部门，选派留学生也没有统一的专司机构，因而洋务时期留学生的选派基本上都是各省官员各自为之，有很强的随意性。

由于没有统一的选派机构，对选派工作也就没有统一而完整的筹划，致使选派时断时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选派的进程，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清政府虽然初步制定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顺应历史潮流的文教政策，但在全国的教育行政管理方面还有待于发展。

留学生的选派调件

选派条件是针对所选派的留学生而言的，总体看来，政府在洋务留学时期选拔要求较为严格但尚未规范化。挑选幼童出洋，为中国首创之举。挑选什么样的人出国留学，则成为奕诉、曾国藩等人最关注的问题。1871年9月3日，曾国藩上奏《挑选幼童赴泰西章程》十二条，在奏折中说到,选派学生赴泰西惟是试办，且有两难：选材和筹费。“盖聪颖弟子不可多得，必其志趣远大……”奕?对留学章程提出修改意见，尤其对招考条件作了更加详细的说明：首先要年龄幼稚；年龄越小就越不易受家庭所累，便于专心学习。其次须身家清白有殷实保证，体质经医生检验，方为合格。[6]第三要求中文有功底。留学章程规定，必须“曾经读中国书数年，携至上海公局考试，以节靡费。”最后在初次应考合格之后，送入上海预备学校，进行中西文强化。但进入预备学校，并不等于就一定能出洋留学，还要经过进一步的筛选。出国幼童是经过多次挑选出来的，所谓“选材难”是难在选材“精”上，它坚持宁缺毋滥原则。

洋务时期的留学绝大多数属于公费留学，政府对留学生的选派要求甚为严格，但由于这一时期还处于派遣留学生的初期，政府尚未有经验可循，再加上社会对西学的认识程度普遍不高，生源主要来自东南沿海比较开放的地区。经验不丰富和生源不充足，都使政府在制定留学生选拔条件时不可能有高的限定，从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对留学条件的要求较简单，招生选派也尚未规范化，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洋务留学的局限性

洋务派尽管承认西方科学先进，但坚持认为清王朝的统治体制和伦理纲常是最好的。封建伦理纲常是治国之本，西方的那些科学技术只是“奇技浮巧”之类的末端之学。他们对西学的认识仅是对西方的“坚船利炮”的认知，停留在简单的器物层面，这一时期留学政策粗糙零乱，未能对留学生的选派作通盘筹划，未能调动各地在派遣学生出洋的积极性，这必然影响留学教育的发展。在对留学生的管理中过高的中文要求和严格的思想控制，与远赴他国研求学术的终极目标及派遣初衷实难相符，对于某些政策的明显失误未能从深层加以反思，致使最后回国留学生大多进入了洋务事业各部门，进入学术思想界的则为数甚少。总之这一时期制定的留学政策，尽管具有极强针对性，但不具有规范性、系统性。

清政府派遣留学是在西方列强侵略和西方文化冲击下起步的，是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变革的产物。留学政策的制定既受封建制度旧观念的影响，又受现实的社会环境的限制。在一个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军阀混战的社会里，不可能有一个完善的留学政策，且会存在着一些不可避免的缺陷和失误。

中国早期留学生都有谁

今天分享的是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早期留学之旅的历史故事，希望你们会喜欢哦！晚清： 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的早期留美之旅！

四年以后,容闳所在的教会学校停办,容闳辍学了。他回到家乡干农活,卖糖果,还当过印刷厂童工。可他时刻盼望着继续读书,又过了两年,在一个英国医生的帮助下,他进了在香港的马礼逊学堂学习。一晃几年过去了。容闳在这所美国人办的学校里学到了西方许多有用的知识。有一天,校长布朗先生对全校同学说“我要回美国去了。我愿意带几名学生到美国读书。你们谁愿意去,就站起来。”“我去!”容闳大声说。

1847年1月4日,容闳和另外两个同学黄宽、黄胜,坐上轮船离开了祖国,跟随布朗先生到美国学习。他们是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到了美国,容闳进了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读书。为了维持生活,容闳就在课余的时间,帮人洗衣服,运煤,送报纸,生活很艰苦。1848年,容闳从孟松学校毕业了。和容闳一起到美国留学的两名中国学生,一个因为身体有病回国了,另一个人到英国去上学,只剩下容闳一个人仍然留在美国。他一心想报考耶鲁大学。

耶鲁大学是美国的名牌大学,学费很高,到哪儿去弄那么多钱呢?正当容闳为学费发愁的时候,他在孟松学校读书时候的老师海门先生来找他。海门掏出一份文件,对容闳说“这是一份志愿书,表示自己决心当一名传教士。如果你填写了这份志愿书,教会就会出钱资助你上大学。”容闳把志愿书拿过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低头沉思了阵,然后把志愿书还给海门,坚决地摇了摇头,说“不,我不能填。“为什么?难道你不再想上大学了吗?”海门先生睁大了眼睛问。“我上大学是为了多学习些知识,将来报效祖国。如果我填写了这份志愿书,将来只能去当教士,而不能根据国家的需要选择自己的职业,这和我的志愿不相符合,所以我不能填这份志愿书。”

后来,还是布朗先生帮助容闳弄到一笔钱。经过严格的考试,容闳终于考进了耶鲁大学。

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宣布实行新政是在哪一年

先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开始，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下诏变法，要“取外国之长”、“去中国之短”，开始实行“新政”。在“新政”推行的最初三年里，比较突出的有三件事。第一是提倡和奖励私人资本办工业。1903年9月，朝廷成立了商部，由前一年曾被派往英国、法国、美国和日本考察的皇亲贵族载振担任尚书，工矿业和铁路都归这一部管理。第二是废除科举考试制度，设立学堂，提倡出国留学。1901年清廷即命各级书院分别改为大学堂、中学堂、小学堂，引进新式教育。1904年1月，张之洞等制定通过了学堂章程，将普通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级教育，这就是具有近代化性质的“癸卯学制”。从1906年起，停止科举考试，一律从学堂选拔培养人才。中国延续了1000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从此结束。第三是改革政制与军制。1903年12月，清廷成立练兵处，以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大臣，袁世凯实际掌握了练兵大权。清末新政，在实际操作上是戊戌新政的继续。它是在不触动旧有的封建势力的基础上采取的防危补救措施，从某种程度上讲，它是清廷向西方列强讨好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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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清朝后期大多数中国人都去日本留学，为何不去欧美留学呢？

从整体上来看，清朝一直是闭关锁国，直到清朝末年，才被列强们的坚船利炮敲开了国门。受尽屈辱的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这个世界，一部分有识之士，如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员，发现了中外的差距之所之越来越大，就是因为国人的固步自封，于是，清廷才有了派人赴欧美等国留学的计划。

i清朝第一批赴美留学生

1872年清政府往美国派留学生，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第一批留学生，他们的年龄都不大，挑选的是10岁到16岁的幼童出国。根据当时的洋务需求，学生主要学习科技、工程等办洋务急需的学科。

留美学生

当时人认为出洋留学吉凶难测，所以，最早的留学生全是平民子弟，没有皇室官僚子弟。幼童留美，原计划时限为15年，不料1881年清政府下令撤回全体留学生。这一事件史称“留美幼童公案”。就这样，幼童留美仍被称为开了近代官派留学教育的先河，被誉为中国留学教育的里程碑。

詹天佑

尽管如此，出国留学也没有白费，因为这些归国留学生，大多数都学有所成。他们中有“中国铁路之父”的詹天佑、中国第一批矿业工程师邝荣光等，更多则成为军界、学界、商界的人才。

甲午觉悟

甲午战争（1894年）之后，国人的留学热才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因为清廷规定，学成归国的留学生能过考试可以授予举人身份，并按专业安排工作。

但是，当时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许多有志青年都选择去日本留学，这一点颇让人费解。

日本遣唐使

一是从感情上，唐代时是日本派出大量遣唐使来中国学习，现在师生却掉了个儿，国人的自尊上多少是有些过不去的“坎儿”；其二，日本其实只是个二道贩子，他们所谓的先进技术与治国理念也是不久前才从西方国家学来的，含金量明显低于欧美等国。

青年鲁迅

即使如此，大批中青年还是前赴后继地东渡赴日，比如鲁迅、郭沫若等我国近代史上的知名人物，都是有着留日经历的。他们之所以选择日本而不是欧美，想来有如下几个原因：

其一是去日本不用签证，少了许多出国手续上的麻烦，只需一张船票就可以乘风破浪济沧海。而且到日本的船票又便宜，到横滨最贵的头等舱不过五十四银元，到长崎最便宜的三等舱才六银元。

留日名人张断（右三）

其二是留日的学费非常便宜，一般富裕点的家庭就可以承担得起。当时，留学欧美的学费，就以官派的留美学童为例，他们中少的一年七八百两银子，多的一年有两千两。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留日学生

那时的一两银子值多少钱呢？当时一个鸡蛋值两枚“当十钱”，即二十文，一两银可以买七八十个鸡蛋。当年，齐如山（戏曲理论家）和三个朋友吃一顿便饭不过二十枚铜元，约合七分之一两银。以购买力计算，那时的一两银子至少相当于2009年的300元。

齐如山（中）与梅兰芳（左）等人的合影

这样算来，一个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一年一千二百两银子，相当于36万元。不是每个家庭一年都能拿出这样一大笔钱的。

而到日本则不同，学费相对于欧美要便宜不是一点半点——一年十七两银子就能搞定。

早稻田大学毕业证

以日本当时最著名的私立大学早稻田大学为例，1905年的《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章程》记载，专为中国人设的“清国留学生部”预科学费为每年日银三十六元，本科学费是日银四十八元，如果继续上“大学高等预科”和“大学部”，清朝留学生与日本学生缴同样学费，各分三期，高等预科总计日银三十七元五，大学部日银三十三元。

留日学生

当时，日银两元相当于华银一元，即七钱白银。也就是说，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的学费，最贵也不过每年十七两银子！

其三是留日学生回国后，与欧美留学生享受同样的待遇。

投入低，回报又不差，除了公款，谁还要大老远地跑到欧美啊。

好了，今天关于“清朝出国留学时间”的话题就讲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的介绍对“清朝出国留学时间”有更全面的认识，并且能够在今后的实践中更好地运用所学知识。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需要进一步的信息，请随时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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